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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统的早餐仍和往常一样,银器托盘里放着一杯葡萄袖子汁、一小碗冷牛奶麦片、一小碟涂了奶油和蜂蜜的粗面包片。按照白宫礼宾司的规定,总统的饮食和日用品一类的费用全部要由个人来支付,即使招待来宾的用餐费也要从总统的薪金中扣除。因而喜欢精打细算的卡特总统对自己的每日三餐都很简单,更不轻易邀请内阁成员或其他官员在白宫一同用餐,即便是布热津斯基这样的高级幕僚也很少能享受到这种礼遇。今天,司法部长贝尔却受到总统如此招待,这不能不令国家安全顾问有些妒意。同时也使他意识到,一定发生了什么事。
布热津斯基对格里芬·日尔素来没有好感,俩人虽然都是卡特内阁的核心人物,但布热津斯基并不属于正统的“桃树街帮”(佐治亚州帮)。他祖籍波兰,能讲一口流利的波兰语,是研究苏联及东欧经济政策的专家。约翰逊主政时期,曾在雾谷大楼东欧政策计划司长期任职,后到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变化研究所任所长。1973年美国著名的财团首脑、大通曼哈顿银行董事长戴维·洛克菲勒为了加强北美、西欧和日本金融界之间的关系,在布热津斯基的倡议和协助下组建了一个名叫美、欧、日三边委员会的团体。委员会的主要成员均是北美、西欧和日本的一些大银行家、大企业家和著名的政界人物,并在纽约、巴黎、东京分别设了三个总部,由这三个地区各出一人担任主席。纽约总部的主席理所当然是戴维·洛克菲勒先生。布热津斯基便成为这个总部主持日常工作的执行主任。他有个在哥伦比亚大学当教授的好友,叫迪安·腊斯克,是佐治亚州人,在肯尼迪约翰逊掌管白宫时曾担任国务卿,在美国政坛是个颇有影响的人物。他向布热津斯基建议邀请佐治亚州州长卡特参加三边委员会,并一再赞美卡特的创业魄力和政治远见。在腊斯克的热情撮合下,布热津斯基同卡特见了两面。他是个有抱负,有眼力的人,非常敬佩卡特拼搏进取的锐气和纵横捭阖的谋略,认定此人日后必成大器,自然很想将他网罗在身边。但以卡特当时的职位和声望要想成为三边委员会的成员,在执行委员会表决时恐很难通过。于是,布热津斯基便当面向戴维·洛克菲勒先生作了推荐,着力将卡特大大称赞了一番。三边执行委员会主席采纳了他的意见,并亲自提名。就这样,小小的佐治亚州州长吉米·卡特的名字被列入三边委员会美国成员的名单中。这是他五年后能跨上白宫的台阶所迈出的至关重要的一大步,也是他和布热津斯基成为莫逆之交的基础和开端。尽管布热津斯基和卡特有着这种不同寻常的友情,但随卡特总统进入白宫和雾谷大楼的“佐治亚州帮”仍把他视为“外来势力”。尤其对他担任国家安全顾问这一要职更是不满。在这方面表现最为明显的便是司法部长格里芬·贝尔。
本来,如果没有布热津斯基这个波兰人,如果布热津斯基背后没有强大的三边委员会支持,国家安全顾问这把交椅就是贝尔的。1976年工卫月2日,当大选投票的结果一公布,当选总统的卡特便在自己的老家——佐治亚州萨姆特县的普兰斯镇开始忙着组织民主党的新班子。那些在大选运动中为这位佐治亚州花生农场主登上总统宝座出过力、献过策、冲过锋、摇过旗、立下过汗马功劳的人,都虎视眈眈地向新总统伸出了双手,期望能在这场权力分割中从白宫或雾谷大楼得到一把座椅。在卡特总统第一次列出的内阁部长和几名主要高级助手的人选名单上,国家安全顾问后面的确写的是格里芬·贝尔。但此事关系重大,不仅涉及到朝野两党和国内各大“权力集团”的切身利益,更涉及到新政府建立后能否保持稳定。因而并非新总统一人就能拍板定夺。他除了委任原竞选班子的总管汉密尔顿·乔丹组建一个工作班子,对初步列入新内阁成员名单的人士进行调查研究,分析比较,并在各大“权力集团”的代表人物之间进行权衡;同时还命令政府联邦调查局、国家税务局等部门对这些人分别从政治历史、社会关系、经济收支、纳税情况以及是否存在触犯刑律的案件等方面逐个进行审查。卡特本人更是每天用大量时间亲自向全国各地打长途电话,听取国会两院议员、工商金融界巨头、政界、学术界的权威人士及各政党、团体领袖人物对内阁人选的意见。就在这种“调查权衡”,“听取意见”的过程中,三边委员会纽约总部执行主任布热津斯基悄悄取代了格里芬·贝尔,成为卡特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
贝尔虽然在这场权力分割中也得到了一块肥肉,坐进了位于白宫大院和国会山之间的司法部大厦部长办公室。但他仍对此事耿耿于怀,并将一腔怨忿集中在布热津斯基身上。经常利用他掌管的联邦调查局给国家安全顾问制造点小麻烦。
对此,布热津斯基虽早有察觉并大为不满,却也无可奈何。他知道格里芬·贝尔同卡特总统的关系非同一般。俩人都出生在佐治亚州萨姆特县一个叫普兰斯的小镇,自少年时代就是志同道合的同窗密友。1962年,38岁的花生农场主吉米·卡特决心步入政坛,参加竞选州参议员。已是亚特兰大著名的金——斯波尔丁律师事务所大律师的贝尔不仅变卖家产,慷慨资助,而且亲自为卡特组织竞选班子,出谋划策,四处游说。结果,卡特旗开得胜,一举成功。1963年1月,他登上了美国政府宝塔的第一层,意气奋发地走进了佐治亚州议会大厦,正式当上了一名州参议员。1971年1月,经过9年的拼杀,卡特又在亚特兰大的佐治亚州大会堂,宣誓就任该州第76届州长。1976年1月,又经过5年的殊死角斗,吉米·卡特终于登上梦寐以求的宝塔顶端,成为举世注目的美国第39届总统。在他向上攀登的每一层阶梯上都留下了格里芬·贝尔的心血和汗水。当新总统踌躇满志、论功行赏时,自然忘不了这位同乡好友。开始,他本想让贝尔担任国家安全顾问,后因屈于各方压力不得不将白宫这把宝椅交给布热津斯基。但他仍为贝尔争夺了一根司法部长的权杖——为“争夺”这根权杖他简直是竭尽全力,奋不顾身。
司法部在华盛顿可称得上是一个权势显赫的部门。它统辖着闻名世界的美国联邦调查局,还主管全国各地的联邦监狱和各级政府官员的诉讼事宜,更为重要的是,联邦政府的高级官员——包括总统在内,如果发生违法事件,触犯法律,司法部长及其所属幕僚就有权进行调查,并向法院起诉,因而美国的司法部长也称“首席检察官”。历届总统对担任这一职务的人选都很谨慎,非亲信、心腹不可。如约翰·肯尼迪当总统后就任命自己的同胞弟弟罗伯特·肯尼迪为司法部长;理查德·尼克松入主白宫后挑选的司法部长也是自己的多年挚友、竞选班子的主帅约翰·米切尔。卡特将这一要职交给格里芬·贝尔也是出于这种原因。但是,由于贝尔在任联邦上诉法院第五巡回审判区法官时,曾作过不利于“民权运动”的判决,同时他还参加了亚特兰大一家拒绝吸收黑人和犹太人的“首府城俱乐部”,因而在黑人民众和新闻界名声很不好。议会的“东部集团势力”就抓住这一条慷慨陈词,极力反对卡特的任命。东部地区的一些报纸也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谴责贝尔的种族歧视行为。为了保住“司法部长”的权杖不落入异己之手,卡特竞亲自上国会山发表演讲,为自己的任命进行辩护。他说:“约翰·肯尼迪总统任命自己的弟弟罗伯特·肯尼迪为新政府的司法部长时,宽容的国会都予通过了。我本人虽然也有一个弟弟,可我没有给他任命职务,我只不过是任命了一位朋友,因为与这位朋友多年的交往中我了解和坚信他卓越的才华和对国家的忠诚。”
与此同时,南方的一些报纸也摆开架势同东部的舆论公开应战,反唇相讥。《亚特兰大日报》连续三天在头版头条以大字标题刊登文章,为卡特总统和贝尔辩解。文章直言不讳地质问:“赛勒斯·万斯也参加了纽约市的白人俱乐部,国会为什么没人反对他担任国务卿?如果贝尔不是南方人,而是和副总统蒙代尔一样是东部的明尼苏达人,国会中还会有人反对他吗?……”
在卡特总统坚持和努力下,贝尔终于成为坐落于华盛顿宾夕法尼亚路和第九街连接处的司法部大厦的新主人。他果然没有辜负卡特的信赖和厚望,利用手中的“权杖”为从普兰斯小镇走来的总统披荆斩棘,保驾护身。特别是在对付戈德华特的诉讼案中,他更是表现出“卓越的才华和对总统的忠诚”。
当戈德华特等十几名参、众两院的议员向法院递交了状告卡特为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而擅自废除同台湾的《共同防御条约》是违反宪法行为的起诉书后,顿时引起美国朝野一片哗然。身为堂堂美利坚合众国大总统的卡特先生当然不会同戈德华特对簿公堂。他马上指派司法部长贝尔作为自己的代理人和辩护律师。为了打赢这场官司,贝尔使出了浑身的解数。他一面组织了一支包括国务卿、国防部长、财政部长等高级政府官员参加的强大的证人班子,为总统在恢复中、美关系正常化过程中所采取得一切措施进行辩护;一面利用掌管的联邦调查局对戈德华特同台湾某些人所作的幕后交易展开秘密调查。凡对美国政界略有了解的人都知道,巴里·戈德华特是台湾当局花大价钱雇用的在华盛顿的代言人。这位美国参议员同“中华民国”的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