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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选择角度都无可挑剔，堪称一流。
罗新华将目光又投向3号显示器，他看见泰伯森仍站在大厅的左前方，神色冷漠地环视着四周。作为出席宴会的政府高级官员，礼宾司在第7张餐桌旁专门给他安排了座位。但他始终没去坐，就一直站在那里。用行家的眼光来看，他站立的位置非常好，既挨近侧门便于观察出入人员又能清楚地扫视整个宴会厅。他不同任何人打招呼，也很少走动，只是有时下意识地摸一下左臂，大概是伤口在隐隐作痛。当侍者们端着托盘上菜时，泰伯森朝侧门移动了几步。这样每一个侍者和每一道菜都要从他面前经过。宴会的菜肴是罗莎琳夫人精心选定的，相当丰富：有哥伦比亚河鲑鱼、龙虾团花大拼盘、野蘑菇炒小牛里脊、蜂蜜奶油蛋糕和四色小甜点心。中国高级领导人和卡特很少饮酒，也很少品尝菜肴，俩人似乎经过四五个小时的会谈仍没谈够，通过坐在一侧的译员冀朝铸的翻译继续不停地交谈。彼此时而倾身低语，娓娓而叙；时而眉飞色舞，开怀畅笑。他俩在谈些什么，罗新华自然不得而知。数年后，卡特在自传中才透露当时与“尊敬的中国副总理”的谈话内容：
……
时间已经不早了，我向他建议次日上午再继续会谈，他表示同意。我们一起参加国宴时已晚了约一个小时，但这是一个愉快夜晚的开始。
在宴会桌上，这个很受欢迎的伙伴谈话轻松自如，自始至终都滔滔不绝地介绍他国内的生活情况，并谈论他认为国内情况如何好转。我很风趣地谈到了我孩提时代就很感兴趣的基督教传教士的传教计划，他不无勉强地承认也有一些好的传教士到过中国。但是他又坚持说有许多传教士到中国去只是要改变东方的生活方式，使之西方化。我对他提了传教士在中国创办的所有医院和学校，他说许多医院和学校现在还在。他极力反对恢复外国传教士的传教计划，并说中国的基督徒也同意他的看法。但当我提出他应该允许自由传教以及让人民有信仰自由时，他是很专心地倾听了。他保证要过问此事（后来他采取了有利于这两点建议的行动）。
副总理似乎对改善同沙特阿拉伯的关系很感兴趣，并再次强调这个问题的宗教因素。他说，中国也许有七百万穆斯林，中国政府并不干预他们的宗教信仰。我问他是否允许这些信徒去麦加朝圣，他说不行，但又说，如果这种朝圣有重大意义，这一政策可以改变，后来我把这一信息通知了沙特的领导人。
关于人权问题，他说中国人对犯罪的惩处没有一致的标准，因此正在努力改变他们的司法制度。中国的律师很少，他拿不准如果多一点律师是否会对国家好些。他注意到其他国家的法庭上不断有争执，拖延以及明显的等级歧视等，他不知道中国是否应该有这些问题。他显然决定允许在了解争端和清楚犯罪行为情况的小范围内解决民事、刑事案件，并且限于只增加同其他国家谈判协定和合同时需要的律师。他说中国赞成所有分散的亲人团聚，不实行新闻检查，最近又容许有相当的言论自由。他还说根据中国的制度，必须审慎地对待这些自由。
2
1979年1月29日的整个晚上，罗新华对美中两国的两位首脑在餐桌旁谈些什么并不感兴趣，他现在所关注的只是身为国家掌舵人的“1号首长”的安全。上午欢迎仪式上的“突发事件”使他这种“关注”更加强烈，更加紧迫。虽然在出国前他已预料到可能会发生的种种不测，并在思想上作了充分的应急准备，但仍没想到在第一天的欢迎仪式上就有人跳出来行刺，而且凶手竟然那样轻松地就混过了警戒线。这使他对泰伯森吹嘘的“立体警戒网”不得不产生怀疑。尽管此后美方在客人的公开活动场所采取了更加严密的措施，但他浑身的神经仍如同拧紧弦的钟表分分秒秒都绷得紧紧的，唯恐稍有不慎再发生什么意外，而这种“意外”现在几乎随时都会发生。这时无线电对讲器中传来泰伯森低沉的声音：“丹尼尔，命令四、六小组马上进入A区。”
一直守在监控器前的局长帮办丹尼尔·约翰轻声应道：“明白。”他随即摁动了几下键钮，对着话筒呼道：“劳伦斯注意，‘老狼’命令你们马上进入A区。”
罗新华知道，所谓A区是指宴会厅便门外的长廊通道，国宴结束后卡特将陪同中国高级领导人到肯尼迪艺术中心观看文艺演出。原计划从正门穿过前厅走出白宫，现在泰伯森决定改走便门外的长廊。罗新华很赞成他的这一改动，因为他已在显示器上看见数百名记者已将前厅挤得水泄不通。他奇怪美国怎么有这么多记者，而且都能随便进入白宫。罗新华又扫了一眼泰伯森，见他仍然站在那个位置上，目光警觉地环视着整座宴会厅。他不太喜欢这个高大、傲慢的美国人，特别是他那饱满的前额和自负的微笑，总令他想起朝鲜战场上的仇敌和耻辱，心中总涌起一丝不快，甚至厌恶之感。但作为美方的安全特别执行小组组长，罗新华在短短的接触中又很佩服他的敬业精神和严谨作风。凡“1号首长”经过的路线和停留的场所，他事先总要亲自反复勘察，布置警戒，细致得连一个窗口，一棵小树也不放过，而且总要亲临现场观察指挥，即使负了伤仍坚持如此。别看泰伯森表面上坦然自信，若无其事，但他这种不辞辛苦、忠于职守的行为已表明他内心的紧张和压力。尽管在双方互通情况时他只轻描淡写，笼而统之地讲了几句应酬话，但罗新华断定他一定掌握着别的“险情”和“线索”，只是出于某种原因不愿讲明罢了。对此罗新华虽不甚满意，却也理解。
丹尼尔端着两杯咖啡走过来，递给罗新华一杯，感激地说：“罗先生，谢谢你的灵丹妙药。”
罗新华关切地问：“怎么样？好点了吗？”
丹尼尔转了几下脑袋：“呶，完全好了。”
今天上午，罗新华见丹尼尔讲话时总歪着头，一问才知他昨夜值班在沙发上睡觉把脖子睡扭了。罗新华患有关节炎，每次外出总爱带几块‘虎骨舒筋膏’，于是便给丹尼尔脖梗处贴了一块，没想到还真见效了。
丹尼尔高兴地竖起大拇指，用生硬的汉语夸奖道：“中国药，伟大！”
罗新华笑了笑，没说什么，两眼仍紧盯着面前的显示器。
丹尼尔指了指显示器上的泰伯森，轻声宽慰道：“罗先生放心，有泰伯森在，什么事也不会发生。”
罗新华呷口滚热醇香的咖啡，随口赞叹道：“泰伯森的确是一名出色的特工。”
丹尼尔却郑重地竖起一根手指：“不，他是一头老狼，一头真正的阿拉斯加雪原上的老狼。”
罗新华不明白他这话是褒还是贬，只好随之一笑，没再吭声。
从两天的接触中他对这位局长帮办的印象还算不错。也许是多年干特工养成的习惯，他很少讲话，无论是举行会谈还是私下交谈，他总是默默地听别人讲，干瘦的脸上总是泛着和善的微笑。不像泰伯森那样锋芒毕露，盛气凌人。论年纪他比泰伯森大四五岁，论资历也比泰伯森长几年，可论职务却比泰伯森小一大截。罗新华虽然对丹尼尔不甚了解，但看得出此人命运多舛，仕途不顺，奔波忙碌几十年，干到满头白发才于上个局长帮办。“局长帮办”算什么呢？看来和自己一样最多沾个“处级”的边。这使罗新华不禁想到自己的坎坷经历，不免生出一丝同病相怜之感。可丹尼尔似乎对命运已很满足，或者说表现得很豁达。虽然他年长资深，虽然他即将离任退休，但对泰伯森却很敬重，甚至有些唯命是从。每当泰伯森指手画脚下达命令、分配任务时，尽管他是特别执行小组的副组长却很少提出异议。罗新华出于尊重，曾主动询问他对泰伯森的安排有什么不同想法，他很郑重地摇摇头：“不，我没有想法，在特别执行小组必须一切听泰伯森的指挥。这就像一条船上只能有一个舵手，一个国家只能有一个总统一样。”他还笑着反问道：“你们不是也主张‘一切行动听指挥’吗？听他的没错。”
罗新华略显窘迫地笑笑，觉得自己的“同情”很有些“小人之心”。对丹尼尔这种不计得失，顾全大局的“君子之腹”越发多了几分敬意。
从几次简短的交谈中，罗新华得知丹尼尔是路易斯安那州人。二战时曾在太平洋舰队的一艘巡洋舰上任中尉雷达员。珍珠港大战中巡洋舰被日军的炸弹击沉，他却只受了点轻伤死里逃生。退役后经海军情报处推荐到财政部秘密勤务局——也就是后来的联邦安全局任特工，一干就是三十多年，是安全局为数不多的元老之一。他有一个温馨美满的家庭，妻子是圣保罗急救中心的护士，现在已退休。一儿一女也均已成家。他说他们一家人都很喜爱中国，认为那是世界上最古老、最文明，也是最伟大的民族。他还不无自豪的告诉罗新华：目前他正在学习汉语，打算退休后和妻子一同到中国去旅游，亲眼看一看黄河、长城、兵马俑。有时他还在罗新华面前有意说几句结结巴巴的汉语，那水平如同学舌的鹦鹉差不多。罗新华虽不敢恭维，但对他的友好之情却很感动。彼此熟悉一些后，谈话也就随便了。一次闲谈中，罗新华问他对中国领导人访美的看法。丹尼尔不加思索地用汉语连声赞叹道：“伟大！伟大！”他说你们的领导人敢来美国确实了不起，这不仅是中美两国的大事，也是全世界的大事，并称这是跨世纪的访问。他也直言不讳地问罗新华，他不理解，中国政府为什么只让这位了不起的领导人当副总理？“他应该是总理，是国家元首。”他有些忿忿不平地说。
罗新华笑道，这是上头的事，他不清楚。
丹尼尔递给罗新华一本刚出版的《时代周刊》，指着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