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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何时住手当然也是历史研究的一个问题，她的忠告是：“你必须在完成之前停下脚步，否则你将永远不会罢手，也不可能完成。”她解释说：“历史研究是没完没了的诱惑，但是写作却是一件苦差事。走到一个阶段，终究要开始进行挑选、精拣并结合史实所谓剪刀浆糊的工作，并且梳理出一套模式，进而建立叙事形式，简言之，就是开始撰写。”“撰写是一个劳心费时且痛苦不堪的过程，有时会令人不禁气馁。过程中可能需要重整、修改、增订、删减或重写。但是也会给你带来激动、狂喜的快感，好像站上奥林帕斯山峰的那一刹那。”
令人讶异的是，塔奇曼自己是经过多年磨练才发展出她著名的叙事风格。她在哈佛的毕业论文只得到“了无特色”的评价。她的第一本书《圣经与剑》遭到退稿30次后才有出版公司愿意帮她出书。她一路走来努力不懈，最后终于得出一套放诸四海皆准的公式：下苦功，多听多想、持续不断地实践。
第一部分：前言序（3）
塔奇曼特别看重我们大家都可以自由掌控运用的伟大的工具力量，亦即英文这个语言。的确，这个信念使她经常在历史研究题材以及应以何种工具适切表达之间徘徊挣扎：“重要的是，我是个作家，只是以历史为题材而已。”她说道：“我对写作艺术的兴趣与对历史的兴趣不相上下……文字发出的声息以及文字声息与其代表的意义之间的互动深深令我着迷。”觉得自己想出了绝妙好辞或琢磨出佳句时，她忍不住立即想与别人分享，于是拿起电话一字一句念给她的编辑听。她觉得精准、典雅的文字是赋予历史美妙声音的乐器。读者打开书后会一页页翻下去，是她写作的最大目标。
在一个大众文化普及化以及庸俗化的时代，她无疑是个精英分子。对她来说，高质量有两个基本标准：下的工夫要深以及目的要纯正。其间的差别不仅只是艺术技巧而已，也在于意念。“你要做到别人都说好；要不然就只有流于半吊子。”
塔奇曼与学术界和评论家维持戒慎恐惧的关系。她没有博士学位，“我想这反而救了我！”她相信传统学术生涯的要求会让想象力失去空间，窒息写作热情并扼杀散文体风格。她说：“学院派的史学家深受限定窄化读者之苦，先是论文指导教授，再来是演讲厅的听众，让读者看得下去并非他们的主要重点。”有人建议她或许可以去教书，“我为什么该去教书？”她如此强烈地响应：“我是一个作家，不想误人子弟！我即使想教，也做不来。”对她来说，作家就应该驻足图书馆或在田野实地调查，或埋首案前写作。她强调，希罗多德、吉本、修昔底德、麦克考利和帕克曼不也都没有博士学位？
有些评论家，尤其是学院派评论家，将塔奇曼的作品列为通俗历史而嗤之以鼻，隐含只因作品太过畅销，一定达不到他们自己所设标准的意味。这种贬抑的评论刺伤了她。大部分作家对负面评价采取默不作声政策，因为若作出响应只会激怒对方，给自己带来更多伤害。然而，塔奇曼却正面回击。她写信给《纽约时报》说：我注意到那些迫不及待指出作者漏东漏西的评论家，自己反而没有全部看完他所评论的作品。而且“非小说类的作者都了解那些评论家非得要挑出一些毛病才能凸显他们的博学多闻，我们也等着看他们到底能从鸡蛋里挑出什么骨头”。 塔奇曼最后多能打败那些评论家，至少他们不敢再与她正面冲突。这些年来她陆续应邀到很多名校演讲、获颁荣誉学位，并两次赢得普利策奖，她也当选为美国艺术与文学学院成立80年来的首位女性院长。
尽管她具有好战的专业性格，但她作品中却有一种罕见的容忍。她用极为人性的语法描述笔下虚荣、自大、贪婪、愚蠢和懦弱的人物，也尽量假设他们并非生来就如此。举一个最好的例子：在分析脾气火爆的前驻法英国海军远征军团元帅约翰·弗伦奇爵士不愿派军队上战场的原因时，她写道：“不管是否出于军队最好保持现状，尽量避免人员无谓伤亡的考虑，英国战争部长基钦纳勋爵下令按兵不动；或者是约翰·弗伦奇了解到远征军若全军覆没，英国再也没有训练精良的部队可补充增员；或者把自己的军队置于离可怕的敌人仅几英里的欧陆战火下，沉重的责任感压得他喘不过气；又或者在他表面大胆的言行下，天生的勇气在无形中一点一滴消逝。若非设身处地站在他的立场，很难评断他的行为。”
塔奇曼写历史目的是要呈现人类的挣扎、成功、挫折和失败的全貌，但她并不作道德判断。尽管如此，《八月炮火》一书仍含有历史的教训。愚不可及的帝王、政客和将领错误地踏进一场没有人要的战争，这场大决战如同一出典型的希腊悲剧般，一步步冷酷地迈向毁灭却无可挽回。塔奇曼在书中写道：“1914年那个8月，某些无可逃避且与我们都息息相关的共通的因果隐约浮现，它摆荡在这场战争是精心完美策划抑或人天生不免犯错之间，让人因心生‘我们全为了荣耀上帝而战’的想法而惊悚颤栗。”塔奇曼希望读她书的人能从中记取警示，避免重蹈覆辙且日有所进。正是作者的这分诚心和书中隐含的教训，使上至总统首相、下至上百万的普通读者都对这本书爱不释手。
家庭和工作占据了塔奇曼的生活，她最大的乐趣就是坐在桌前写作，工作时她绝不容许自己分心。成名之后，有一次女儿艾尔玛对她说，珍妮·方达和巴巴拉·史翠珊想请她写电影剧本。她摇手表示不要，艾尔玛不死心地问：“但是妈，难道你不想看看珍妮·方达本人吗？”塔奇曼仍回说：“不可能，我正在做事，没有时间！”
她的第一份原稿是先手写在黄色的活页便条纸簿上，然后再照手稿打字，每一行距间固定空三行，方便日后重整文句时剪贴用。她通常一口气工作四五个钟头，中间不打岔。她的另一个女儿杰西卡回忆说：“《八月炮火》完稿的那个夏天，有一天我母亲进度落后急着想要赶上，为了远离电话的干扰，她在一座老旧但通风的制乳厂内架了一张桥牌桌和椅子，而工厂的隔壁就连着马厩。她早上7点半就起床工作，我的任务是在12点半时为她送午餐，午餐托盘上通常就是一个三明治、一瓶V…8牌瓶装果汁和一份水果。我每天悄然无声地走近马厩外的针松林，发现她总是同一个坐姿，那么地全神贯注。5点或稍晚她才收工。”
塔奇曼那年夏天为了一段文字，反复推敲了8个小时。后来那段文字成为她所有著作中最出名的经典佳句，这就是《八月炮火》的开场白：“1910年5月的一个上午，……，多么宏伟的一个场面！……”还没有与这本书相会的幸运儿现在可以开始翻开下页展读了。
第一部分：前言自序（1）
本书的缘起可溯至我早先写的两部主题皆为一次世界大战的著作。第一部是《圣经与剑》，内容描述英法联盟在中东与土耳其打得如火如荼之际，为使英军顺利开进耶路撒冷，英国遂在1917年发表《贝尔福（Balfour）宣言》的来龙去脉。耶路撒冷是犹太…基督教，也刚巧是伊斯兰教（虽然当时这点没有今天那么受到重视）的发源地和宗教中心，夺取圣城因而被视为一个划时代的举动，需伴以重要的宣示动作，并赋予其合适的道德正当性。一份承认巴勒斯坦是原住民族祖国的官方声明，正合乎这个需求。这并非一个亲犹太主义思维下的产物，而是基于两个其他因素：一是圣经，尤其是旧约对英国文化的影响；以及当年很多人深信不疑的逻辑，亦即《曼彻斯特卫报》那时所谓的考虑苏伊士运河两岸军事状况的说法，简言之，就是“圣经与剑”。
在《八月炮火》前的第二本书是《齐默尔曼电报》（The Zimmermann Telegram），这本书写的是当时德国外交大臣阿瑟·齐默尔曼（Arthur Zimmermann）企图说服墨西哥和日本加入德国同盟，在美洲向美国宣战的计划，并以归还墨西哥原有的得克萨斯州、新墨西哥州、亚利桑那州和加州等土地作为报酬。齐默尔曼这个聪明的构想旨在借着把美军困在自己的本土战场，而无暇顾及欧洲战事。然而，结果却适得其反。记载计划详情的无线电文在传给墨西哥总统途中，被英军拦截解码，立即转交给美国政府，华盛顿随后公布电报内容。齐默尔曼的计划在美国国内引起公愤，反而帮助美国仓促加入欧洲战场。
在与历史打交道这么多年后，我一直认为时钟在1914那年卡住不动了，也就是说，就在那一年，19世纪才真正结束，开始迈入我们的年代——丘吉尔所宣称的“可怕的20世纪”。在寻找写书题材的过程中，我感觉1914年绝对是个好题目。但是，我并不知道应该从什么地方入门或采用什么架构。当我还在踉踉跄跄寻找正确的切入点的当儿，一个小小的奇迹出现了。我的经纪人打电话给我说，有一个编辑想请我写一本关于1914年的书，问我要不要与他谈谈。我一下子当场愣住了，但还没有到说不出话来的地步。我当然一口应允。尽管我很高兴这个编辑慧眼独具找到我这个正确人选，但想到原来其他人也有类似我的构想，不免令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