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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一个与MIF相关的现象的例子。比如听到“来人身高八尺，面如重枣，三绺须髯胸前飘洒，身披金甲绿罗袍，跨下赤兔胭脂马，掌提青龙偃月刀”。说者是在试图传递这一具体和生动图像，而听者也在通过语言描述接受这一生动的图像，这样的语言描述的作用是使形象具体化，有戏剧效果，也比较有故事性。如果仅说“关羽来了”，听者也可以接受该思维表述的含义，其实听者也知道这个关羽的形象是红脸绿袍骑BMW拿大刀，但这时仅有一个飞快闪现的MIF，还是关羽形象但迅速闪过未清晰化，思维概念被接受了，形象传递了，交流实现，只是形象并未具体化，缺乏的是些趣味性和戏剧效果。无论如何，语言思维的一些特点可以观察到了。老看京剧的人，听到“曹操”一词时，想必很多人会在脑子里迅速闪过一个白脸奸臣的形象吧。专家对此类现象的评述是：“Linguistic forms and images are reciprocally accessible and in interactive functioning can be mutually constitutive。”
对于“流利使用任何语言流利交流的前提是必须使用该语言进行思维”，无论是脑神经学的发展还是教学和实践经验的证实，语言学界已经不存在太多的争议了，而且各种新的语言教学体系和方法基本上都是围绕着“建立外语思维”的核心理念来设计的，甚至大部分都是绝对禁止使用母语翻译和语法知识教学的。但尽管大家承认母语有干扰建立目标语言思维的作用，但在如何建立目标语言思维的实现过程，何时和应该如何使用目标语言进行思维，是否应该绝对地禁止使用母语帮助掌握外语的问题上，还是有很多的争议和讨论的。其实我们也完全不必绝对化，而且很多时候，条件也不允许我们在掌握外语的过程中绝对禁止使用母语，更不可能象有些人断言的需要“忘掉母语”。我们关心的问题正是如何建立外语思维和如何避免母语的干扰，甚至能使母语帮助我们掌握外语。
选择思维语言
关于二语悉得研究领域中的“如何对思维语言选择”Choosing the Language of Thought这一题目本身有一个值得商榷的地方，即“选择”这个词。双语人（指会用两种语言思维当然也是会用两种语言流利地交流的人）在使用哪种语言进行思维时，大部分人往往不是主动进行“选择”的，一般是不自觉地根据情况适当采用某一种语言进行思维，甚至是被迫使用某一种语言进行思维。所以语言研究时经常被使用的Choosing一词表示主动选择并不太准确。但非常有意思的是，当某种语言（当然是外语）思维能力还很低时，使用者往往更主动地“选择”使用何种语言思维。正因为“选择”一词有争议，对把“使用何种语言思维”与“如何制定外语学习策略”相联系的研究方法曾受到一些人的质疑。质疑者认为：既然使用者在用哪个语言思维身不由己，如何制定如何使用和和如何的学习策略？笔者认为这种质疑存在严重问题。因为如果分析一下使用者“使用哪种语言思维身不由己”的原因，就会发现这正是在不同情况下必须使用其中某一个语言思维而无法使用另一个造成的，并是可以随时随地任意地选择。比如在正常速度的听力和交流时，一定要使用目标语言思维才有可能实现正常交流。而在某些情况下又正相反。所以二语悉得专家Ahen等把选择语言思维列为外语学习策略研究的一个非常重要组成部分显然是合理的。
在应用外语时，何时会使用母语思维？
在正常使用外语时，只有在阅读和写作时，才有可能使用两种语言中的任一种进行思维。当然各种研究结果已经清楚显示，即使因为时间允许，在外语阅读中可以使用母语思维，阅读的速度也会因此而放慢，同时对外语的掌握是不利的。有研究结果显示，用母语思维读外语，尽管存在许多“害处”（英文用的是detrimental一词），但有可能会提高对文章的理解深度。这一点当然是不可否认的。所以大家在实际阅读的工作应用当中，不妨使用母语思考和帮助理解，但在掌握外语的路程上，阅读中要尽量避免使用“翻译”的过程。另外很多的研究显示，在用外语写作时，使用母语思维不但普遍，而且对构造文章有很大帮助。许多人在用外语写作时，先用母语构思，然后翻译成外语。这一过程被成为“心译”（mental translation）的过程。这一点与有的老师同学举的例子相符合，但听说的过程中是不可以的。
尽管使用mental translation有利有弊，但这一过程也只有在阅读和写作中才可能使用，在听和说时不但没有什么使用的价值，而且它正是听和说的重大障碍。当然准备演讲内容时当然可以使用“心译”mental translation甚至先用母语起草演讲稿，因为时间允许而且提前用母语考虑内容会对有些人会更方便快捷和更有思路，但如果无准备的即兴讲话“心译”是基本做不到的。我们常提到的“哑巴外语”现象，不是想使用的外语知识不具备，而是就当前掌握的外语知识不会听说和使用。这种现象的一个原因可能是不知道文字的“声音”，另一个主要问题是：即使知道发音，由于“翻译”和“语法”的捣乱，跟不上正常速度，无法直接理解，也无法说完整句子。之所以讨论何时可以采用何种语思维，目的也并不是为了禁止在某些场合使用母语思维，而是因为在高阶段正常交流中，这跟本做不到。所以一些外语思维程度较低的同学，在听外语时自觉或不自觉地使用母语思维，结果是在不断“翻译”的过程中，除了刚翻译过来的信息外，其他语言的信息大量丢失了。在说外语时采用翻译过程，不但速度慢到无法正常交流，而且句子语法结构更加会混乱。
特殊情况下对语言思维的选择
实验和实际经验表明，在对某种需要特定知识的情况下，思维语言的主动选择，往往是根据当时获得这种特殊知识时使用的是哪种语言。比如大家在数学计算时，无论我们的外语思维达到何种流利程度，我们基本上都是在用自己的母语思维的。比如听到外语How much is seven times eight？ 我们几乎立即转变为母语思维进行思考，“七八…五十六”，毕竟乘法口诀表我们是用中文背的，英文的还真不会，然后我们再用英文说答案。有个别研究者以此作为使用在外语交流中可以使用母语思维的证据，显然是以偏盖全了。反之，如果某一领域知识完全是在外语流利后用外语学会的，在应用这一领域知识时，用母语思维反而很困难甚至不可能。我们在国外学习的许多留学生大多有同样经历，甚至完全不知道该知识中许多概念在母语中应该是哪个中文。许多在国外学完商科的同学回国后都有这一体会：因为财务，金融等学科是后来在国外学习的，所以在回国后，用母语讨论这些领域的话题时先要用英文把问题想通，然后再需要努力把英语往中文翻，还经常翻不出。特别是在一些投资公司中，几个留过学的中国高管往往在一起时用英文开会讨论业务反而方便。在写商业计划书时，也先要想英文和写英文，然后再写中文版。倒不是因为英文水平太高了，而是上面所说的原因。Mars China曾有一位IT经理，是刚回国的中国同学，但因为是在国外学的计算机专业，当年出国时计算机还未普及，所以根本不知道有关计算机的英文中任何相对应的中文。回国工作后，平时大家都用中文交流，但开业务会议时，大家都需要费力地使用英文交流。有一次在试图跟大家用中文讲“计算机显示器”时说：计算机中的放在桌子上的长得象电视的那个东西。一时传为公司笑话。
母语在二语悉得过程中的作用
上面的各种使用母语的特殊情况，都没有否认掌握外语必须建立外语思维的事实。但在这一阶段，在掌握外语过程中可以主动使用母语的主要作用，是帮助使接触到的外语变得“可理解”。主要是使用母语介绍和了解即将听到的外语的题目和主要内容（top…down processing）。当然在实际过程中，我们不必要完全禁止用母语来解释难懂词汇或句子等的含义，简单说就是母语翻译和分析帮助理解。但应该十分清楚的是，一定不要将这一翻译过程当作学习或教学过程，它的作用是帮助理解，是使输入变成“可理解性”的然后再用外语进行输入和掌握。如果非要禁止母语的使用，尽管学习理念正确，但效率又失去了。在这里又要“实用主义”一下了。如果非要用外语解释外语，初级时难度太大，效率一定非常低。我们前面分析的在初级阶段使用英…英字典或在国外碰到用英文解释英文的困难，就是典型的例子，理念正确，但缺乏可行性。我们只要关键掌握：即使用翻译的方法可以帮助实现可理解，但尽量少使用。即使使用了，最后还需要作到能够用它的外语声音建立思维就好。只要最后融入在这一阶段中的有效的学习步骤就可逐渐实现。
语法知识的用途
现在有的研究和实验认为，语法知识的学习，在这一阶段外语学习中，还是有些正面作用的。对这一现象，克拉申曾在2004年欣慰地说：“我很高兴现在有人正在进行的这种实验。至少说明了我们原来曾认为的“必须进行语法教学”的信条，现在已经变成为了“试试是否还有作用”的假设了。”（What was once an axiom is now a testable hypothesis。）在目前大多数语言教学者都已经同意“语法是通过可理解性语言的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