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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志和信念彻底摧垮。他既不能去接受鲜花和赞美，也不能去参加集会和联欢，甚至不能得到一枚“保家卫国”的纪念章和一只写有“最可爱的人”大红字的搪瓷茶缸。不能随便写信、不能自由行动，因为他是一个在战场上被敌人俘虏又被敌人释放的军人，因为他正在接受组织的审查。直到这时他似乎才明白秃顶上校释放自己的险恶用心，“那个家伙是想用党对自己的不信任折磨我，击垮我，不！我不相信共产党会这样没有气度，我也不相信自己会这样脆弱无能，狗娘养的，咱们就较量一番吧！看谁是最后的胜利者！”
正是这种切齿的仇恨和强烈的复仇欲望，正是这种洞察了对手的阴谋和战胜对手的信心，使罗新华在厄运的重拳打击下挺住了，胜利了。又是三个月后，已升任军委联络部副部长的王枫亲自接走了他，并亲自给审查小组写了一份证明材料：罗新华同志在赴朝作战期间立场坚定，爱憎分明，勇敢顽强，不怕牺牲，曾多次荣立战功，后在执行任务时虽不幸被俘，但他在敌人的严刑拷打和死亡威胁面前大义凛然，毫不动摇，表现了一个革命军人英勇不屈的气节和对党对人民的无限忠诚。他的行为感化了一位热爱和平、同情正义的美军下级军官，在此人的协助下他逃离虎口，历尽艰辛，重返部队，云云，云云。
正是靠着这份言词凿凿的证明，罗新华结束了半年之久被审查的苦涩日子，他重新穿上了军装，重新得到了荣誉，重新感受社会主义祖国的灿烂阳光。他在接到“解除审查’通知的当天晚上，就忍不住激动而自豪地用英语在日记中写道：“秃顶上校睁开你的狗眼看看吧！我们伟大的党，伟大的祖国，永远不会抛弃我，你的阴谋破产了！”
罗新华恢复工作后就留在王枫管辖的联络部外事局当翻译。不久，罗瑞卿大将领导的公安部组建特警局，亲自点名调王枫任局长，王枫尚未到职也亲自点名将罗新华调到特警局。从此，罗新华又跟随王枫干起了颇具神秘色彩的特工，且一干就是十多年，从一名普通侦察员一直于到副处长。若不是王枫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也许他能干到副局长、副部长。保护伞倒了，罗新华自然地厄运临头，狂热的红卫兵从他的档案袋中翻找出一条条罪证：“美国来的间谍”、“战场上的叛徒”、“混入专政队伍的内奸”、“走资派的黑干将”……先是挂着木牌无休止的批斗，接着是关在小屋中无休止的审查，又接着是被下放到黄河滩上一个五·七干校无休止的劳动改造。再接着便是十年后，毛泽东逝世、“四人帮”被抓、邓小平复出、走资派平反……一切被颠倒的历史又被颠倒过来了，王枫走出秦城监狱又回到公安部接着当副部长，罗新华也被从五·七干校解放出来又回到王枫手下接着当副处长。十年动乱，十年屈辱，仿佛一场噩梦令人不堪回首，在这场梦魇中最使罗新华痛苦的并不是个人坎坷的遭遇，而是心灵深处时常翻涌的一种被人戏弄，被人嘲讽的感觉。不管是白天还是深夜，不管是被审查还是被改造，秃顶上校那阴森冷笑的目光和声音时常在他眼前闪动，在他耳畔回响：“滚吧！滚回你的中国去吧！我要看看共产党怎样清洗你这个爱国分子！”那目光，那声音，就像一根钢针刺得他下腹部阵阵剧痛。有很长一段时间，他甚至屈服了，动摇了，甚至怀疑起自己当初的选择，如果在芝加哥当律师，如果留在得克萨斯州高原上的哈特城，命运也许会是另一番模样，但给自己造成这种不幸的是谁呢？是祖国吗？是红卫兵吗？直观看是这样。实质上却是秃顶上校和他的国家，如果没有那场战争，如果自己没有被俘，命运也将会是另一番模样，正是那场该死的战争，正是那个该死的秃顶上校，让自己背上了沉重的十字架，在精神和肉体上都将忍受着一种无法解脱的耻辱。这种耻辱越深重，他心中的仇恨也就越强烈。1972年2月，随着尼克松的公开访华和“上海公报”的发表，中美两国紧张的敌对关系开始缓解，当罗新华在五·七干校喂猪的小草棚里听到这个消息时着实吃了一惊，他的第一个感觉就是上当了。中国人上了尼克松的当了，什么友谊，什么合作，全是骗人的鬼话。那家伙是在利用中国措资本，捞选票，凭着他在美国生活了十几年的切身感受，凭着他一个共产党员的高度责任感，当然，也凭着他心灵深处对美国人的厌恶和憎恨，他伏在小油灯下毅然上书伟大领袖毛主席，告诫他老人家提高警惕，切莫中了尼克松的阴谋。不知是不是他的“告诫”起了作用，反正毛泽东见了见尼克松也就完事了，热乎了一阵的美中关系又渐渐冷却了下来。不料，1978年12月15日上午10时，美国总统卡特和中国总理华国锋同时在白宫和人民大会堂宣读了美中正式建立友好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接着，中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又授权宣布：中国政府将派一个高级代表团访问美国，而率领这个代表团的竟是那位受到全国人民拥戴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这一消息震动了全世界，也把罗新华震得目瞪口呆。就在外交部发言人宣布中国代表团公开访美的第二天，公安部召开了部党委紧急常委会，传达了中央关于成立安全领导小组的指示，安全小组由公安部、中央警卫局、外交部等有关部门的主要领导组成，公安部副部长王枫任组长。罗新华不是常委，也不是某个部门的主要负责人，但却是安全小组成员，当王枫把这个任何人都觉得既荣耀又荣幸的决定用电话通知他时，罗新华竟一口拒绝，这使王枫感到好生纳闷，又好生恼火，最后只好把话说到绝份上：“这是命令，不管你同意还是不同意都得执行！”罗新华不吭声了，当天下午，他便在外事处处长办公桌上压了张病假条，回家休病假去了，一口气休了四天。
四天来，王枫召集安全领导小组开了两次联席会议，罗新华一次也没露面，他是狠下心要在这四合院的小屋中“泡”到底了。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公安干警，他也知道这样不对，但他宁可犯错误、挨处分，也无法让自己心平气和地去接受美国人那虚情假意的鲜花和笑脸，就像他不能抹掉下腹部的残疾给他带来的终生痛苦和仇恨一样。事情虽然很遥远了，伤口虽然已结疤了，然而这种痛苦和仇恨却仍时时伴随着他，折磨着他，影响甚至操纵着他的理智和思维。
这就是历史和战争在他的肉体和心灵上留下的后遗症。
咀嚼着酸甜苦辣的往事，罗新华津津有味地吞掉了两个“汉堡包”。这时，架在火炉上的铁壶已喷出“突突”的热气，他起身将开水灌满一只保温瓶，又沏了杯浓茶。然后，双手捂着茶杯重新偎坐在火炉旁，就像反刍的老牛般让记忆的齿轮继续咀嚼着沉淀多年的往事。几天来，他就是靠这种自我回忆消磨时光，有时独自在火炉旁一坐就是两三个钟头。可他并不感到孤独、寂寞，好像有位名人说过：喜欢回忆过去是衰老的表现。他真的怀疑自己已经衰老了，虽然他今年才49岁。
2
49岁的罗新华又开始让自己的思绪飞进久远的时空：高山、积雪、炮声、硝烟……就在这时他听到一声呼喊：“罗华子！怎么样？”
他一怔，不知这喊声是来自现实还是来自遥远的回忆，尚未等他完全辨清，门帘一挑，瘦小的王枫腑下夹着文件包已站在小屋中。
罗新华颇感意外地站起身：“副部长？你怎么来了？”
王枫笑微微地望着他，又问一句：“罗华子，怎么样？”
罗新华心头猛地涌起一股热流，仿佛几十年的艰辛、几十年的荣辱、几十年的坎坎坷坷、恩恩怨怨，顷刻间都被这一声询问融化了、冲淡了，他本想仍像当年在朝鲜战场上接受任务时那样挺身应道：“没问题！”可话到嘴边却拐了个弯，变成软软呼呼一句应酬：“还好。”
王枫不满意地摇摇头：“情绪有些不大对头噢！”他摘下皮帽扔到木床上，在小凳上坐下，把两手伸到火炉上烘烤着。
罗新华沏了杯热茶，端到他面前。
王枫接过茶杯，慢悠悠地问：“说说理由，为什么不愿意参加这次访美的保卫工作？”
罗新华勉强笑笑：“我身体不好，有心脏病。”
王枫横了他一眼：“是心病吧。”
罗新华又从木床下拖出一只小凳，也在火炉旁坐下，默然无语。
王枫喝了两口茶水，诚恳地说：“其实，对这件事我也不太理解，也有些想不通，我们面对的毕竟是过去战场上的仇敌，为了打赢那场战争，我们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直到今天仍有不少中国军人身上还残留着美帝国主义的弹片，仍有多少中国母亲还在为当年失去丈夫和儿子而悲伤，可我们总不能永远在痛苦中过日子，现在不是一切讲究向前看么，在这件事上咱们也要向前看。站在整个国家和民族的角度看看，想想，别的不讲，‘1号首长’已是七十多岁的老人为什么要冒着被刺杀的危险毅然决然地坚持要去美国访问，还不是为了国家早日繁荣昌盛？”
罗新华好像被人猛刺了一针，惊愕地问：“什么？刺杀？谁要刺杀谁！？”
王枫便把近来掌握的有关情报简单说了一遍，随后拉开文件包，掏出一只白色信封递给他，“这份‘刺杀迪姆虎计划’是一个叫李·乔治的美国青年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寄给我们的，你看看吧。”
罗新华从信封中抽出一本小巧的黑壳笔记本，默默地翻看着。
王枫双手捂着滚热的茶杯，目光安详而随意地打量着昏暗的小屋内简陋而有些杂乱的摆设，一张单人板床、一只老式木箱、一把藤椅、一架书橱……每一件物品似乎都显示着独身男人的生活痕迹，似乎都给人一种孤独和苦涩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