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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作了批示：“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不应当无条件接受，而应当坚决抵制，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广大革命师生及革命干部对于错误的领导，就广泛地进行过抵制。”
刘少奇心情沉痛地说：“主席就这些文件发出在征询我的意见时，明确地说：‘你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这些错误不影响政治上的前途，只要不搞阴谋活动，文化革命一结束就可以重新组织机构继续主持卫作。’我相信毛主席的话，所以我不想在此问题上再作任何努力。”
刘澜涛压低声音说：“你的这些心情我理解。主席在会上一再强调这次运动要重新审查干部，我是担心有人又要利用我们的历史状况作文章。”
刘少奇一怔，也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他犹豫片刻，说：“不过，这个问题是经过中央和组织部门多次考察和审查的，毛主席是不会不同意中央的有关决定的。”尽管活是这样说，他的思路还是倒回来了。不过，他预感到了此事的最大麻烦是，稍有不慎，就会造成比现状更为悲惨的后果。当他们开始对每件事情提出疑问的时候，寻找潜在的因素和动机，一旦被没有那番经历的那些人获悉，他们肯定要从这里打开缺口。
刘澜涛之所以冒着一定的风险来这里，都说明他们已把此段历史作为了他们精神上的沉重负担。
那是1935年11月后，刘少奇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在天津主持北方局的工作，任北方局秘书长兼刘少奇秘书的林枫协助他工作。当时面临的局势是日冠侵占华北、全国抗日救亡运动非常高涨，北方局却极其缺乏干部。他记得，是北方局组织部长柯庆施提出了要关押在北平军人反省分院的一批党员履行敌人规定的手续出狱的建议，对此北方局完全同意。于是，刘少奇出面给主持中央工作的张闻天写了一封信，说：北方白区工作干部极缺，抗日形势迅速开展，急需解决干部问题。现在北平监狱中有一批干部，过去表现好，据监狱内部传出消息，管理监狱的人自知日子不长，准备逃走，也想及早处理这批犯人，所以只要履行一个简单手续犯人即可出狱。如不早办此事，日本人占领平津后，就不能办了。刘少奇要求张闻天赶快答复并要交通员等着把复信带回去。信中还附带着狱中共产党员提出的有三个条件的请求书，也要张闻天签字。那三个条件是：1．自首出狱的责任要由中央负责；2．自首出狱后不受歧视；3．自首出狱后要按正式党员立即分配工作。
由于事情紧急，张闻天立即与有关人员商量后签了字，予以批准。
1936年6月，刘少奇即以中央名义先后向“北平军人反省院”及其他“反省院”中被监禁着的共产党员，下达了“可以履行反共自首手续”的指示。这个指示通过林枫和徐冰，让孔祥侦写成信件。由魏梦玲负责送进监狱。开始，反省院党支部怀疑这个指示，没有执行。经核实证明指示属实后，以狱中党支部书记薄一波为首的共产党员决定响应此决定，经杨献珍三易其稿，征得国民党当局同意，在反共启事》上签了字。
1936年8月30日的《华北日报》上全文发表了这份题为《徐子文反共启事》的文件。
“子文前因，思想简单，观察力薄弱，交游不慎，言行不检，致被拘禁于北平军人反省分院反省自新。
“当兹困难时期，凡属中国青年均须确定方针为祖国利益而奋斗，余等幸蒙政府宽大为怀，不咎既往，准予反省自新，现已诚心悔悟愿在政府领导之下坚决反共，做一忠实国民。以后决不参加共党组织及其它任何反动行为并望有为青年俟后莫再受其煽惑。特此登报声明。
徐子文（安子文）刘华甫（刘澜涛》杨仲仁（杨献珍）周斌（周仲英）董旭天（董天知）夏维勋（鲜维勋）冯俊斋（马辉之）张永噗（薄一波）徐立荣（徐子荣）
中华民国二十五年八月三十日”
1940年至1941年间，刘少奇主持起草过一个带有征求意见性质的文件，其中分析了出狱的几种情况：一、被捕后经不起敌人拷打引诱自首者，”不施恢复党籍：二、经得起敌人拷打和引诱而后期组织需要自首，又没有出卖组织者，可以恢复党籍。由于许多人的反对，这个文件没有被通过。
早在北京解放之后，刘澜涛就向刘少奇提议：“对1936年写自首书的问题还是请中央做个结论，恐怕以后时间长了不好说。”刘少奇当时就回答：“不要作结论了，党了解这个事。经那个手续出来的，你写个名单放在中央，以后这些人出什么事叫他们到中央来查。凡用这种办法出狱的都不是叛徒。”于是，刘澜涛便详细地写了一个名单，交给了刘少奇。
1962年，刘少奇指示安于文把登记上来的名单交给邓小平，说：“凡在卷者，不管谁查问，均一言以蔽之有了组织结论。谁追查就说中央知道，这是组织秘密，不能告诉你。填表时就填组织营救就行了。”
而今，刘少奇已经觉得自己正在失去保护这些人的能力。在当前的政治生活里，他们只有对方，把各自的感情和帮助倾注到对方身上，为了对方，甚至不惜放弃自己的利益，这样才能保持联盟的巩固。而一旦失去这批力量，自己的地位也将岌岌可危了。
“主席，”刘澜涛试探地说，“即将通过的中央决定指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你看这种大火会不会烧到我们身上？”
王光美叹了口气，轻轻地摇摇头。
刘少奇想了一会，显然下了决心：“只要自己问心无愧，烧就烧吧！不管怎么说，还按中央通过的决定办！”
十七
按照周恩来的分工，王力负责起草公报的国际部分。
“那有什么难的，把中央和毛主席、刘主席和周总理一再阐述的对外方针写上不就得了嘛。”王力一边搓着刮得泛了青的下巴颏，喜笑颜开地对身边人员讲，“我现在很忙，都是主席、总理交办的事，不办不行啊！也亏着是我，换了别人早累趴下了。”
他尽量在初稿中体现着各位中央领导人的意图，以便作到每个论点都有依据，甚至有些段落就是他们的原话。从1960年起，他就列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参加中央文件的起草工作，1963年担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后，他又列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所以很清楚起草中央文件的特殊规则，即不允许杂夹任何个人的意见，但又必须体现主要领导人的有关论点。不兼顾各方，很可能会使文件夭折，在中途另易他人。
他写道：“八届十一中全会认为，当前全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革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形势是大好的。当前正处在世界革命的一个新时代。各种政治力量正在经历着一个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的局面。各国人民的革命运动，特别是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的革命运动，正在蓬勃发展。尽管国际形势的发展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各种曲折和反复，但是，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总趋势，是改变不了的。……”
这些都是毛泽东的话。王力几乎来了个原文照搬。写到这里，他认为有必要引用一段刘少奇的话，不然刘少奇看到草稿后，会有意见。他想起三四年前参加起草《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后，刘少奇曾把他叫去，很严肃地质问：“为什么没有把我对社教的一些重要观点写进去？其中有些经验是我亲自下去摸索和总结出来的，不写总不恰当吧？”当时王力吞吞吐吐，感到一种说不出来的难堪。
现在，不能再有丝毫疏忽了。他从刘少奇的好几个讲话里选出了一段，加在了后面：“正如刘少奇同志指出的：‘当前国际形势的发展，必将越来越对世界各国人民有利，对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有利，而使我们的敌人陷入更大的困境之中。’美帝国主义及其在各国的走狗对革命群众的残酷镇压、疯狂进攻和收买欺骗，都不能挽救他们灭亡的命运，相反，只能进一步促进各国人民的革命觉醒……”
后面的话是周恩来的，只不过没有注明是他说的罢了。
王力起草好他负责的这一段落后，送交周恩来审阅。
周恩来看得相当认真，几乎是一个字一个字地在推敲。很快，他的那支红蓝铅笔停留在稿纸上不动了，本来平展的眉字间皱出一个“川”字。
一直坐在总理对面的王力心中一惊，急忙站起身，凑到周恩来跟前，准备解释。到跟前他才看清周恩来的那枝笔，一直在刘少奇的那句话前来回晃悠。
“我核对过两次，没有引用错。”
周恩来没有搭理他，仍在苦苦思索。足有两分钟后，那枝笔“刷刷”在草稿上画了两道红杠，终于删掉了刘少奇的那段文字。
“总理，为什么删去？”
周恩来淡淡地说：“这样会使文件更精练、更简短一些。”然后又聚精会神地继续修改起来。
一直到改完最后一个字，周恩来才把几段文件合拢在一起，长长地喘了一口气，轻声说：“就这么定了。你将文件清理一下送交政治局常委传阅。记住，顺序是：林彪、小平、伯达、少奇、康生、富春、朱德、陈云和陶铸。”
王力一怔，脱口而问：“是不是少奇同志的问题又要升级？”
周恩来抬起头，瞪了他一眼：“你问这么多干什么？”
王力是个鬼精灵，从周恩来的眼神里，他立刻感觉到中央马上要有人事调整。他咧着嘴笑了笑，也不答腔，往窗外伸头瞅了几眼，长安街的华灯明晃晃的，整个广场已经空无一人了，他这才知道夜已很深，人们可能早已进入梦乡了。他拿上周恩来审阅以后的文件，离开了人民大会堂。
尽管王力深知保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