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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龚育之同志将他的长文《献疑和献曝》发给我看，其中谈到《胡乔木书信集》编注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我看了，很佩服他读书的仔细。例如胡致杨尚昆一信，编者定此信为1949年所写，认为信中所写的六中全会为1938年举行的六届六中全会。龚育之同志考订出，这信其实是1955年所写，信中说的是七届六中全会。这样的考订功夫，我以为可作为读书方法的示例。这本书信集我也看了的，也觉得它编注工作留下了一些问题，就把我所见到的写了封信告诉他。这原不过是一封私人间的通信，却得到他的重视，推荐到《百年潮》发表了。后来在他的《党史札记二集》里，将我的这封信以及他写给《百年潮》编者的推荐信都作为附录收入书中了。
2003年底，人民文学出版社决定出版章诒和那本写大右派分子群像的《往事并不如烟》。责任编辑王培元同志和我说，想在封四印上几个著名评论家的评语，已经约请了严家炎和孙郁两位，还想找龚育之，但是不知道怎样去联系。我说，这我可以帮忙。我就给他打电话，将出版社想请他写评语的意思告诉他。他答应了。他的评语是这样写的：“作者写了大时代中一小群大知识分子的命运，是以晚辈的眼光来写父母的友人，其中有大名鼎鼎的人物，也有不那么有名以至全不为人知的人物。作者提供的不是他们的标准像，而是他们的侧影、背影，作者同她所写人物的合影、群影。你可以不必同意作者的每一个观点，但你不能不被作者独特的视角、细致的笔触、巧妙的剪裁和历史的沉思所吸引。”这评语真是写得巧妙极了，既表示了“不必同意作者的每一个观点”，你尽可仍然坚持《历史决议》对反右派斗争的评价，可是又表示了对作者“历史的沉思”的肯定。只是出版社希望这些评语起一点保护作用的愿望还是落空了，不久即得到命令：售完之后不得再印（这也就为盗版的书商开辟了财源）。而各个媒体也奉令不得宣传此书。我虽然没有看到相关的文件，但是我亲身经历的一件事可以证明确有其事：一家报纸的副刊约我赶写了一篇书评，原说是星期五见报的，不料星期四晚上突然接到约稿编辑的电话：刚才接到上级的通知，任何关于此书的文章一概不许发表，说好说坏的都不行。
龚育之同志在病中还给我帮过一次忙。我有一部《中国二十世纪通鉴》，五大本。在使用中，我发现第四册少装了一个印张。像这样装订错误的残缺的书，按理说出版社或印刷厂是应该收回的。书是线装书局出的，我想去找他们调换一本不缺页的。可是打电话一直联系不上。弄了许久，毫无办法，后来我看书上印的名单，编委会主任就是龚育之，于是我就请他帮忙了。这时大概是2006年，他已经住院了。他大约是转托了编委会副主任魏久明同志，让出版社将一本不缺页的书送到我家里。这一部书现在我还常常用到，这也可以说是他留给我的一件纪念品。
龚育之同志比我才大一岁多，真没有想到他这么早就去世了。那天到八宝山给他送别，我猛然感到我失去了一位能够坦率地交换意见和心得的朋友，是我的一个大损失。
2009年5月20日
（责任编辑 徐庆全）
文革中影响全国的“青岛事件”· 丁龙嘉
毛泽东关注的“青岛事件”
“文革”初期，青岛市出现了中共党组织按照刘少奇的规则和传统做法领导运动和部分青年学生按照毛泽东的指引开展运动的现象，以及二者之间控制与反控制、压制与反压制的斗争。其间，发生了三次激烈的交锋，而在第二次交锋中出现的“青岛事件”，引起了毛泽东的关注，影响到山东全省和全国。
1966年6月中旬，中共青岛市委成立了以第一书记张敬焘为组长的“文革”领导小组，确定了开展运动的步骤，又召开了6万人的动员大会，号召将“文革”进行到底。
然而，全市的运动并非都按照市委的部署进行。6月1日毛泽东指示向全国、全世界广播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把矛头指向学校党委的大字报，第二天《人民日报》全文刊载了这张大字报，同时发表了由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关锋起草的署名评论员的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6月1日由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率领的工作组掌控的《人民日报》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此时，青岛市的医学院、海洋学院、化工学院三大院校及部分中等学校的学生，迅速掀起了揪批本单位的“重点人物”、“反动学术权威”、“牛鬼蛇神”的高潮。其中，有的批判了党组织及其领导干部，有的自发成立了组织。这时，发生了青岛木器一厂部分职工拿出武装部的枪支保卫大字报的事件。
青岛市委为了控制局势，效仿中央向北京大学等单位派工作组的做法，从6月19日开始向青岛医学院等大专院校、青岛市第二中学等中等学校、《青岛日报》社等文化单位以及青岛木器一厂等单位派出了92个工作组或观察组，并要求工作组按照刘少奇制定的《中央八条》和刘少奇以中央名义转发的《jE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开展工作。工作组进驻各单位后，取缔了学生、群众中自发成立的各种组织，批斗了带头起来造反、批判党组织和领导干部的人，当时称为“反击”。
这期间的6月25日，发生了一件谁也没有预料到的、诱发了后来震惊全国的“青岛事件”的事情。当天，正在青岛市立医院实习的青岛医学院部分学生，给院党委和第七病房贴出大字报。部分医院职工认为大字报与事实不符，就与学生展开了辩论。经过当时主持医院工作的党委副书记张秀文做双方面的工作，使辩论暂时平息下来，但并未解决矛盾。
7月28日，中共北京市委根据毛泽东的工作组“起坏作用，阻碍运动”。“不要工作组，要由革命师生自己闹革命”的指示，决定撤销各学校工作组。8月4日，青岛市委决定撤销派出的所有工作组。这一时间青岛市委与起来造反的学生、群众的斗争，被称为第一次交锋。
8月1日至12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会议通过的关于“文革”的《十六条》，规定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正式确立了“文革”的“左”倾指导方针。全会之后，青岛市的党政当局和起来造反的学生，都以极快的速度和空前的规模开展运动。8月20日，青岛市委举行了有10万人参加的庆祝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的大会，会后进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8月23日，各学校刚刚成立的红卫兵，在《人民日报》的报道和《好得很》的社论的鼓动下，仿效北京的红卫兵，杀向社会，疯狂地破所谓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从城里赶走所谓的“牛鬼蛇神”。
8月中旬，青岛医学院的部分师生散发了《给全市革命同志的一封公开信》，指出“市委有很多严重的问题，要想把本单位的革命搞到底，必须首先搞清市委的问题。”还有部分学生贴出大字报，认为市委“怕”字当头，使“青岛市的文化大革命冷冷清清”。在前段时间受到学校当局和工作组批判和处理的部分学生到市委追查后台。这样，几部分学生将斗争的矛头指向了市委。由于《十六条》明确提出学生的革命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中央又明文规定“不要限制学生”，所以，市委虽然受到了威胁，却显得束手无策。
8月24日，青岛医学院的部分医生和教职工，针对他们认为的青岛市委几年中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和在“文革”中压制群众、包庇镇压群众运动的市立医院党委副书记张秀文等问题，贴出了几十张大字报；另有100多名学生到市立…〃医院贴出大字报，要求澄清“六Ni〃事情的真相。当晚，这些学生又联合海洋学院、化工学院等学校的400多名学生到市委，要求撤销张秀文的一切职务，并静坐示威，施加压力。市委常委连夜召开会议，决定撤销张秀文的一切职务。这实际是丢卒保帅。然而，抛出一个卒子就能保全自己吗？！学生在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到市立医院，在没有找到张秀文的情况下，武斗了9名医务人员。
8月25日，这些学生揪斗了张秀文，同时，散发了《坚决造青岛市委的反》的传单。消息很快传遍开来。张秀文的被撤职和被揪斗，引起了医务界和社会上部分干部和群众的不满，青岛市开始出现了以三大院校为代表的学生、红卫兵与部分干部、群众的对立。
当天上午，社会上流传着三大院校的学生要在晚上召开万人大会，砸烂市委的消息。这个消息，是实情还是谣言，来自何处，至今还是个谜。下午，市委常委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应对之策。据副市长王效禹后来说，张敬焘在会议中说：“我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你们是什么？”会议认为问题出在《十六条》没有深入人心上，决定当晚在全市掀起一个学习、宣传《十六条》的高潮，并分别向全市各大系统部署立即上街开展宣传活动。这一决定，打的旗号是学习、宣传《十六条》，实际是要粉碎传说中的学生召开万人大会和砸烂市委的行动。这必然会激化双方的矛盾。今天看来，确非明智之举。晚间，数万名干部、工人、市民与三大院校上街的学生相遇，还有部分干部、工人、市民包围青岛医学院，双方展开激烈辩论并发生局部的肢体冲突。对立情绪严重升级。
8月26日凌晨，张敬焘出面接见了学生，回答了学生提出的为什么要上街宣传《十六条》和有关市立医院的质问，同时，表示支持学生的革命行动，又要求学生按《十六条》办事。张敬焘的接见，表明他已经看到了这种混乱情况的危险性。当天，市委发出四条指示，注’要求工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