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男〉海饪樾值芗浯拷唷⑸凉夂凸灿械男⌒×斓亍！ �
这是我和樊尚一起过的最后一个夏天。很快，戴高乐占据了哥哥的位置，在饭桌上，正对着我。我是想说，人们把格朗丹电视机安置在了那儿，在我哥哥坐了十年的椅子背后。我忍受这个变化，如同面对一种僭越，因为那位将军好像就在格朗丹里边过日子。我很快就开始讨厌这个人。他自负的侧影、他的法国军帽、他的灯塔看守人的制服、他高傲的外貌都使我不安，他的嗓音让我难以忍受，而且，对我来说简直无可怀疑，这个在远处的将军事实上一定就是我祖母真正的丈夫。她的补充。她的天然对应物。某种程度的傲慢，一种对秩序和严厉的爱好，使这两个人物相近。我的祖母，是另一个时代的女人，在我眼里是丑陋、恶毒、尖刻、无信义的样本。在我哥哥死后，因为某些我始终没能明白的原因，她放弃自己威严的宅邸，总来我们的寓所度过整个冬天。她让自己安顿在朝向圣太田广场的那个大房间里。在她滞留的这段时间，她以某种莫须有的借口，禁止我进入这个所谓的“她的套房”。这个女人是祖父列昂·布利科，一个地主——如那时人们所说——的遗孀，曾经一直像准将一样指挥着她的家庭。二十年代末的时候，列昂曾屡次尝试，极力想要摆脱这种兵营式的生活，他于是逃跑了个把月到摩洛哥的丹吉尔，在那儿他参加盛宴，还到游乐场去博赌。他的归来，看起来似乎总是喧嚣的： 每一次，祖母都在住宅的大门口迎接他，并由一位神甫来给她保驾，面对这位神甫，那善良的男人被迫立即忏悔他在北非的荒唐行径。这就是玛丽·布利科，不易接近、严厉、暴躁。在那些图卢兹的冬天里，我一再看见她僵坐在壁炉前，不停地捻动着念珠，头上总是包着一块头巾。从走廊上，穿过半开着的门，我看着她嚅动着嘴唇在祈祷。她就像一架不能停息的机器，总是尽可能地向上攀升，朝着她惟一的目标： 阴暗灵魂的得救。在这样的时候，她有时会猜到我这异教徒在场。我察觉到她目光中彻骨的寒冷，仿佛极地浮动的冰山，我的血液被冻结了，但我呆在那儿无法动弹，无力逃跑，就像是被车灯光柱骤然惊呆而愣住的兔子。玛丽·布利科有一种对皮埃尔·孟代斯·法朗士的无边仇恨，尤其诅咒苏联是血腥的、不信上帝的国家。电视专栏中哪怕一点点有关这个国家的暗示都会使她陷入真正的恐慌。但是，在她憎恨的长廊里，有一个人超越所有的其他人，可以推测，那是一个她但愿能以自己基督徒的清白之手去扼断其喉咙的男人。他叫阿纳斯塔谢·米高扬Anastase Ivanovitch Mikoyan（1895—1978），时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领导着苏联的最高苏维埃。祖母怀着一种恶意的快乐把他的名字变形，叫他“米高亚什——”，故意在最后一个音节上拖出长长的嘘声。每当发觉这个党政领导Apparatchik，由俄语单词aппapaтчик转译而来，意指机关有权势的人。出现在电视屏幕上，她就拿她的手杖在地板上敲几下，挺直失去弹性的身体，把餐巾戏剧性地摔在饭桌上，而且总是咕哝着同样的一句话：“我回套房去了。”由于仇恨的灌注重新获得活力，她就这样隐没在那长长的走廊里。不一会儿，人们听到她房间的门发出猛烈的噼啪声。于是，在她的避难所里，她的巨大念珠的圆舞曲就将开始了。我还记得，有好长时间我想要知道为什么米高扬，这个戴黑色帽子的小个子男人，在玛丽·布利科那里能引起如此的情绪爆发。当我向父亲提出这个问题时，他带着一种含糊的微笑说：“我想这是因为他是共产党。”但是，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同样也是共产党，而他们却从来没有遭遇到我祖母给予阿纳斯塔谢的这种霹雳。
尽管我从来没当过那个党的成员，但我相信，在她的憎恶者祭堂里，玛丽·布利科把我排列得远在斯大林或布尔加宁之前，就在这著名的“米高亚什——”旁边。她对待我，与我说话，都带着同样的蔑视。在哥哥去世以后，这个趋势就更突出了。在她的眼里，樊尚一直都是仅有的而且独一无二的布利科家族的继承人。他有着父亲的相貌，而且，尽管年幼，却已表现出了严谨和成熟的征兆。至于我，不过是一个在根部生出来的分叉，一滴精液的后遗症，一次神意瞬间的疏忽，一个胚胎的错误。我长得像母亲，这也就是说，像另外一个贫穷的家族，非常贫穷、遥远，而且尤其是山里人的家族。
直到1914年的战争，我的外祖父弗朗索瓦·兰德，始终以牧羊人为业。他生活在比利牛斯山的高处，在波特山口一个向阳的山坡上。在那个时代，可以说，世界真的在那高处停止了。而且，以一种特定方式，弗朗索瓦生活在真空中。那么大的雪，那么寒冷，那样的孤独。就是在这些母羊都很难以站立的山坡上，那场战争来寻找他了。两个宪兵爬上了裹在雾气中的山巅，给他送达了应征上路的命令。他，这个生活在南方和世界屋顶上的人，就这样发现自己置身于地下六尺，在北方的战壕深处。他做了他必须做的，遭受了恐怖，毒气，然后回到家里，又老又病，而且精神紊乱。最初，他竭力试着重新登上他的峰顶，但是，芥子气产生了后果。由于虚弱的肺，他移居到了图卢兹的郊区。在那儿，外祖母玛德兰娜买了一个手推车，让自己变成了四季蔬果的流动小贩。弗朗索瓦·兰德，他呢，为了治疗他的支气管病，始终闭门不出，一听到有人按门铃就惊惧不已。他从来不给任何人开门，因为他确信宪兵还会再来，抓住他，再把他送上前线。一个下午，我就见到他在有人轻轻地敲了家门之后，迅速地躲藏到自己的床下。转瞬之前，他还把我抱在膝上，这么一来，他一下子变成了某种吓坏了的小啮齿动物。我保留的外祖父的记忆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体格高大，很瘦，总是穿着黑色的短披风，手里攥着他的包着铁皮的牧羊棍。很少说话，但是，一种巨大的亲切从他的脸上散发出来。在从“谁？”的探问中，他既惊恐又专注地感受着这个他有时从远处、透过自己房间的帘子观察的外部世界。
《一个法国人的一生》 第一部分苦难的边缘（3）
距外祖父的死不久之前，在1957年的一个星期日，母亲曾带着他去了波特山口的峰顶。他和我，肩并肩地旅行，而我不曾记得他在整个行程中说过一句话。但是，自从公路开始爬坡，自从安全带变得越来越紧，弗朗索瓦渐渐地，开始被风景、房子、这个重新找到而无疑也是最后一次看到的往日世界所吸引。他的目光仿佛因一种野性的、动物的欢乐而闪烁着。他重新发现了高山上的寒冷，那高空中难以分辨的气味，天空的光明，土地的颜色和香气。到了路的尽头，他下了车，开始手拉着我，向一座熟悉的山岭的小径上走去。对这个人要领我去的那个地方我一无所知，但是我感觉到他的温热的手抓着我的手。他说了一些话，诸如，“天好的时候，所有的绵羊都在那边，在这个山坡上。我的狗，它总是在路边等我。”现在我想，他是为他自己说的，看着超越现实世界的另一种生活，凝视着他的记忆中可能存在的地平线。因为，在今天，在他指给我看的遗址上，人们只能看到在一个高低起伏的滑雪场上的一长列静止的空中缆车的立柱。我非常清楚地记得，那时弗朗索瓦·兰德吃力地坐到了地上，把我揽在怀里，用他的手扫过整个那片风景，说：“你看，小家伙，我就是从那儿来的。”
而且，我因此也部分地是从那里来的。尽管仍在幼年，我非常清晰地感觉到，从布利科家族一面——我是想说我的祖母，那个将军的妻子——她只是有分寸地接受与这低微的山民联姻，而对我的外祖母兰德的卖菜生涯则更不愿提起。看起来，玛丽·布利科曾长期地竭力劝阻父亲与母亲结合。赞同这样一种完全不平衡的联姻是不可能的。布利科家的长子远非只配得上一个残疾而且半疯的牧人的女儿。婚礼是在家族缺席的情况下进行的，而且，任何一个兰德家的人，也从没有见过——除了我的父亲之外——哪怕一个布利科家的人。与母亲说话时，玛丽·布利科总是用这样的居高临下的语调，在那个时代，那是专门给不受欢迎的儿媳的：“小家伙，如果您不从小调教这些孩子，再往后您就会管不了他们了。”“你们出门的时候，您别忘了，小家伙，给维克多带些面包干，我发现他发胖了。”当她在我们家时，她和母亲说话就像对她在自己家里大量养活的仆人，对她所谓的“小家伙”说话一样。我想我的祖母是惟一的我曾真心盼望她死的人。我也曾长期地抱怨我的父母没有让这个人物安分一些，不过，在那个时代，逆来顺受地忍受直系尊亲的折磨的确是正常的，哪怕他们是不折不扣的坏蛋。
自从樊尚死后，我们的生活就再也不像从前那样，而且每年有两个月，当祖母来到的时候，生活就变得完全像是地狱。除了攻击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的俏皮话，玛丽·布利科也把她的专制施之于我父亲的体形，她批评家里的饮食烹调，禁止我在饭桌上说话，还禁止我未经批准就起床。当有时候我违反了某一个她的这些规矩，她就忍不住跺着脚向父亲大叫：“我可怜的维克多，你把这孩子养得跟一个小动物一样。总有一天，他会让你眼里哭出血来。”
很久之后，人们给我讲了一个奇怪的故事。祖父列昂·布利科接近生命的结束时得了一种近似早老性痴呆（阿滋海默症）的疾病，这使他的理智大大地受损。他不仅忘记了一切，而且还常把一笔笔为数不少的钱送给他的某些农工，借口是“土地归劳动者所有”。祖母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