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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重新开学的时候，我们再次发现布赖特曼还是忠实于他自己，共产党员，顽固的人，僵硬得就像是篱笆上的一个木桩，而且比任何时候都更坚决，要虔诚地检验我们统计学情感的理论依据。一个与管理部门之间的协议最终达成： 布赖特曼按照他的理解考核我们，但是不论我们的水平如何，学校负责依据旧体制的惯例给我们提供这个学分。就这样我得到了我应得的，而且离开了这座疯人院，在那里我当了差不多五年的寄宿生。我二十四岁了，口袋里装着一个古怪的文凭，还有一种对这个炭黑色世界的扭曲的看法。美国人将要离开越南，皮诺切特坐定了圣地亚哥，毕加索死了，而我年轻的生命，混乱、无秩序，却像是他的绘画中最立体派的画。
自从哥哥死后，我经历过一些困难的时期，在那些时刻我常感到无依无靠，忍受着被遗弃、孤独的痛苦折磨。在这个1974年的秋天，我经历了与此类似的巨大空虚，一天晚上，陪着玛丽回她家的时候，她以一种紧张而失真的声音，向我宣布她由于埃德加·胡佛而怀孕了。她的保护措施的一次失败，一次遗忘，一瞬间的疏忽或不小心，已经足够让毛茸茸的牙科口腔学家的数百万精子之一与玛丽的卵子上演落籽结胎的游戏了。无论如何，她都不想让牙医知道她的这种状况。她说，他首先是她的雇主，而她，不希望他作丈夫，父亲，甚至也不是在这种焦虑时刻的顾问或道义上的支持者。于是她就打电话叫我了。只是为了让我陪伴她，为了不要独自走进那个医生的暗绿色的诊所，那医生要求她带着必须的纸巾，而且尤其是要以现金结账。
《一个法国人的一生》 第二部分一个女人总是失去部分的自己（1）
迪瑟里埃医生属于这种开业者，人们可以猜出，如果他冒着险做人工流产，这绝对不是为了帮助慌乱中的女人。就像其他地方他的大多数同事们一样，迪瑟里埃索取令人望而生畏的高价来换取他的技艺。这是一个中年男人，好像不断地被自己的矮小身材激怒，总是踮着脚尖走路。宽阔的眉毛把肥胖的颜面切成两半，中间是靠得很近的豆子眼，蓝得惊人，在空气中扫来扫去，而从来不会和你的目光相遇。迪瑟里埃穿着一件短袖衬衫，露出肌肉发达的前臂，举重运动员一样的肢体充塞着雄性激素，而且习惯于使用产钳干活。然而这位医生的专长不是妇科学，不是产科学，也不是外科学。比这些都平淡无奇，他是在法医学和医疗检测领域从业行医。主要被一些银行或者是保险公司雇用，去检查某个申请贷款或是请求担保的会员或者企业主的肝和肾。
当我们爬上通往诊所的楼梯时，我注意到，脸上没有表情，手里提着小运动背包的玛丽已经踏上秘密和痛苦旅程，在这种凶险的远征中，一个女人总是失去部分的自己，也丢掉一部分的纯洁天真。
“您是谁？”
“您是想知道我的名字吗？”
“我问您是她的什么人？”
“她的朋友。”
“我在这里见到的除了朋友没别的，先生。所有坐在您的位置的人都是些朋友。我想要知道的是，您是否是她的近亲，或者床上的朋友，就像我说肇事者的另一个用语。”
被我的含糊其辞所激怒，迪瑟里埃以他自己的言词，他随便和低俗的惯用语来娱乐自己。和所有不大正当的医生们一样，他露骨地蔑视在他的诊所里出入的男人们，而尤其是那些女人们。可以看到，他含混不清地觉得享有一个父亲、法官和监察官的角色。这个无情的施恩者将要治愈极大的罪恶，并且让你品尝它的各种滋味。金钱引导着他的生活，但是，另外一种更可疑、更令人不安的东西，指挥着他的手。
“不是，我只是她的朋友。”
坐在我的旁边，玛丽还是没有表情，她的背包放在脚边。她的手一只放在另一只上边，好像相互依赖，在等待什么。我过了一会儿才发现她脸上的不一样： 她没有化妆。她来这里没有刻意打扮，摆脱了取悦于人或是抛头露面的欲望。这是第一次，我发现了完全不加修饰的她。
“您不走运。要是一个月后，您就能够受益于新的法律。不过，等待将是不理智的，而且无论如何，按照我了解的，您将要超过时限了。按说您怀孕多久了？”
玛丽以窒闷的声音回答提问，微弱、纤细的气流，很难从她的嗓子里生发出来。而他，无动于衷，还是追踪着他的预审线索：
“您带结算款了吗？”
他静静地数着，手指灵活地一张张翻着那一沓，好像肉类批发商或是经销汽车的商人。一切劳动都要求酬金，因此钱随时都在换手。就这么简单。
“好了。夫人和我将要到我的检查室去，而您，先生，我请您在候诊室里忍耐一阵儿。如果您想要出去转一圈，回来的时候，短促地按铃三次，我就会知道是您。”
迪瑟里埃站起来，给玛丽指了路。还没等她走了三步，他用胳膊拦住了她，指着她的包说：
“您忘了您的单子。”
渐渐地，生活教给了我它的法则，让我知道了它的优先权，已在男人和女人之间画出了看不见的界线。在那个时候，我知道胡佛在他的面罩下面，正在吸他的袋装酏剂，仰在他的扶手椅里，腿微微抬起，以促进大脑的清洗。而玛丽，她，倒在带关节的手术台上，两腿分开，脚被束缚在搁脚架上，而这个小眼睛的男人，在她身上塞进这些冰凉的家伙。在他熟悉商人业务的脑子里，他认为这样做是为了赚钱么？我与这件事毫无干系，与这间候诊室并无关联，但是，一种模糊的与父亲身份有关的什么在我的脑子里出现。一种我做不到明确表述的焦虑在咬啮我的胸膛。我回忆起那个登陆月球的晚上，在那个夜里，玛丽和我不知不觉地偏离了我们的爱情轨道。我记起我们有关柯林斯的谈话，那位第三个航天员，他的那次旅行一无所为，甚至没有跨出舱门一步。我对自己说，今天那个让迪瑟里埃正在忙活的胎儿将和他一样。他也是，在无限小的令人心悸的宇宙里完成了全部的长途旅行。但是，在这个旅程尽头，他找到的除了不能逾越的门和舷窗之外一无所有，穿过舷窗，和柯林斯一样，他只是能隐约看到一个世界，听到其声音，感觉其震动，但是将永远也不能在上面行走。
当玛丽走出迪瑟里埃的诊室时，她的脸色苍白，面容疲惫，在面颊上因为流汗还粘着一些头发。我请迪瑟里埃叫一部出租车。
“这就不值得了，下边就有车站。”他说。
活儿已经干完了，现在，他急着看到我们赶快离开。也许他还有另一个约见，而且不希望他的病人彼此碰头。
“一般来说，一切都会好起来。如果有问题，就打电话找我给了您号码的那个医生。”
“您不在几天内再见她一次么？”
“不了。而且你们一定不要再来这里。就这样。我和你们说再见了。”
直到我们接近了微光中楼梯的最后一级台阶，我们都感觉到他探究的目光落在我们肩上，然后门轻轻地关上了。
我留在玛丽的住所，她因疼痛和孤独而不断发抖。服了一剂量很大的镇痛药，她抓着我的手，很晚才入睡。
在好几天里，这次对迪瑟里埃诊所的访问在我身上还继续激起一种奇特的漩流，好像有人搅起了沉睡在我们人生支脉底部堆积的沉渣。一种悬浮状态的软泥模糊了我的视线，以一种回忆的薄纱包裹了我的心灵，在那里交织着死者和活着的人们，混合着墓碑的寂静与孩子们的尖叫。
一个早晨，我驾驶着汽车，往比利牛斯山方向行驶了半个小时。在国家公路的上空，梧桐树建造起绿色的穹庐，而且它完全不羡慕大教堂的自命不凡。过去的时候，所有通往南部的道路都是这样，有浓密的枝叶遮盖。旅行因此也是快乐的一部分，是休憩的一种序曲。
《一个法国人的一生》 第二部分一个女人总是失去部分的自己（2）
这是我第一次又来到这个小小的乡间墓地，那里埋葬着樊尚。不知道为什么，玛丽的流产和我的精神卷入的曲曲弯弯的历程把我引导到了这里，到了这块石板旁边，在它下面有我哥哥的遗骨。我试着想像他的骨架，他的颅骨的形状，他的牙齿的状态。他的头发怎样了，他的指甲呢？他的衣服还剩下什么？还有他在十米水下保持密封的潜水手表，和它的表针，它的荧光表盘，它顶得住这种时间的深度吗？不愿意接受被一种忧伤的潮汐所侵袭，我的头脑以变化各种各样有关人类遗骸的愚蠢问题，来建立起虚幻的堤坝。渐渐地，这些廉耻的壁垒坍塌了，它们被来自童年深处的泪水的波涛冲决而散。
我从未祈祷过。也不理解那些单腿跪地、在没有任何耳朵倾听的情况下进行哀求的装腔作势。我从未祈祷过，也没有真诚地信仰过无论什么东西。我看见人生好像是一种孤独的演练，一种没有目的的横渡，一次在既平静又令人恶心的湖面上进行的旅行。在大多数的时间里，我们在漂流。有时，在自身重量的作用下，我们滑向底部。当我们触到了底，当我们在脚下感觉到了那种我们起源的模模糊糊的柔软和令人恶心的物质，我们于是感受到祖传的恐惧，它萦回在所有注定要死去的蝌蚪们身上。一生从来只不过如此。一种耐力的操练，在容器的底上总是有一些淤泥。
我坐在墓石上，紧靠着哥哥。我们终于重逢了，肩并肩，好像从前。我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