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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史》中造船和航海各章的时候，要困难得多。
李约瑟在大学时代热衷于研究科学史，尤其是生物学史。他早期很多论
文就是关于科学史的。这也许是受他的中学校长桑德森的影响，李约瑟在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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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时代就对《生理学史》和《科学史》两书极感兴趣。他后来写道：进入学
校以来，我对于历史就怀有热忱。光做实验室的科学永远不能使我满意，因
而我感到有必要在《化学胚胎》书前写了长篇的胚胎学史述，从一起始直叙
记到1800年。这篇长序后来单独成书出版，书名《胚胎学史》。
李约瑟极力主张剑桥大学必须在科学史研究方面有所作为，于是校生物
学教务委员会指定他一个人成立一个委员会，再吸收其他人员组织一个科学
史讲座。他们举办的第一个讲座吸引了许多听众，后来这讲座内容刊印成书，
名叫《现代科学的背景》。这个讲座实际上就是剑桥大学科学史系的起源。
该系后来拥有教师十数名，还有威普尔科学史图书馆，因此可以说，剑桥建
立科学医学史的独立学科，主要应该归功于李约瑟。
但实际上他根本没有正式听课学过科学史，只是在埋头实验工作之余，
顺便涉猎而已。20年代后期，李约瑟在编写胚胎学史时，结识了查尔斯·辛
格。辛格是一个文雅、真挚的学者，除了渊博的学问之外，还有善于决断的
头脑，曾先后出版了《科学史与科学方法研究》，以及有关解剖学史、医学
史、生物学史、科学史等书，李约瑟奉之为“伟大的良师益友”，“可能是
本世纪上半期英国最优秀的科学与医学的史学家。”“确实是我在科学史上
有过的唯一的真正老师。”是令他难以忘怀的人物。他给予李约瑟以友谊，
给予他充分美好的忠告，提供寻找资料的线索，好多年特许李约瑟住在他的
柯涅墅海滨的房屋里，从地板到屋顶都以书作支架堆成一个珍奇的书库。这
里还有许多哲学和神学书，主要的是历史，“历史与科学相搏斗。”另一位
前辈科学家柏廷顿也给他极大教益。柏廷顿非常讲究实效，孜孜不倦，一生
大部分时间任化学教授，写过好多卷的化学巨著，还写过不少关于化学史的
著作，如他晚年所写的《化学史》就是他的著名巨著之一。
李约瑟对于科学哲学也颇感兴趣。他认为任何生物化学家如果想在实验
形态学、胚胎学和生物化学之间找出其联系，使三者融合为一体，就必须了
解生物体的哲学，了解生物体各个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以及生
物体全面控制机能的性质。当时有一部影响很大的书——《生物学原理》出
版。作者是李约瑟的朋友伍德格，他二人志趣相投，花了几年功夫筹组了一
个小团体，叫理论生物学会。他们常在伍德格家中辩论各种各样的问题，这
些活动内容后来成为他们的博士论文和题目。
李约瑟曾在耶鲁大学所作的特里讲座学术报告里集中讲了科学哲学，这
些讲义后来以《秩序与生命》为名出版了。由于这本书反映了他当时的预见
性，后为成为一本小经典。所有这些方面的研究，大大有助于他后来进一步
探讨中世纪的中国哲学。
1924年李约瑟在冈维尔—基兹学院刚被选为研究员时，大多数老的研究
员都对这个年轻人给以漠视。再加上他的左翼政治倾向，更是不受老一辈的
欢迎。他在1927年得到了实验指导的职位，继续作为研究员；可是在1933
年他越过讲师学衔，跃升为威廉·邓爵士讲座副教授，摆脱了对未毕业的学
生的管理和教程，可以集中精力进行研究工作和指导研究生。
四、人生的转折点
1937年可以说是李约瑟一生的转折点，那一年，有三名中国学生来到剑
桥大学攻读生物化学博士学位，他们是沈诗章、王应睐和鲁桂珍。他们给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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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瑟以极大影响，其中最有影响的人是鲁桂珍。他们使李约瑟获得了寻求已
久的思想解放，即从欧洲基督教世界的绝对价值中解放出来，认识到世界上
存在着其他同样微妙复杂、同样迷人、同样值得探讨研究的思想体系和社会
生活。李约瑟对中国的悠久灿烂的传统历史文化发生了浓厚的兴趣，首先对
中国汉字产生兴趣。中国语言的方块结构、一字一义、蕴义深刻，与他熟练
掌握的英文、法文截然不同。于是他开始学习中文。他把一本中文词典当作
天下第一奇书，认真而又极感兴趣地阅读。他从某部汉英字典中抄录了每一
个汉字，这是一种艰难的学习。几乎所有学习中文的外国人都感到吃力。这
一方面是因为中文本身结构复杂，难以掌握，一方面是由于东西方文化底蕴
的差别。但李约瑟不畏艰难，饶有兴趣地练习学习每一个汉字。他的这些中
国学生此时成了帮他学习中文、了解中国的老师。当时剑桥汉语教授捷克学
者古斯塔夫·哈隆看到李约瑟年近40岁，决心要学汉语，认为一定得有一种
特殊的教学方法，才能速成，于是结合自己的译文《管子》给李约瑟介绍中
国古代哲学家和文字。
李约瑟自己也发明了几种学汉语的方法，一种是把各韵母分开，按四声
横排，再把声母依次竖排，编成一张张原字表；一种是把所有的字归为竖、
撇、捺、方框四类，另附一其他类，编成小字典。另外，他还按英语字母顺
序，收集各种语法结构，仔细研究汉语有关词的词性。这样学习的结果，终
于使他在1942年到达中国时，在昆明一下飞机就能够直接同中国人会话，使
当时和他在一起的总领事也感到惊奇。
李约瑟后来记述这些中国青年研究人员的到来给他的影响时说：“他们
施给我两个主要影响——第一，他们鼓励我学习他们的语文；第二，他们提
出问题来，为什么现代科学独独发生于欧洲。关于语言的事情，这是众所周
知的事实，颇有些欧洲人被眩目难解所击倒，正如圣保罗走往大马士革的路
上感觉到的那样，要不惜任何代价用这等奇异的形意符号来学会这种语言，
至于精神智力，我看到，越和这些年青科学家接近了解，越明确认识到他们
的智慧能量与我并驾齐驱。这就使问题显得尖锐突出了。为什么现代科学，
伽利略时代 ‘这个新的实验的哲学’与早期的皇家学会，只发生于欧洲文明
而不产生于中国或印度？好多年后，我学到了好些有关这类事情以后，我才
认识到在第一个问题后面隐蔽着第二个问题，这就是：中国文明对自然界的
探究远比欧洲的更有效果，而且利用自然知识谋求人类福利也更有影响。时
间在科学革命前14个世纪左右以前，而寻得其所以致此之故。”
李约瑟常说：“天下自有对本国文明之外，对另一种文明‘一见倾心’
的事”，并相信，这总会有好结果的，因为人类在走向团结一致的过程中，
最需要相互尊重和了解。但这种心理状态是无法强使产生的，而是自然而然
形成的。一旦形成，则语言的隔阂就不成其为障碍，而自然领会了。”
五、在中国的经历
1942年，李约瑟受英国文化委员会的资助，到中国访问。当时正是第二
次世界大战暨中国抗日战争紧张激烈进行的时期，英国政府任命李约瑟到当
时中国的战时首都重庆担任英国大使馆科学参赞。在英国科学家中绝少有人
熟悉有关中国的知识，而且由于李约瑟是一个生化胚胎学家，可以说这次派
遣行动决定了李约瑟的一生。1937年中国几位青年学者到剑桥学习，从而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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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了李约瑟的一生，“但这可能还不能成为‘被俘’或‘入迷’，有如一次
失效的种痘，假如我的命运不派遣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到重庆的英国大使
馆作为科学参赞。”李约瑟后来总结道。
英国政府委派李约瑟来华的最初目的，是要他作为皇家学会代表到中国
作些报告，支持中国科学家在艰难的日子里的战斗精神的。
李约瑟经由印度飞越驼峰到达昆明，在云南、贵州、四川参观了一些学
术单位。当飞机一在中国的西南名城昆明降落，他踏上他日夜向往的中国土
地时，他感到兴奋。他一下飞机就直接同来迎接的中国人交谈，这使当时和
他在一起的英国总领事感到惊奇。
但是没有多久，李约瑟就感到，他在人道主义方面并没有多少事可做，
而在科学技术方面却可以真正帮助中国科学家、工程师、医务人员在极其困
难的条件下做些实际工作。他决定在抗战时期陪都重庆停留下来，为此，他
征得了英国驻华大使霍勒斯·西摩爵士的允许，靠浮图关一个山岗建立起中
英科学合作馆。
中英科学合作馆经常给予全中国所有的研究所、大学、兵工厂与医院以
具体的援助，它们都因被战争封锁而陷于困境。各处所建立的友谊，单就书
物来说，是无比珍贵重要的。因为许多所都有中国的科学家、医师与工程师。
他们各就本身专业对本国文明发展中的史迹深感兴奋，他们随时愿意而且乐
于对李约瑟给予指点，什么中国书是最重要的，应该予以购买而加以研究。
这效果就像发掘到一个智能的金矿，其丰饶将使前几代汉学家大为惊诧，也
可能使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