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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家里常有许多小客人，这或许是因为我们客厅中没有什么高级装璜的缘故，我们既没有什么古瓶、宫灯或是地毯之类的饰物，当然也就不在乎孩子们近乎野蛮的游戏了，假如别人家里是“高朋满座”的话，我们家里应该是“小朋满座”了。这些小孩每次看到我，总显得有几分畏惧，每当这种时候，我常想，我几乎等于一个客人了，但好心的弟弟每次总能替我解围。
“不要怕，她是我姐姐。”
“她是干什么的？”
“她上学，在台北，是上大学呢”
“这样大还得上学吗？”
“你这人，”弟弟瞪了他两眼：“大学就是给大孩子上的，你知不知道，大学，你要晓得，那是大学，台北的大学。”
弟弟妹妹多，玩起游戏来是比较容易的，一天，我从客厅里走过，他们正在玩着“扮假家”的游戏，他们各人有一个家，家中各有几个洋娃娃充作孩子，弟弟扮一个医生，面前放着许多瓶瓶罐罐，聊以点缀他寂寞的门庭。我走过的时候他竭力叫住我，请我去看病。
“我没病！”说完我赶快跑了。
于是他又托腮长坐，当他一眼看到老三经过的时候，便跳上前去，一把捉住她；“来，来，快来看病，今天半价。”
老三当然拼命挣扎，但不知从哪里钻出许多小鬼头，合力拉她，最后这健康的病人，终于坐在那个假医生的诊所里了，看她那一脸悉容，倒像是真的病了呢，做医生的用两条串好的橡皮筋，绑着一个酱油瓶盖，算是听诊器，然后又装模作样地摸了脉，便断定该打盐水针。所谓盐水针，上端是一个高高悬着的水瓶，插了一根空心的塑胶线，下面垂着一枚亮晶晶的大钉子，居然也能把水引出来。他的钉尖刚触到病的胳臂，她就大声呼号起来，我以为是戳痛了，连忙跑去抢救，却听到她断断续续地说：“不行，不行，痒死我了。”
打完了针，医生又给她配了一服药，那药原来是一把拌了糖的番石榴片，世界上有这样可爱的药吗？我独自在外的时候，每次病了，总要吃些像毒物一样可怕的药。哦，若是在那时能有这样可爱的医生伴着我，我想，不用打针或吃番石榴片，我的病也会痊愈的。回家以后，生活极其悠闲，除了读书睡觉外，便是在庭中散步。庭院中有好几棵树，其中最可爱的便是芒果树，这是一种不能以色取胜的水果，我喜欢它那种极香的气味。
住在宿舍的时候，每次在长廊上读书，往往看到后山上鲜红的“莲雾”。有一次，曹说：“为什么那棵树不生得近一点呢？”事实上，生得近也不行啊，那是属于别人的东西；如果想吃，除了付钱就没有别的法子了，这个世界有太多的法律条文，把所有权划分得清楚极了，谁也不能碰谁的东西，只有在家里，在自己的家里，我才可以任意摘取，不会有人责备我，我是个主人啊！
回家以后惟一遗憾的，是失去了许多谈得来的朋友，以前我们常在晚餐后促膝谈心的。那时我们的寝室里经常充满了笑声，我常喜欢称她们为我“亲爱的室民”，而如今，我所统治的“满室的快乐”都暂时分散了。前天，我为丹寄去一盒芒果，让她也能分享我家居的幸福。家，实在太像一只朴实无华而又饱含着甜汁的芒果呢！
我在等，我想不久她的回信就会来的，她必会告诉我，她家中许多平凡而又动人的故事。我真的这样相信；每个人，当他回到自己家里的时候，一定会为甜蜜和幸福的所包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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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环
我不止一次听到别人说我冷漠，说我骄傲，说我盛气凌人，这是他们的偏见吗？或是我自己并不十分了解自己呢？我是否已经树立了许多敌人？我不知道，我只晓得，我是有些朋友的，我只晓得，在我身边还有许多人，认为我并不冷漠，并不骄傲，并且并不盛气凌人——菊如就是其中的一个。
我认识菊如是在四年前的新生训练中，她拖了两条长长的辫子，穿着一件格子裙，笑的时候总要加上强调的尾音，让人很自然地也想跟她一起笑，我特别喜欢她那胖墩墩的体型，让人有一种舒泰的感觉。
开学后不久，女孩子们很自然地便混熟了，午饭后我们总坐在竹林子里面谈天，有一次我们谈到自己的绰号，她说：“我小学时就叫小胖，到了初中原来以为可以换掉了，谁知又有人叫我小胖，等升了高中，还是叫小胖。”
“那么，我们沿着朝旧制吧！”大伙儿便兴奋地决定了。
那时候，班上有十个女孩子，我常喜欢在暗地里仔细评较她们，她总是拖拖拉拉的，懒懒散散的，仿佛要她修饰一下，就会让她头痛十天似的，她从来不矫揉造作，从来不企图让自己更女性化。但是，我终于认定她是最美的。她的脸上永远刻划着一种自然而又含蓄的美，那线条挺秀的鼻梁，那棱角分明的嘴唇，是我从来没有在别的面孔上发现过的一一即使有，也不可能配合得像她这样巧妙。她又戴着一付眼镜，显得斯文而秀丽。我常想，如果我有她一半的娟秀，如果我有她一半的可爱，那该有多么好！
其实，除了外形的美丽之外，她还许多更吸引的地方，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人，像她一样和悦、一样讨人喜欢。也从来没有人有她那样惊人的记忆力——居然能够在四十分钟内把《过秦论》背熟——那是我努力了两个晚上仍不能上口的，此外，我每次想起她，总不免要怀念起她的幽默感。并且觉得上帝本来就准许某些人得到较多的东西，他必定是怕那些美好的本质，若是流到其他人的手里，会被糟蹋掉了。我一直相信小胖所以有优异的秉赋，是因为她配得的缘故。我也确信，我们所以能成为好朋友，是因为她的温良，而不是由于我。
那时侯，她是六号，我是七号，我们的座位是如些紧挨着，逐渐地，我们的情感也彼此挨近了，当时，没有宿舍，我们都带便当，往往到十一点钟就忍不住要取一点来充饥了，但她的食量极小，每次总央求我替她吃一块卤蛋或几块豆腐干，我很庆幸自己一直有很好的食欲，能够一直接受她善意的馈赠。有时她也尝尝我便当盒中的鱼片或是素鸡，我们彼此以“酒肉朋友”戏呼对方，往往把局外人搞得莫明其妙。她的家住在台中，每次归家，她总带回一盒凤梨酥给大家享用，我因为是她的“酒肉朋友”，总比别人多分到几块。
我们两个人都有一个共同的毛病，就是反应太过灵敏，每次教授的笑话还没讲一半，我们的笔声就忍不住迸了出来，好在我们总是一起笑，还不至被目为怪物。二年后，我们的座位分开了，每次一想笑就得制止住，两个人远远地递个眼色就算了。
我们都不用功，一聊起天来就失去了时间观念，有时候话说完了，两个人相对面视也觉得很有趣的。有一次，读了李白的诗，就彼此以“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打趣。后来又有一次，我们一起去看一位教授，教授对她说：“如果晓风是男孩子，你嫁给她倒是很相配的。”
“我一直很安于做女孩子。”我对教授说：“不过如果做男孩子而又能娶到这样的太太，我倒很向往。”
当然，我一直没有成为男子，但我们的友谊仍在平静中进行着，那种境界，我总自信比之爱情是毫无逊色的，谁能说澄清的湖水比不上澎湃的汪洋，又有谁能说请冽的香片比不上浓郁的咖啡呢？
她常常做出许多很洒脱的事，颇有点侠士的意味，让我们又诧异、又好笑，却又不得不佩服她的鬼脑筋——我就是喜欢这种作风，就好像我喜欢读一些跌宕生姿的古文一样。
有一次，是冬天，她刚搬入宿舍不久，那天晚上她从外面回来，便径入我的寝室，我很少看到她那样美丽，她头上扎着丝巾，身上是一件奶油色的风衣，脚下则是一双两吋半的高跟鞋。
“去赴约会吗？难得这副打扮。”
“去买红豆汤，”她把提盒递给我看。“我们寝室里住着几个饿琈呢，我只好去买点东西来救灾。”
“那又何必如此盛装呢？”
“盛装吗？”她大笑起来，把丝巾和风衣取了，立刻，一个寝室都笑倒了，原来丝巾底下包的是她缠满发卷的头发，风衣里面则是一袭睡衣——裤脚管是卷起来。
当然，她并不是常常戏谑的，唯其因为她经常守着严正的轨迹，所以更见她恶作剧的趣味。我喜欢和她谈到庄严的事，那使我感到她同时是我的良师和益友。
我永远不会忘记那天晚上，她坐在我的床沿上，当夜色渐渐深沉，我们的题目也愈谈愈深：“我只有一次，被一个故事感动哭了，是我姐浇讲给我听的，那天竟然完全控制不住。”她的声音很低，像是直接从心脏里面发出来的——没有经过喉管和舌头。
“告诉我那个故事吧！”
“我要告诉你的。”她望着我，目光深沉，“我姐浇有一个同学，一个很好的女孩子，她一面读书，一面做事，她的母亲是个没知没识的人，她们全家几乎都是靠她撑着，后来她考取了留美，到外去辞行，她母亲总跟着她，当她女儿和别人谈话的时侯，她总带着近乎崇敬的意味呆呆地朝着她，一直到上船的那一天，她把女儿送到船上，当汽笛起鸣的时候，那妇人忽然抖着双臂哭喊道：”妈妈跟慕讲的话你记不记得呀… ‘不知为什么，我也忍不住地哭了。
“你怎么了。”她问我，但她自己的也在抹眼睛。
“我忍不住，真奇怪，这样平的故事我也忍不住。”
黑暗里我们相对垂泪，之后我们又为自己的脆弱感到很腼腆，我们曾把这故事告诉几个其他的同学，他们却似乎毫无所动。
毕业考的前一周是我们最用功的阶段，我们两个常一起开夜车，但多半的时候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