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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热津斯基消掉屏幕上的图像，慢悠悠地说：“如果你认为这种巧合是人为的，那就只有两种可能：一是中方的特工在我们之前采取了行动。假如真是这样我们就太失体面了；二是我们自己人干的。中央情报局、国家安全局、联邦调查局、警察总署、陆军情报处……”他目光炯炯地凝视着两位下属：“当然，我希望这是我们的人于的。虽然这样做有悻于人道精神和法律准则，但它符合美利坚合众国的最高利益。”
特纳表白地请求道：“如果您想知道我会调查清楚。”
布热津斯基意味深长地一笑：“不用了，既然人家不愿讲自然有不愿讲的理由。我只想提醒二位：四名杀手虽然‘解决’了，但托尼还在，而且很可能就在华盛顿，这个魔鬼不会就此罢休，你们一定要把他找到，然后牢牢盯住。”
泰伯森把攥紧的拳头狠狠拧了一下：“最好也用适当的方式把他‘解决’了。”
布热津斯基望了他一眼，既没讲赞同，也没说反对，但那目光明明是一种默许的表示。
这时，启动中的计算机电子报时器发出“嘀嘀”的声响，屏幕下端闪现出一行数字：“1979年1月26日9时30分”。
布热津斯基看了看显示的时间：“还有四十八小时那位令世界瞩目的中国客人就将飞抵华盛顿。”
特纳问：“中方的保安人员先遣团怎么还没到？”
布热津斯基说：“这位高级领导人已下令取消了先遣团。他只带十名警卫随机同来。”
泰伯森惊讶地问：“十名？”
布热津斯基点点头：“对，这还包括你要求的一名中方联络员。”
泰伯森问：“叫什么名字？”
布热津斯基答道：“罗新华。”他又敲打了几下键盘：“这是我们刚刚得到的有关他的档案资料。”
屏幕上清晰地显示出一个中国人的面孔：稀疏的短发，瘦长的脸颊，浓浓的双眉下两只微微眯起的眼睛里闪着一股幽幽的亮光，仿佛在冷冷地凝视着什么。头像下闪过一行行字幕：罗新华，原名杰·罗伯特，卫930年生于美国得克萨斯州，父母均为华裔移民。1949年毕业于芝加哥大学，同年11月返回中国，1951年加入中共志愿军赴朝鲜作战，先在总司令部任翻译，因与一名英国女记者发生爱情，受到军法处分，被降职到野战部队。后因作战勇敢，两次受到上司记功奖赏。1953年被美军骑兵一师第三联队俘获，经审讯后释放。同年9月被中共军方遣送回国，关押审查达半年之久。1954年调人新组建的公安部特侦处，1958年升任副处长。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他因同美国有特殊关系和“被俘问题”而遭逮捕，在监狱中度过六年，出狱后又到“五·七于校”劳动改造五年。“四人帮”倒台后，他才重新回到公安部特警处，任处级顾问。个人特征：思维敏捷、性格内向、精通英语、熟悉特工技能、军事器械、具有较强的传统思想、不善交际、不喜烟酒、不近女色，至今仍独身一人……
泰伯森皱皱眉：“真不明白中方为什么会派来这样一个怪癖的单身汉。”
布热津斯基关掉电子显示器：“不要忘了，林肯也是单身汉。”他站起身望着安全委员会特别执行小组组长，神情郑重地说：“卡特总统已签署命令，在中国代表团访美期间，安全委员会和特别执行小组有权调动一切国家防卫力量，使用任何必要的方式，以确保中国客人的安全。决不许出现第二个达拉斯。”最后一句他说得很慢，也很有力。
泰伯森点点头。他不清楚这最后一句是总统讲的还是安全顾问自己加的，但从对方的目光中他感到一种审视和责问。达拉斯，这个令人讨厌的地名多年来就像一块巨石压在他的心头：1963年11月22日，他正是在达拉斯那个地方值勤的特工。该检查的部位全检查了，该戒严的地方都戒严了，他认为整座城市万无一失，绝对安全，结果，肯尼迪却在数百名特工的护卫圈中饮弹身亡。凶手是一个叫奥斯瓦尔德的前海军陆战队员，他在被抓后未等审讯却莫名其妙地被一个叫杰克·鲁比的夜总会老板在警察局的牢房里开枪打死。不久，中央情报局局长小弗兰克·G·威斯纳也自杀而死，使这一轰动世界的事件越发变得扑朔迷离，神秘莫测。作为一名当时负责保卫总统的特工，每提及这事他心中便有一种强烈的负疚感。尽管案件至今仍没有查清，由总统领导的调查小组仍在四处奔波，但他一直固执地坚信自己的判断：中央情报局一定插手了这起刺杀阴谋。此刻，老谋深算的国家安全顾问又讲到“达拉斯”，显然不仅仅是提醒自己，更是对中情局长的告诫。
特纳神色坦然地装起小型录音机，起身朝泰伯森伸手告别：“再见。需要我效劳的时候请尽管吩咐。”
“谢谢，相信我们这一次会合作得很愉快。”泰伯森用力握了握对方的大手，忽然他又想起自己的救命恩人，老牌特工——那个秃顶上校常说的一句话：“我们的眼睛不是盯着暗藏的刺客，而是面前的政客。”
第八章
1
1月27日。华盛顿。
“女土们，先生们，本次航班已飞抵美国首都华盛顿上空，飞机开始降落，请各位系好安全带。谢谢您的合作。”
航空小姐的声音使昏昏欲睡的乘客都振作起来，机舱内先是一阵轻微的骚动，随即又宁静下来。平谷三九郎喝尽杯中的香棋酒，把塑料杯连吃剩的斯堪的纳维亚式拼盘一同塞进面前的食品袋中，很认真地系好安全带，扭头朝机窗外望去。机翼下的华盛顿就像一片堆砌杂乱的儿童积木，密密麻麻，光怪陆离，方尖形的华盛顿纪念碑在落日的余辉中闪闪发光，格外引人注目。“我将在这里建起第二座纪念碑。”他忽然萌发了这样一种崇高的念头，那种神圣的使命感又在心中油然升起。
5时20分，蓝白两色的麦道M——28型宽体客机在华盛顿机场六号跑道徐徐降落。几分钟后，他已拎着黑色旅行箱站在机场海关大厅中。同时到达的还有两架非洲和西欧的国际航班，各种肤色和服饰的旅客在入境检查口前排起长长的队伍。
他朝四周扫视了一眼，即刻发现整座大厅处在严密的戒备和监控之中：悬挂在厅柱和屋顶上的高频摄像机亮着黑森森的镜头不停地转动着；几排佩戴短枪的武装警察像一尊尊雕塑背手叉腿站在高大的玻璃窗前；身穿裙式制服的海关小姐和年轻的侍应生在人群中来回穿梭，或帮旅客推拎行囊，或搀扶老人，动作和表情都显得夸张的热情和亲切。他猜想这些人十有八九全是特工。在出口处，几名海关人员正仔细而温和地查验每一个入境旅客的携带物和证件；一名身材高大的白人坐在旁边，在他面前的金属三角架上摆着台摄影机式的仪器，当旅客停下来接受检查时，他便调整着操作杆进行“拍摄”。他发现在另外三道出境口也都有同样的“摄影机”在进行同样的“拍摄”。平谷三九郎像只看见套央的老狼立时警觉起来，他不知道这是什么仪器，但显然是在探测一种东西，一种用肉眼难以发现的“危险品”。他正迟疑的当儿，一个戴着小黄帽、套着黄背心的黑人清洁工走到他面前。“先生，需要我效劳吗？”
他打量着来人：“请问洗手间在哪儿？”
清洁工扬起一条黝黑的胳膊朝大厅一侧指了指。
“你能为我拎一下皮箱吗？”
黑人小伙子望着他点点头，接过皮箱，随他走进洗手间。
他方便完，洗过手，将一张十元的美钞插进清洁工的黄色背心内。
“谢谢您。”小伙子咧嘴笑着，露出一口雪白的牙齿。
他并没有急于要过皮箱，而是把尚有些水渍的双手伸到烘手箱下，一边让热呼呼的暖风吹拂着，一边用生硬的英语不满地说：“你们美国机场的效率太低了，连入境检查都要排长队。”
清洁工讨好地附应道：“您说得对极了。”
他笑了笑，漫不经心地问：“我不明白，那帮‘蠢猪’为什么要给每个旅客拍摄？”
“不，那不是海关的人。”黑人清洁工自得地压低嗓音：“以前我从没见过他们，一定是情报局和调查局的，听说是在搜查一种微型炸弹，有人又要暗杀总统。”
“哦，是这样。”他真想再赏给黑人一张美钞，甚至想托他把“东西”带出机场，但他立即就打消了这个愚蠢的念头。当他拎着皮箱走出洗手间时，已想好了该怎么做。
他推着一辆轻巧的小推车来到行李自动输送台前。几十名神色疲惫的旅客坐在输送台两侧的皮椅上正等候领取随机托运的物品。他很快就找到了理想的目标，在一个穿高领鹿皮夹克衫的小伙子身边坐下。对方一头灰黄细软的头发和深四碧蓝的眼睛都告诉他：这是一个典型的日尔曼人。果然，在小伙子脚旁的旅行袋上挂着一张德国航空公司的纪念卡，上面写着：“斯图加特——苏黎世——华盛顿”。
“你好。”小伙子用流利的英语友善地打着招呼。
他点点头，回报一个亲切的微笑，展开手中的报纸默默地测览着。他不想开口，免得自己蹩脚的英语给对方留下特殊的印象。他也不能呆得太久，必须在几分钟内完成设想的行动。
他装作一名等候领取行李的旅客急切地等待着下手的时机。时机终于来了。
环形的行李输送带缓缓地转动起来，所有人的目光都投向一个方向。
平谷三九郎手中的报纸仿佛无意中掉落下来，正落在金发小伙子的旅行袋上。他趁弯腰捡拾报纸的当儿，敏捷地将两粒椭圆形的“糖丸”塞进旅行袋内。随后站起身走到行李输送带前，帮一位身材瘦小的中国老太太将一只鼓囊囊的大皮箱拎到手推车上，又一起推着朝出境口走去。老太太边连声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