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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敖杂文集-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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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是,决定写这篇“中国小姐新论”,以美人计解围。

  以美人计解围,是完全中国传统的产物。汉高祖被匈奴围在白登(山西大同),一筹莫展。高人点化他,教他画了许多当时中国小姐的画像(那时候没有照相机),派人偷运到匈奴营里,给酋长老婆看,威协说:“看看这些美人儿!

  看这些小脸蛋,多标致啊!这就是我们老板要送给你家老公的礼品目录!她们来了,您老大的地位如何,您老太心里有数。为您老太计还是说动您老公,赶快退兵吧。兵一退,当然礼品我们就留着自己用了!”酋长老婆是何等聪明人,她岂能平白替老公“选美”?于是,一夜之间,局势全变,匈奴退兵了。

  这种用美人达到政治目的,远在汉高祖以前,就被高人想出来了。其中西施最有名,西施可说是第一届中国小姐,因为当时是从全国大选中选出来的。西施的本领,比现在的中国小姐高出很多,除了不会英文以外,别的全考第一。她会生私生子,会搞00七,会跳踢踏舞,现在苏州的“响屟廊”,就是当年这位捧心美人大跳特跳的地方,响屟的意思是用跳舞振动地板,振动出乐声满廊,现在的中国小姐,又有谁行?

  因为奇计屡售,中国的高人,在对中国小姐品头论足之余,总喜欢一举两得,来点政治目的。响屟廊成绝响后两千五百年,在中国的台北,这种高人又出现了。他们提议-在他们参加的讨论子国家建设”的会议上提议,现在“国难当头”,应该选举中国小姐,因为“大家谈到中共目前的统战伎俩,与会人士大多认为,我们应该争取每一个在国际上自我表现的机会。因此中国小姐选拔虽然是个轻松的活动,却有严肃的意义。”

  这就是说,选举中国小姐,是有政治目的的,中国小姐“在国际上自我表现”,可以反击“中共目前统战伎俩”。

  为什么?为了中共那种社会,出不了中国小姐这种人。“停止选拔中国小姐是一种因噎废食的措施,因为中国小姐选美可以从选拔出来的中国小姐身上,看见我国的进步。看了这些海内外高人的高论,我忍不住说:你们错了,全错了!

  错在哪儿呢?错在提议选举中国小姐吗?不是。提议选举中国小姐并不算错,错的是提议所根据的理由,请听我当头棒喝如下:

  先说为什么提议选举中国小姐不算错。选举中国小姐,是一种“选美”活动。选美活动,是人类发明的最早活动之一。照希腊人说法,木马屠城记那段特洛伊之战(TrojanWar),就是选美选出来的大祸。原来女龙王结婚,大开筵席,谁都请了,单单没请挑拨女神伊瑞丝(Eris)。伊瑞丝大怒,丢出一个金苹果,上面写着“献给最美的”,这下子搅局成功。高朋满座之中,三个女神闪出,当美不让。她们是天神宙斯(Zeus)的老婆兼妹子、婚姻女神兼注生娘娘席拉(Hera),宙斯的女儿。智慧、技艺和战争女神雅典娜(Aihena),和宙斯的私生女儿、爱与美神爱芙罗代蒂(Aphrodiie),即维纳斯(Venus),她们要求来个选美比赛,请宙斯评判。宙斯是老奸巨滑,那肯干这种得罪人的事,他叫她们去找巴黎斯(Paris),于是三位女神,直奔巴黎斯,跟他幕后交易,最后维纳斯贿赂成功,答应裁判得到全世界最美丽的女人海仑(Helen)。于是,当选者得到金苹果,落选者掀起战争,一打就是十年。

  上面这个史例,说明了选美本身是人类最早的一个发明,争奇斗艳是孔雀的大性,也是女人的天性。凡是“敢将十指夸针巧”的,就没有“不把双眉牛画长”的,让女人做做困美之斗,四座同笑,上下并欢、且为大上人间,留下绝代佳人的尺码,是一件很美的事。人类自古就有这种发明,殊甚嘉许,至少不必大惊小怪,至少还不致于构成“资本主义堕落生活方式的代表”,或是”‘侮辱女性,’之类。   希腊国王长堤选美时,世界上还没有资本主义;而中国小姐能上台,李敖先生不能上台,这反倒是对女性的谄媚,对男性的侮辱。何必用不通的大帽子反对呢?用大帽于反对选美的人,他们有不开心的心病和易倒胃的胃病,老喜欢过度用道德的标准来套一切。他们不知道,美的本身,既非道德的,也非不道德的,而是跟道德不相干的(nonmoral)。

  一般人口头禅“真”“善”“美”,真是科学哲学的;善是伦理学经济学社会学的;美是美学艺术的,美本身无须为真和善做美女。何况照拜昂(Bion)说法,美就是善;照济慈说法,美就是真。美本身足可成立,无须也不该加上道德判断。所以,提议选举中国小姐不算错。

  错在提议者所根据的理由。亚里士多德说美是上帝的礼物,人类发明选美,不过摆出礼物而已,赏心悦目,快然自足,没有别的,也无须有别的。美本身就有“原始的完整性”(primitive integrity),选美本身就有它自己的意义,不必被也不该被“政治挂帅”。想用中国小姐搞“统战”、表示“进步”的学人,应该问问自己:这种动不动就“一切为政治”、“政治领导一切”的毛病,是不知不觉跟谁学的?

  罗素从苏联回来,说他吃不消共产主义的一点是:共产主义事事都要为政治服务,学人们怎么这点分寸还弄不明白?

  想用中国小姐搞“统战”、表示“进步”,可曾想到未在枝节上得好处,已先在根本上-“政治挂帅”上开了倒车?

  你们的书,念到哪儿去了?

  结论是:我反对以道德理由禁止选举中国小姐,一如我反对以政治理由开放选举中国小姐,说破了真好玩-道德性禁止和政治性开放,其实两组的理由竟一样!它们同一思路,同一模式,同样不知美之为美,同样混!

  写这篇文章,本来是以作战“解围”伏笔的,现在却成了出猎“打围”,我真抱歉。

  一九七九、七、二七。 


 
李敖研究网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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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世母女泪/李敖

  最近我凑足十几万元,使妈妈得以绕道美国,转赴香港,跟来自大陆的大姐、二姐,相聚一周。 

  妈妈生我的时候,已经一连生了四个女儿,就是大姐、二姐、三姐、四姐。这种情形,在那时代,已经有点岌岌可危了。中国汉朝就有“盗不过五女之门”(生了五个女儿的家,连小偷都不去偷)的话,一个媳妇,不老老实实生儿子,却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的生女儿,这像什么话?幸亏我应运而生,使妈妈立刻从“败部复活”,帮了他的忙不少。在生我以后,妈妈又故态复萌,连生了两个妹妹,那时我在家中地位如日中天,直到最后弟弟出世,才算两权分立。六女二男,就是我的同胞情况。 

  在1948年,我们全家在北平,爸爸决定全家逃难。他计划分四批南下,第一批是爸爸自己,他先到上海打前站,他的台湾朋友翁镇劝他为什么不一直去台湾呢?爸爸说他判断国民党虽战败,但剩余的力量,谅可维持和共+产党“隔江(长江)而治”的局面,所以逃到上海,就差不多了。(此外,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二二八”事变的阴影,使爸爸感到不安,他对台湾不大放心。他不愿见国民党杀台湾人;他也怕台湾人报复,一阵乱杀,杀到他头上。) 

  爸爸是坐飞机到上海的,接着妈妈、大妹、小妹、弟弟、老吴(跟了我们一二十年的老佣人,一位无家可归的老太太)第二批,也坐飞机到上海;然后是三姐、四姐、我第三批,为了省点钱,转到天津,会轮船到上海。大姐、二姐原排在第四批,因为大姐刚考上辅仁大学医学系,刚选上系花、正在高兴;二姐在贝满女中念高三,毕业在即,认为可晚一点再走,这一决定,主要是四姑父的缘故。四姑父叫丁锡庆,是陈纳德的飞虎队要员,(陈香梅《往事知多少》书中有一段特别提到丁锡庆。)他跟爸爸说,如果局势急转,他有办法找到机票,使大姐、二姐立刻南下,爸爸当然相信。不料,局势急转的速度(也就是国民党垮台的速度),大大出人意料:北平被围城、北平被“解放”,除了有枪在手的高级“国特”(如前调查局局长张庆恩等人)之外,谁也搭不上飞机了! 

  北平失掉了连络,大姐、二姐失掉了连络。 

  1949年1月10日,历时六十六天的“徐州会战”结束,国民党大将黄维、杜聿明等先后被俘,整个江北,已经全部失守。局势的突变,使爸爸对国民党能守江南的信心,大为动摇。国民党欲求隔江而治皆不可得了。那时候人人逃难、家家逃难,爸爸的北大老学弟张松涵全家,也搬到我家楼下。张松涵是兴安省政府教育厅长,太太戴树仁是国大代表,跟国民党渊源都深,准备逃到台湾。临走前劝我们也去台湾,爸爸同意了。张松涵到台湾后,立刻代我们领了入境证寄来。于是爸爸和我,立刻到市区买船票。我家临离上海前,储存的面粉留给了六叔,又送了六叔一两黄金,所剩余全部财产,只有几两黄金,全家九人,每人分不到一两,也就追随大官巨商,去台湾了。 

  到台湾后,我家陷入长年的贫困,穷得早起刷牙,买不起牙粉,更买不起牙膏,只能用盐水刷牙,在大陆上的大姐、二姐,也不可能比我们更好了。 

  1950年前后,大姐、二姐通过她们在香港的同学,转过信给我们,可是,为了怕海峡两岸的“高压电”,这一通讯,不便继续,不久,在香港的同学也离开了,仅有的通讯,也断掉了。 

  接着几年过去了,在1955年4月27日,爸爸死了,大姐、二姐也全不知道。五年过去了、十年过去了、十五年过去了、二十年过去了、二十五年过去了,近三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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