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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您呢？没有接受他献殷勤？”
“干嘛要接受。”舒尔茨风情万种地微笑了一下，“瓦涅奇卡很迷人。但是问题在于我不自由。即使我当时坠入情网，毕竟没有到离婚的地步。”
“为什么？您有小孩子？”
“上帝保佑您，47岁的人怎么能有小孩子！不，孩子们都大了。可瓦涅奇卡是俄罗斯人，而我是德意志人。父母从小就给我们灌输一种思想，我们不应该同非德意志人结婚而被同化。我已故的丈夫也是德意志人。”
“叶卡捷琳娜·维涅迪克托芙娜怎么样？贝绍夫没有想过向她献殷勤吗？”
“噢，您说什么，亲爱的，他们在十五六岁的时候就经过这个阶段了。这是少年之恋。后来卡捷尼卡有了未婚夫，她同他大概是在战前一年半至两年时相遇的。”
“后来叶卡捷琳娜·维涅迪克托芙娜同贝绍夫的关系如何呢？”
“非常稳定。他们两家是通家之好。伊万喜欢卡佳父亲收藏的画，他总是说，只要卡捷尼卡打算出卖，他就要把它们全部都买下来。”
“马尔塔·根利霍芙娜，据我所知，您的女友立下了遗嘱，把几乎所有的画都捐献给了博物馆，只卖了几幅给贝绍夫，是这样吗？”
“是这样，她是这样做的。”
“那为什么她没有把所有的画都卖给伊万·叶利扎罗维奇，既然他那么想得到这些画？他们可是友好相处了一辈子。到底为什么她不成全他呢？”
“卡佳想让这些画伴随自己度过余生。她一生都看着这些画在身边，不想在大限未到之前同它们分开。起先她的确曾经向伊万提议，在遗嘱中写上把画交给他。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他表现得极为高尚。他说，我不要你以为我在迫不及待地盼望你早死。我不想成为你的继承人。更不想白自得到这些画。于是他们商定，卡佳卖给他几幅画，够她过日子，其余的画捐献给博物馆。”
“究竟为什么遗嘱只说捐献给博物馆呢？难道叶卡捷琳娜·维涅迪克托芙娜没有一个亲属吗？”
“亲属她倒是有几个，不过他们不需要画。都是远房亲戚，连通信联系都没有。”
这倒符合实际。叶卡捷琳娜·维涅迪克托芙娜珍藏着她多年来收到的信件、贺卡和电报，其中的确没有亲属的片纸只字。不论贝绍夫，还是彼得·瓦西里耶维奇·阿尼斯科维茨都一致肯定，是有一些父系亲属，但是都很遥远，不是在摩尔曼斯克，就是在马加丹，而且从来没有到叶卡捷琳娜。维涅迪克托芙娜的家里来过。也就毫无理由怀疑他们贪图斯马戈林院士的收藏品；
“请您谈谈，假如这些亲属突然出现，叶卡捷琳娜·维涅迪克托芙娜有没有说过？”娜斯佳问马尔塔·根利霍芙娜。
“我相信，她说过的，”舒尔茨肯定地回答，“她向我隐瞒这种事有什么意义？一定说过的。”
“一般说来她可能有些没有告诉过您的秘密吗？”
“噢，亲爱的，”舒尔茨喘了一口气，“应该了解卡佳。她乐观、开朗，但是绝对不多嘴多舌。绝不。假如卡佳想隐瞒什么，无论哪个热心人也打听不出来，我敢向你保证。她善于守口如瓶，而且口风比任何人都严谨。她在这一点上很受好评·可以同她分享任何秘密，完全可以相信，决不会从她的口里传出去。卡佳一生没有骗过一个人，或者就像现在爱说的，信得过。谁知道她把多少见不得人的秘密带进了坟墓……”
马尔塔·根利霍芙娜抽泣了一下，用手绢擦了擦眼睛，在这么长时间的谈话中，她第一次让自己表露出了软弱。娜斯佳在近几天中已经多少遍想过，许多年轻人低估了老年人。他们比不足40岁的人通常所认为的聪明得多，精神上复杂得多，坚强得多。至于把见不得人的秘密带进坟墓，这已经有点意思了。她悲剧性地惨遭毒手的原因是否就在于此？
娜斯佳看了看时钟——6点半，可怜的马尔塔·根利霍芙娜坐了四个多小时了。怎么可以这样折磨一位不年轻也不太健康的老太太？
“谢谢您，马尔塔·根利霍芙娜，由于您的帮助，现在我对您的朋友的印象清晰多了。”娜斯佳温和地说，“我可以请您喝杯茶或者咖啡吗？”
“非常乐意。”舒尔茨兴奋地说，“如果您指给我你们的女卫生间在哪里，我将非常感谢您。”
娜斯佳抱歉地笑了一下。事实上，那个龌龊的地方就在她的那一边对着证人，本应该事先想到这一点的，不要等到她的忍耐力达到极限。舒尔茨起身去上厕所，娜斯佳桌子上的内线电话马上就响了。
“娜斯塔西娅·巴甫洛芙娜，有空吗？”是斯塔索夫的声音。
“有空，你在哪里？”
“嗯，在走廊里遛遛。能到你那里呆一会吗？”
“来吧。不过别做傻事，我这里有一位证人。”
“你委屈我了，”斯塔索夫抱怨说，“爱情可不是傻事，有人可能不方便。好，我跑着去。”
大概他真的是跑来的，也可能就是从隔壁办公室打的电话，至少，他真的只过几秒钟就来了。同他一起进办公室的还有一位瘦瘦的个子不高的姑娘。她有一张疲惫不堪的脸，长满粉刺。站在她的旁边，两米高、绿眼睛的美男子斯塔索夫显得更挺拔，肩更宽，更漂亮。
“我不能路过门口而不向你表达自己炽热的感情。”弗拉迪斯拉夫一进门就笑着宣布说，“你认识一下，这是伊罗奇卡，我过去的邻居，现在的被保护人，我对你说过她的情况。”
“对，对，我记得。”娜斯佳点点头，“很高兴。”
姑娘嘟囔了一句含糊不清的话回答她，连微笑也没有。“我们查了一个叫伊里亚斯的身份。”斯塔索夫满不在乎地继续说，“他想租伊拉的房间。”
“那又怎么样？他是个被侦查的强盗还是杀人犯？”娜斯佳开玩笑地说。
“谢天谢地，不是。我们都知道，他是现房客领来的。所以确定伊里亚斯的身份就不难了。笨蛋，当然，土耳其…埃及…意大利这条线上的一个倒爷。但是暂时还算清白。不是躲藏谁，手没有弄脏，仅仅是个无足轻重的小萝卜头而已。”
此刻回来的马尔塔·根利霍芙娜好奇地看一眼这奇怪的一对，舒舒服服坐在椅子上的斯塔索夫在老妇人出现时立即跳起来，赢得了她赏识的微笑。而伊拉则没有对她的出现做出反应，对她那文雅礼貌的“晚安”，甚至连头都没有点一下。
“哪位要茶，哪位喝咖啡？”娜斯佳殷勤地问着，打开煮水器，从桌子里取出茶杯、咖啡、茶叶和糖，“您要什么，马尔塔·根利霍芙娜？”
“请来杯茶。”
“我也要茶。”斯塔索夫说，“你呢，伊利莎？”
“我不要。”姑娘嘟哝道。
弗拉迪斯拉夫三大口喝光了自己的茶，毅然站起身来。
“好了，娜斯塔霞·巴甫洛芙娜，我们走了，谢谢你的茶。看到你很高兴，别忘了给我打电话。”
“你可别不露面。”娜斯佳微笑着回答。
马尔塔·根利霍芙娜在斯塔索夫和与他同行的姑娘身后默默地看着。
“多么古怪的姑娘。”当门在他们身后关上时，她说。
“怎么古怪呢？”
“完全不懂礼貌，她的目光透着腼腆，受到了伤害似的。这就是你们所谓的‘问题少年’，是吗？”
本可以只默默地点点头，不扩展这个话题的。可是娜斯佳感激马尔塔·根利霍芙娜详详细细开诚布公地讲了许多关于已故的阿尼斯科维茨的情况，加上她也想对谈话人做点什么让她高兴的事。看来还得同她再谈一次。而在这种场合，还有什么比讲那些容易使人想起流言的故事更令人愉快的呢？马尔塔日后向自己的熟人说起时还可以引用说，“这是她在彼得罗夫卡听来的大秘密。”老年人最大的乐趣是聊天，而主要的收获就是谈资。
“您说什么，马尔塔，伊拉已经不是少年了，她20岁了。她只是看起来这样。因为她的生活很艰苦，至于她不懂礼貌和腼腆，您在一定程度上多多少少是对的，但是没有必要责备她。如果您想听，我告诉您。真是一个可怕的悲剧。”
自然，舒尔茨想听。别人想听都听不到！
“也许您还记得，六年前，几乎所有的报纸都报道过一个骇人听闻的事件，一个妇女从九层楼的窗口扔出了她的三个孩子，自己也跟在他们后面纵身跳了下去，而大女儿逃出门躲进了邻居的家里。”
“对，对，”马尔塔兴奋地点头说，“我看过。”
“这个伊拉就是那个大女儿。”
“您说什么？”舒尔茨两手一拍，“太可怕了！”
“我告诉您一点您也许不知道的事情，”娜斯佳神秘地说，“他们都还活着，两个女孩，一个男孩和母亲。不过，当然，都成了重残疾人。惨祸发生的第二天，父亲心肌梗塞去世了。他承受不了。于是，伊拉在14岁的时候成为一个孤苦伶仃的女孩。您理解吗？完全是孤单一人。为了养活自己和四个残疾人，她还必须做很多很累的工作。尽管他们没有同她一起生活，孩子们住在医院，母亲在残疾人疗养院。可是他们需要食品和衣物。所以，我认为，我和您可以不去计较伊拉忘了说‘谢谢’或者‘请’以及不太懂礼貌的举止言行。”
“可怜的姑娘！”舒尔茨叹了口气，“命真苦，我的上帝啊，命真苦。”
民间哲人说，上帝喜欢有耐性的人。还有人说，善于等待的人最终会如愿以偿。娜斯佳·卡敏斯卡娅完全没有必要陪着这样一个太爱说话的70岁的证人来一段饮茶仪式。她有一大堆当急之务，她应该要几个紧急电话，但是她认为必须表现得沉稳耐心，使马尔塔·舒尔茨心目中对刑事侦查工作者保持良好的印象。她因此得到了百倍的回报。因为马尔塔·根利霍芙娜想起了什么事情，突然说：
“您知道吗，我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