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的官吏苦于无发表政见以影响政策的有效途径。甚至在19世纪初期仍不可能
就政府应如何运转达成意见一致，而到30年代，爱国主义助长了引起分裂的
积极精神，如许多官吏要求终止鸦片贸易，并批评那些不能打败英国人的领
袖人物。①
效忠皇帝的省的汉族首脑，把清王朝从19世纪中期的叛乱中拯救出来之
后，中央统治各省的权力不得不在较少专制的基础上重建。新的地方军队使
八旗兵黯然失色，清政府像在17世纪中叶那样，再次面临在利害关系的结合
中谋求省的高级官员合作的必要性。②对外政策的讨论在与俄国的伊犁危机、
中法战争和中日战争期间达到高潮，朝廷的虚弱使得对外政策的讨论较易突
破先前限制官吏表示意见的束缚。在这些危机中发表的“清议”，标志着政
府内部开始有反对的舆论。不管某些批评多么不公正，某些攻击多么判断失
① 见《申报》， 1878年6月8日，第4版；1878年7月20日，第1版； 1878年 12月4日，第3版；
1879年2月21日，第3版；1879年8月10日，第3版； 1879年8月14日，第3版。
① 詹姆斯〓波拉切克：《内部的鸦片战争》，第2章。
② 关于地方军队，见刘广京：《对中兴的透视》，《剑桥中国史》第10卷，第477— 490页；及刘广京和
R。J。史密斯：《太平军战争以后时期的清朝军队》，《剑 桥中国史》第11卷，第202—211页。
当，它们所留下的是正在形成的确信：某些主要官吏不可信赖，清朝政府不
能保卫国家，而解决的办法在于扩大政治参与，以便上层阶级的舆论能够上
达。京城里斗志昂扬的爱国精神就这样与名流领导的社会动员和制度上的维
新观念结合起来。①
促进对立的舆论和更广泛的政治参与的第三种主要力量，来自居住在条
约口岸城市的人们，以及为数较少的曾在海外旅行的人士。他们是最早把西
方的方法、观念和价值观介绍到中国人士当中的一些人。条约口岸不仅吸引
了社会边际的买办，也吸引了那些在这些城市中心颇有建树而与家族和故乡
未切断联系的学者和商人。这些人为自主的地方管理提供金钱和组织上的推
动力，有时还直接领导。他们带头对政府专横的措施提出质问，而外国租界
则使他们得以免遭其害。②在19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条约港口的报纸加速
了他们的异化倾向以及国家和名流社会之间的对抗，并且部分地使之明朗
化。王韬受到外国报纸的深刻影响，当时在香港开始主编《循环日报》。同
样有重大意义的，是在上海很成功地创办了第一家日报《申报》。从此以后，
报纸提供自主的管理活动的消息，并为这种活动提供理论基础。报纸是介绍
外国各种可取办法的知识源泉，是批评官吏的论坛，也是爱国情绪的有力的
催化剂，助长了对清朝官吏的不信任，并通过表达共同的看法，把各地出现
的反对力量结合起来。
清末的新政与革命
戊戌变法是这种舆论和政治要求增长的第一次高潮。甲午战争之后纷纷
建立以政治为目的的学会和其他社团，这是一个全新的转折，宣告清代关于
公开的公共政策活动的禁令的结束。维新运动的某些方面曾受到格外的注
意，特别是戊戌百日维新；当时维新党控制了京城的政策、湖南的维新运动
和聚集在康有为、梁启超周围的一群人的思想和活动。事实上，维新运动传
布更广，并得到更众多的名流人士的支持。以浙江为例，地方志和报纸的报
导说明，有相当大的压力来自士绅和商界，尽管浙江通常不包括在重要维新
活动中心之列。同浙江一样，在维新派领袖从地方上流社会顶层出现的一些
省份，对于维新并没有多少思想阻力。起初，问题不在于维新本身，而在于
追求什么样的维新，以及这个官僚政治的君主国能否接受来自其结构以外的
政治上的创新活动。在最极端的维新分子取得突出地位的地方——主要在京
城和湖南——他们因奋力争取急速的变革，攻击基本的儒家家庭原则而与温
和派不和。处于中枢地位的政府，等待温和派渐渐疑惧，然后拒绝扩大通往
政治权力的途径。盘踞在官府与朝中的重臣过于强大，不动用军事力量是不
能把他们除去的。1898年策划北京反维新政变的人，不仅保守，而且主要考
① 关于清议的政治意义，见玛丽〓兰金：《“舆论”和政治势力：19世纪末叶中 国的清议》，《亚洲研
究杂志》第51卷第3期（1982年5月），第463—477页。清议对决策的影响，见易劳逸：《清议与19
世纪中国政策的形成》，《亚洲研 究杂志》第24卷第4期（1965年8月），第609—611页。
② 关于条约口岸的设立和与此有关系的人，见费正清：《中国沿海通商与外交：开放通商口岸，1842—1854
年》，各处，第394—398页；柯文：《传统与现代 之间：王韬及晚清中国的改革》；又蔡荣芳（音）：
《买办思想家的处境：何启 （1859—1914年）和胡礼垣（1847年—1916年）》，《现代中国》第7卷第
2期 （1981年4月），第191—225页。
虑满族或王朝的统治，关心保持他们自己的地位和对社会的专制统治。结果
是，他们拒绝了最后的机会，未能在当时的政治结构内协调社会的首创活动。
①反维新政变的冲击波冲击了名流社会中公开积极活动的那一部分人，加重了
他们对朝廷的不信任，与朝廷益发疏远。起初，不清楚逮捕牵连多广——名
流广泛从事维新活动的地方，如长江下游，许多人有理由感到不安。进一步
的对立，是由任用满人取代各省汉族高级官吏的政策引起的。此后不久，朝
廷支持义和团，支持处决反对义和团的官吏，1900年非理性的种族主义引起
的灾难性的国际后果，疏远了范围更广泛的名流人士，他们对助长社会动乱
的危险非常敏感，并厌恶再次挑起外国入侵的政府。
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京城官吏怀着幻灭的心情纷纷辞职还乡，京
外的学者坚信他们不能为清政府服务。排满在整个19世纪原是潜伏的、躲躲
闪闪的态度，如今与反对专制压迫结合起来成了公开的政治态度。也许第一
次公开发表的对满族统治的攻击是1900年夏在《申报》上出现的。①有些人
认为，政府一旦在1901年后开始了新政的进程，只要它能维持控制更久一
些，它就能成功。这样的论点低估了这样大的国家的变革问题，但却正确地
表明了清政府官办维新运动的活力与在短短几年中取得的迅速进展。这种论
点的缺点，在于它低估了在官僚政治的国家和名流社会之间出现的政治隔
阂。
参与和控制，而不是维新，继续处于清朝最后10年冲突的核心地位。北
京政府把维新与集权和延续官僚控制的目的结合起来，这一做法激起了反
对。②一位最坚定地主张维新的总督张之洞，在由谁控制铁路发展的问题上和
名流人士意见相左，尽管两者共有强国和实现工业现代化的信念。只要领导
的名流被赋予他们认为有意义的任务，他们就可能参加政府，或与政府合作；
但当官吏再三设法限制外界的积极活动时，他们就拒绝给予支持。
发动辛亥革命的反对派是由与官僚政府的基本冲突形成的。③反对派是从
一些具有不同利益，对政府和社会具有不同观念的名流社会群体中发展起来
的。然而，就自由民主的意义而言，这些群体并不是作为利益集团而发挥作
用。中国社会的总体性过强，名流阶级内部的差别太不显著，社会…政治观念
对于急剧地采取西欧的特别是美国的模式的政策来说，是过于强调整体性
了。不同的名流阶层——不论是老的还是新的——的成员继续由家族、地域
或其他纽带互相联系在一起。反对派的成员也共同具有一些基本观点，他们
是民族主义的，相信某种程度的民众动员，希望重新分配政治权力以提供范
围更大的社会参政，并且易于感到被清政府官吏所出卖，易于不信任他们。
19世纪最后10年的主要政治运动，如1905年的抵制美国货、省办铁路风潮
和立宪运动，都广泛地表现并动员了反对集团的联合，还牢固地把民族主义
的感情同他们争取代议制政府的要求联系在一起。①同盟会和康有为领导的立
① 关于戊戌变法，见张灏：《剑桥中国史》第11卷第5章；汤志钧：《戊戌变法 史论丛》。这种解释采
自兰金：《“舆论”和政治势力》，第470—472页。
① 《义和团》第4卷，第171—172页。
② 关于清政府的维新方案，见市古宙三；《剑桥中国史》第11卷第7章。
③ 关于辛亥革命，见M。加斯特：《剑桥中国史》第11卷，第9章。
① 立宪运动的主要著作是张朋园：《立宪派与辛亥革命》和张玉法：《清季的立 宪团体》。又见张朋园：
《省谘议局：1909—1914年政治参与的出现》，《中央 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12期（1983年6月），
宪保皇派之间的激烈竞争，在海外的流亡者中发展，但是，他们在东京、东
南亚和美国的斗争，并没有在国内重演。
在国内，反对派不同成分之间的分歧，没有反对派全体和中央集权的官
僚政府之间的分歧那样大。他们的作用是互为补充，而不是竞争的。革命党
人提出的共和抉择终于被接受，认为比有害的、钦定的立宪政体更可取，后
者旨在谋求控制，而不是扩大官府外的参政范围。激进的知识分子提出的前
景，是在更自由更公平的社会基础上建立强国；他们在必要时的英雄行为，
赢得了公众的同情。他们的暴力策略有助于使一个顽抗的政府陷于不合法的
境地。革命党人打入的一些新军部队所提供的军事力量，是不可靠的秘密会
社同盟者所无法提供的。商人与士绅、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