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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原之死，震动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灵魂。端午节从纪念屈原受难的节日，经过两千三百年的绵延，发展成为尊重知识的节日，解放知识分子的节日。
怀念古代为的是教育今日。儒家教育重视“以史为鉴”。华夏历史，从甲骨文算起，有三千三百年文字记载。阅读古书而不知“以古鉴今”，读书何用？纪念端午节，自然地从屈原受难联想到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历代的文字狱，以及晚近的反右运动。
秦始皇焚书坑儒（前213年）：下令焚烧《秦纪》以外列国史纪，谈论《诗》《书》者处死，以古非今者灭族，禁止私学，以吏为师；次年，将四百六十多名方士儒生坑死于成阳。历代专制暴君，禁锢思想，一字成狱，中国社会由此千年停滞。晚近的反右运动，直接摧残五十五万人，连带亲友二百五十万人。提倡“知识无用论”、“知识越多越反动”。毛泽东得意自言，秦始皇的焚书坑儒，跟他的反右相比，只是“小巫见大巫”！在知识成为国力基础的全球化时代，以“社会主义革命”的名义，实行如此残暴的集体清洗，在世界历史上少见。
屈原被否定，放逐异乡，心力交悴，投水自尽，这跟反右运动中知识分子被否定，下放劳动改造，折磨而死或失望自尽，历史轮回，何其鲜活！田汉的自沉、老舍的自沉、储安平的失踪，一代知识精英被摧残。近年来不再谈论此事，可是人民心中念念不忘。言论可以控制，记忆无法禁止。中华民族的特色就是有强劲的历史记忆。勿忘过去，警惕未来，历史才能正道前进。
端午节成为法定节日，是复兴传统的信号。全球化时代是双文化时代，世界各国都在奉行国际的现代文化，同时发扬本国的传统文化，以本国的传统特长增益国际的现代文化，以国际的先进制度改进本国的传统文化。这就是纪念端午节的意义。
学者谭如为先生作《端午节有感》，词正意切，敬录如下：
黄钟毁弃，雷鸣瓦釜；文人噩运，鱼肉刀俎：
每临端阳，辩香瑶圃；思接千载，徜徉江浒；
靳尚媚上，郑袖善舞；台榭山丘，屈平不腐；
长吟离骚，诗魂翘楚；美人香草，比兴媚妩。
后昆垂范，前贤踵武；砺我精神，生气虎虎；
浩然正气，流芳千古；佳节永志，屈子风骨。
（2009端午，时年104岁）
（责任编辑 萧徐）
“国进民退”是一条死胡同·张 鸣
眼下，趁国际金融海啸民企出现暂时困难，中国土地上演了一幕“国进民退”的大戏。垄断性的大型国企，大举进军一般竞争性行业，中粮入资蒙牛，中化收编民营化肥厂，五矿和中钢收编民营钢厂，甚至一些民间做的比较好的书商，也面临国企的收购或者入资。民营企业最发达的浙江，则掀起一股政府入资民企高度监管的高潮，据说，宁绍一带，真正酝酿由政府向民企派遣党委书记，人称，新的公私合营开始了。有识者对此表示了极大的担忧，著名报人笑蜀表示，这是以市场化的名义去市场化，最终会危及国民整体利益和国家经济安全。
在1949年之后，中国曾经有过一次以国家的名义吞噬民营经济的事件，在历史上，被称为社会主义改造。中国因此而建立了计划经济的模式。不过，今天的国进民退，似乎并没有人想要真的来一次社会主义改造，重回计划经济。这场国进民退的热潮，很有些类似抗战胜利后的中国。那时的中国，恰好也发生过一场以接收敌产的名义开展的国家吞噬民间资产的运动。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对沦陷区敌产的接收，被外界批评为“劫收”，属于公认的国民党统治失败的重要原因。但是，以往的批评，往往多局限于劫收过程中，国民党军政官员的腐败，所谓接收大员的“五子登科”（金子、票子、房子，车子，女子）“三洋开泰”（崇拜西洋，痛骂东洋，抢劫大洋）等等丑行。其实，当时的接收，虽然在过程中，接收人员没少中饱私囊，但这个所谓的接收敌产活动，主要是一场国民政府的国有化运动。
据张忠民先生的研究，国民政府战后的接收，虽然规定了如果确系敌伪抢劫自私人者，可以发还本主，“但在由各接收区自行处理的9000多家中小工矿企业中，发还的仅有314家，占总数的3。41％，标卖的1384家，占总数的13。74％，其余的均通过不同形式和途径改组成了各种类型、分属于政府各部门的国有企业。据经济部1946年7月的报告称，在经济部接收的2411家敌伪工厂中，除了951家未处理以外，有1219家（其中大部分为大工厂）由经济部直接经营或移转至别的机关经营，标卖给民营的只有114个单位，还不到接收工厂总数的5％。”就这样，凭借接收，国民政府在一般竞争性行业建立了庞大的国有企业。如中国纺织建设公司、中国蚕丝公司、中国石油有限公司、中国植物油料厂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渔业股份有限公司、中华水产公司、中国丝业公司、中国盐业公司、中华烟草公司等等。（参见张忠民：《略论战后南京政府国有企业的国有股份减持》）
当时所谓的敌产，标准非常模糊。不光指日伪所有的产业，凡是能找到跟当时沦陷区敌伪政权或者个人有点关系的，就都算敌产。试想，按中国商人的经营习惯，凡是要开展经营活动的，只要留在沦陷区，就或多或少要跟当家的政权有点关系。于是，大批的民企就都变成了敌产。因此，据当时的报道，接收一开始，上海几乎90％的企业都关门倒闭。然后大量的变成了国有资产。不仅如此，当时的国民政府为了填充战争期间过于空虚的国库，居然公然掠夺沦陷区老百姓。当时，汪伪政权的货币中储券，实际上要比国民政府的法币值钱，1元中储券顶20元法币也不止。但是，胜利后，国民政府财政部居然规定，法币和中储券的比率为1：200，过了几个月，在强烈的舆论压力下，才改为1：5，规定在4个月内兑换完毕。
国民党政府的这种“国进民退”的运动，显然与其建党建政时变形的国家主义和列宁主义思想基础不无关系。在建政之初，确立中、中、交、农四大国有银行金融体系之时，就已经初见端倪，抗战期间，更是凭借战争的特殊环境，大有斩获，而战后则大获全胜。然后，其大获全胜之际，便是全面覆灭之时。国民党政府靠劫收民企建立的庞大国企，尤其是在一般竞争性行业建立的国企，基本上都是赔钱的，最大的作用，是成为党政要员的钱袋。劫收导致民企垮了，接着，国企也垮了。国民党的经济危机出现在政治危机和军事危机之前，接收要负很大的责任，并非仅仅借机贪污这一个方面，最最主要的，还是这场由接收引发的国有化运动。
由历史反观今日，情势虽有不同，但道理其实一样。在计划经济的条件下，一般竞争领域的国有企业虽然低效，但还能维持。在市场条件下，则维持都难。这些领域原来都是国企的一统天下，之所以让出来，是市场化过程的必然结果。换言之，是因为它们在市场化环境中活不下去。国企能解决中国经济的问题，中国就根本不会有改革。再次国有化，不仅国家税收会大幅度锐减，连基本的就业都保证不了。谁都知道，当今之世，城镇人口就业的百分之六十，农村人口的百分之九十都是民企解决的。现在垄断性大型国企之所以财大气粗，在很大程度上不仅因为它们垄断了国家资源，享有国家特许，垄断金融能源交通电讯，而且因为迅速发展，无所不在的民营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的发展，为他们提供了广阔而纵深的市场。
所以，如果当今的国进民退之举，如果目的是为了吞噬和挤走民企的话，等待它们的，大概只有失败，跟当年的国民党政府一样的失败，到那时候，中国经济的前景只能有一个，重走回头路。
我告发了同学宋尔仁·老 鬼
文革前，同学们在私下相互交谈中，也都特鄙视向老师告密的人，虽然背地里有人干过这事，但在公开场合，告密总还是招人恨的，不光彩的。
但是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只要对方是反革命、五类分子、阶级敌人，就可以不择手段对待。检举揭发阶级敌人受到鼓励，告密也成了政治觉悟高的表现。那时候一切行为只要打着革命的旗号就可以理直气壮进行。因为革命至高无上。
我们北京四十七中高三二班同学宋尔仁是一个比较复杂，比较特别的人。他家住在门头沟煤矿。隐隐感觉他出身不会太好。因为他从不说父亲是干什么的，似乎刻意隐瞒。他喜欢文学，激动的时候，曾经在宿舍里大声背诵莱蒙托夫或普希金的诗。但有时候又特粗鲁，能说些矿工才说的那些脏话。对招惹了他的初中小孩，敢抽耳光，毫不手软，也不怕背上欺负弱小的名声。
无论团干部怎么劝，他也不申请入团，不靠近团组织。对班主任敬而远之，政治学习能不参加就不参加。一句话，他在班里属于比较后进的同学。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曾公开大骂女人。当周末，宿舍里没几个人时，他声色俱厉地对我说：“天底下最坏最坏的是女人！你知道吗？最毒莫过妇人心，比毒蛇蝎子都毒！”说这话时，他的眼睛闪闪发光，唾沫星子四溅。
当时正是青春期，对女性充满了好奇和神往。他这番言论，让我感到极其反常。心想，他肯定是在这方面受过伤，跟女的有过交往，被女的抛弃过，伤了心，才那么恨女的。一个高中生，小小年纪这方面就有了事，弄不好别是个流氓。再加上他对自己的经历，对老师或其他同学的看法很少说。让人看不透他内心深处到底在想什么，所以我对他总保持着戒备之心。
他平时寡言少语，不爱在人多的地方说话。为人挺讲义气，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