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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连没有生命的，也和谐地存在着，土有土的高贵，石有石的尊严，倒地而死无人凭吊的权尸也纵容菌子、蕨草、蓟苔的木耳爬得它一身，你不由觉得那树尸竟也是另一种大地，它因容纳异已而在那些小东西身上又青青翠翠地再活了起来。
生命是有充分的余裕的。
忽然，我听到人声，胡先生来接我了。
“就在那上面，”他指着头上的岩突叫着，“我爸爸打过三只熊！”
我有点生气，怎么不早讲？他大概怕吓着我，其实，我如果事先知道自己走的是一条大黑熊出没的路，一定要兴奋十倍。可惜了！
“熊肉好不好吃？”
“不好吃，太肥了。”他顺手摘了一把野草，又顺手扔了，他对逝去的岁月并不留恋，他真正挂心的是他的车，他的孩子，他计划中的旅馆。
山风跟我说了一天，野水跟我聊了一天，我累了。回来的公路局车上安分地凭窗俯看极深极深的山涧，心里盘算着要到何方借一只长瓢，也许长如构子星座的长标瓢，并且舀起一瓢清清冽冽的泉水。
有人在山跟山之间扯起吊索吊竹子，我有点喜欢做那竹子。
回到复兴，复兴在四山之间，四山在金云的合抱中。
水程
清晨，我沿复兴山庄旁边的小路往吊桥走去。
吊桥悬在两山之间，不着天，不巴地，不连水——吊桥真美。走吊桥时我简直有一种索人的快乐，山色在眼，风声在耳，而一身系命于天地间游丝一般铁索间。
多么好！
我下了吊桥，走向渡头，舟子未来，一个农妇在田间浇豌豆，豌豆花是淡紫的，很细致美丽。
打谷机的声音不知从何处传来，我感动着，那是一种现代的春米之歌。
我要等一条船沿水路带我经阿姆坪到石门，我坐在石头上等着。
乌鸦在山岩上直嘎嘎的叫着，记得有一年在香港碰到王星磊导演的助手，他没头没脑的问我：“台湾有没有乌鸦？”
他们后来到印度去弄了乌鸦。
我没有想到山里竟有那么多乌鸦，乌鸦的声音平直低哑，丝毫不婉转流利，它只会简单直接地叫一声：“嘎一乙乙”
但细细品味，倒也有一番直抒胸臆的悲痛，好像要说的太多，怆惶到极点反而只剩一声长噫了！
乌鸦的羽翅纯黑硕大，华贵耀眼。
船来了，但乘客只我一个，船夫定定的坐在船头等人。
我坐在船尾，负责邀和风，邀丽日，邀偶过的一片云影，以及夹岸的绿烟。
没有别人来，那船夫仍坐着。两个小时过去了。
我觉得我邀到的客人已够多了，满船都是，就付足了大伙儿的船资，促他开船。他终于答应了。
山从四面叠过来，一重一重地，简直是绿色的花瓣——不是单瓣的那一种，而是重瓣的那一种——人行水中，忽然就有了花蕊的感觉，那种柔和的，生长着的花蕊，你感到自己的尊严和芬芳，你竟觉得自己就是张横渠所说的可以“为天地立心”的那个人。
不是天地需要我们去为之立心，而是由于天地的仁慈，他俯身将我们抱起，而且刚刚好放在心坎的那个位置上。山水是花，天地是更大的花，我们遂挺然成花蕊。
回首群山，好一块沉实的纸镇，我们会珍惜的，我们会在这张纸上写下属于我们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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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部车子
朋友跟我抢付车票，在兰屿的公车上。
“没关系啦，”车掌是江浙口音，一个大男人，“这老师有钱的啦，我知道的。”
这种车掌，真是把全“车”了如指“掌”。
车子在环岛公路上跑着——不，正确一点说，应该是跳着，——忽然，我看到大路边停着一辆车。
“怎么？怎么那里也有一辆，咦，是公路局的车，你不是说兰屿就这一辆车吗？”
“噢！”朋友说，“那是从前的一辆，从前他们搞来这么一辆报废车，嘿，兰屿这种路哪里容得下它，一天到晚抛锚，到后来算算得不偿失，干脆再花了一百多万买了这辆全新的巴士。”
“这是什么坏习惯——把些无德无能的人全往离岛送，连车，也是把坏的往这里推，还是兰屿的路厉害，它哽是拒绝了这种车。”
“其实，越是离岛越要好东西。”朋友幽幽的说。
车过机场，有一位漂亮的小姐上来。
“今天不开飞机对不对？”车掌一副先见之明的样子。
“今天不开。”
“哼，我早就告诉你了。”忽然地又转过去问另一个乘客，“又来钓鱼啦！”
“又来了！”
真要命，他竟无所不知。
这位司机也是山地人，台湾来的。
他正开着车，忽然猛地急刹车，大家听到一声凄惨的猫叫。
“唉呀，压死一只猫了！”乘客吓得心抽起来。
“哈，哈！”司机大笑。
那里有什么猫？原来是司机先生学口技。那刹车，也是骗人的。
大概是开车太无聊了，所以他会想出这种娱人娱已的招数，这样的司机不知该记过还是该记功。
“从前更绝，”朋友说，“司机到了站懒得开车门，对乘客说：”喂，爬窗户进来嘛！‘乘客居然也爬了。“
早班的公车开出来的时候，司机背后一只桶，桶里一袋袋豆腐，每袋二十四元，他居然一路走一路做生意。
每到一站，总有人来买豆腐。
不在站上也有人买，彼此默契好极了。司机一按喇叭，穿着蓝灰军衣的海防部队就有人跑出来，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除了卖豆腐，他也卖槟榔。
“槟榔也是狠重要的！”他一本正经的说，仿佛在从事一件了不起的救人事业。
豆腐是一位湖北老乡做的，他每天做二十斤豆子。
“也是拜师傅学的，”他说，“只是想赚个烟酒钱。”
他自称是做“阿兵哥”来的，以后娶了兰屿小姐——跟车掌一样，就落了籍了，他在乡公所做事。
“我那儿子，”他眉飞色舞起来，“比我高哪，一百八十几公分，你没看过他们球队里打篮球打得最好的就是呀！”
车子忽然停下来，并且慢慢往后倒退。
“干什么？”
“他看到海边那里有人要她搭车。”朋友说。
海边？海边只有礁石，哪里有人？为什么他偏看得到？
那人一会功夫就跑上来了，后里还抱着海里摘上来的小树，听说叫海梅，可以剥了皮当枯枝摆设。
那人一共砍了五棵，分两次抱上车。
“等下补票，”他弄好了海梅理直气壮的说，“钱放在家里。”
车掌没有反对，说的也是，下海的人身上怎么方便带钱？后来他倒真的回家补了钱。
“喂，喂！”我的朋友看到了他的兰屿朋友，站在路边。他示意司机慢点开。因为他有话要说。
“你有没有继续看病？”他把头伸出窗外，他是个爱管闲事的人。
“有啦… ”那人嗫噜嚅嚅的说。
“医生怎么说？”他死盯着不放。
“医生说… 病有些较好啦。”
“不可以忘记看医生，要一直去。”唠哌叨叨的叮咛了一番。
“好… ”
车子始终慢慢开，等他们说完话。
“这些女人怎么不用买票？”
“她们是搭便车的。”
“为什么她们可以搭便车？”
“因为她们是要到田里去种芋头的。”我不知道这能不能算一个免票的理由，但是看到那些女人高高兴兴的下了车，我也高兴起来，看她们在晨曦里走入青色的芋田，只觉得全世界谁都该让他们搭便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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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家家酒
我还想在瓦斯炉下面做一个假的老式灶，小时读刘大白的诗，写村妇的脸被灶火映红的动人景象，我拒绝不了老灶的诱惑，竞走遍台北找一只生铁铸的灶门…
事情好像是从那个走廊开始的。
那走廊还算宽，差不多六尺宽，十八尺长，在寸土寸金的台北似乎早就有资格摇身变为一间房子了。
但是，我喜欢一条空的走廊。
可是，要“空”，也是很奢侈的事，前廊终于沦落弯成堆栈了，堆的东西全是那些年演完戏舍不得丢的大件，譬如说，一张拇指粗的麻绳编的大渔网，曾在《武陵人》的开场戏里象征着挣扎郁结的生活的。二块用扭曲的木头做的坐墩，几张导演欣赏的白铁皮，是在《和氏壁》中卞和妻子生产时用来制造扭曲痉挛里效果的……那些东西在舞台上，在声光电化所组成的一夕沧桑中当然是动人的，但堆在一所公寓四楼的前廊上却猥琐肮脏，令人一进门就为之气短。
事情的另外一个起因是由于家里发生了一件灾祸，那就是余光中先生所说的“书灾”。两个人都爱书，偏偏所学的又不同行，于是各人买各人的。原有的书柜放不下，弄得满坑满谷，举步维艰，可恨的是，下次上街，一时兴奋，又忘情的肩驮手抱的成堆的买了回来。
当然，说来书也有一重好处，那时新婚，租了个旧式的榻榻米房子，前院一棵短榕树，屋后一片猛开的珊瑚藤，在树与藤之间的十坪空间我们也不觉其小，如果不是被左牵右绊弄得人跌跌撞撞的书堆逼急了，我们不会狗急跳墙想到去买房子。不料这一买了房子，数年之间才发现自己也糊里糊涂的有了“百万身价”了，邱永汉说“贫者因书而富”，在我家倒是真有这么回事，只是说得正确点，应该是“贫者因想买房子当书柜而富”。
若干年后，我们陆续添了些书架。
又若干年后，我把属于我的书，一举搬到学校的研究室里，逢人就说，我已经安排了“书的小公馆”。书本经过这番大移民倒也相安了一段时候。但又过了若干年，仍然“书口膨胀”，我想来想去，打算把一面九尺高，二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