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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到最好的例证，这些活动被认为是“更为重要”，象艺术创作之类。在创作一幅油画或一支协奏曲的过程中，艺术家明显地将自己的身心完全投入到这项活动中，因而它使成为他整体人格的表现。但这样一个例子，或者可以说，对一个无结构情况的任何创造性反应——就象在罗谢德（Rorschad）实验中一都位于连续统一体的末端。在另一端则是同性格结构只有很小关系或者根本没有关系的孤立的、具体的动作。这种动作的例子有：对一个短暂情况的要求所做出的直接反应（躲避一辆卡车）；对大多数人来说，早已丧失了心理含意的纯属习惯的文化的反应（女士进来时起立），或者最后，条件反射行为。此类行为几乎根本没有向我们提供有关性格的情况，因为在上述情况下，它作为一个决定因素是可以被忽略的。在这两极之间，还有各种层次。例如，有趋于几乎是被仅仅一个或二个症侯群所完全决定的行为。一个特别的善意行为比其它任何行为都更密切地与安全感症候群相关联。谦虚的感情是由自尊所决定的，诸如此类。
上述事实可能引起这样一个问题：既然存在着这么多类型的行为——症候群关系，那么在开始时为什么要说行为一般是由所有的症候群决定？
显而易见，由于理论上的需要，整体理论必须从这样一种陈述出发，而原子论的方法则必须从选择出的孤立，游离的行为出发，这种行为同有机体的所有联系都被割断——比如只是一种感觉或受制约的条件反射等。在这里，只是一个“集中”的问题（从哪一部分是要被组织的整体这一角度来看）。对原子理论来说，最简单的原始资料是通过还原分析所获得的一个行为片断，即一个同有机体其它部分的所有关系都被割断的行为。
也许更为中肯的是这样一种论点。即第一种症候群——行为关系更为重要。孤立的行为往往都处于人生最关切问题的边缘。它们之所以孤立，只不过是因为它们并不重要，也就是说，同有机体的主要问题，主要解决办法，或是主要目标毫无关系。的确，我的膝节腱受击时小腿就会踢出去，或者我用手指抓橄榄吃，或者我不能吃煮洋葱因为我习惯上对它厌恶。而下述事实当然不能说是比上面的更为确切；即我有某一种生活哲学，我爱我的家人，或者我喜欢做某种实验——但后面的事实却远远重要得多。
虽然有机体的内在本质的确是行为的一种决定因素，但它却不是唯一的决定因素。有机体在其中行动并对有机体的内在本质起了决定作用的文化背景也是行为的一种决定因素。最后，另外一组行为的决定因素可以被统统划到“直接情况”一类。行为的目标和宗旨是由有机体的性质来决定的，通向目标的途径是由文化来决定的，而直接情况却决定着现实的可能性和没有可能性：哪一种行为是明智的，哪一种不明智；哪一个局部的目标可以达到，哪一个不能达到；什么提供的是威胁，什么提供的是有可能被用来达到目的工具。
以如此复杂的方式来设想一下，就很容易理解，行为为什么并不总是性格结构的有效指标。因为行为如果受外部情况和文化决定的成份同受性格决定的成份同样犬，如果它只是三组力量之间的一个妥协构造，它就不走可能成为它们心中任何一个的完善的指标物。这同样也是一种理论性的陈述。实际上，通过某些技术手段，我们可以“抑制掉’或消除掉文化和环境的影响．从而在实际运用中，行为有时可以是性格的有效指标。
据发现，性格和行为冲动之间可以建立起紧密得多的相互关联。的确，这种关系紧密得足以把各种行为冲动本身看做是症候群的一个部分。这些冲动所受的外界和文化的制约要比外部行为活动少得多。甚至可以说我们只不过是把行为当作行为冲动的一个指标所研究。它如果是一个有效指标，就值得研究；如果不是就不值得研究——如果我们研究的最终目的是了解性格的话。
症候群资料的逻辑和数学表达
据我所知，现有的数学和逻辑并不适于以符号的形式来表达和处理各种症候群资料。这样一个符号体系无论如何也并非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建立数学和逻辑学以适应自己的需要。然而就目前来讲，各种可供运用的逻辑学和数学体系都是建于我们所已批评过的一般原子论世界观之上的．并且是这种世界观的表现形式。我本人在这方面的努力过于微弱，无法在此陈述。
由亚里士多德作为其逻辑学的基本原理之一所提出的A和非A之间的明星区别，已经被现代逻辑学继承下来，尽管亚里士多德的其它假设却被它所抛弃。这样，举个例子来说吧，我们在朗杰（Langer）的《符号逻辑》一书中看到，这个被她描述为互补类别的概念，对她来说是一个不必被证明，但却可以作为常识而被理所当然地接受下来的基本假设。“每一个类别都有一个补充物；类别及其补充物相互排斥并将它们之间的整体类别发掘一空。”（P。193）
对于症侯群资料来说，不可能将资料的任何部分这样整齐地以整体割下，在任何一项单独的资料和症候群的其它部分之间，也不可能有如此鲜明的区别；这一点到现在已经应该非常明显了。
当我们将A从整体割下，A就不再是A，非A也就不再同过去一样，将A和非A简单地相加当然也并不会还给我们开始时所有的整体。在一个症候群内部，症候群的每一个部分都同所有的其它部分相互交错。将一个部分割下是不可能的，除非我们对这些交错状况毫不介意。而这种忽略心理学家是担当不起的。互相排斥对于处在孤立状态的资料来说是可能的。但如果它们处在上下文中，而在心理学中必定要有上下文，这种两分法就是极不可能的了。例如，甚至连想象都无法想象我们能够将自尊行为从所有其它行为上割下，因为道理极为简单；几乎没有只是自尊而不是其它任何行为的行为。
如果我们拒绝接受这种互相排斥的概念，我们所怀疑的就不仅仅是部分地基于这一概念之上的整个逻辑，而且还有我们所熟悉的大部分数学体系。现有的大部分数学和逻辑所涉及到的世界，都是一个相互排斥的各种实体的组合，就象是一堆苹果一样。将一个苹果同苹果堆中的其它苹果分开既不能改变苹果的性质。也不能改变苹果堆的本质特征。但对有机体来说，就大不相同了。割下一个器官改变了整个有机体，也改变了被割下的那一部分。
在相加，相减，相乘，相除等基本的算术运算中，也可以找到另外一个例子。这些运算明显地采用了原子论数据。将一个苹果同另一个苹果相加是可能的，因为苹果的性质允许这样相加。人格的情况就不一样了。如果我们有两个都有高自尊心但缺乏安全感的人，我们又使其中的一位增强了安全感（“加”安全感），那么，其中的一位就很可能会乐于同人合作，而另外一位则会趋于暴虐。一个人格中的高自尊和另一个人格中的高自尊并不是有同样的性质。在那个被如上了安全感的人身上，发生了两个变化，而并不仅仅是一个。他不光获得了安全感，自尊心的性质也发生了变化——只不过是因为同高安全感结合起来。这是一个牵强附会的例子，然而也是能设想出的最接近于人格相加运算的例子。
很明显，传统的数学和逻辑尽管有着无限的可能性，在实际上却似乎只是为一种原子论，机械论世界观服务的侍女。
甚至似乎可以这样说；数学在接受动力学，整体学理论方面落在了现代物理科学的后面。物理学理论的性质所发生的根本性变化，并不是由于改变数学的根本性质所造成的，而是由于扩展了它的应用范围，由于同它耍了花招。由于尽量地使它根本上的静止状态不发生变化。只有进行各种各样的“似乎”假设才能造成这些变化。在微积分学中可以找到一个极好的例子。微积分学声称是研究运动和变化的，但只是通过将变化转变为一系列静止状态来完成这项工作。一条曲线下的面积是通过将它分割成一连串的椭圆来测量的。曲线本身则被当作“似乎”是有着极小边的多边形。微积分行之有效，是一件极为有用的工具。这一事实证明：它一直是一个正当的运算过程，对此我们不能提出根本性的疑问。但不正当的是忘记它之所以行之有效，是因为有一连串的假设，一连串的回避或花招，一连串明显地并不同心理学研究一样和现象世界打交道的“似乎”假设。
下面所引用的一段话证明了我们有关数学有静止和原子论倾向的论点。据我所知，引文的主旨还没有受到其他数学家的诂难。
难道我们以前没有狂热地宣称我们生活在一个静止的世界中？难道我们没有求助于芝诺（Zeno）悖记，来详尽地论证运动是不可能的，飞矢实际上是静止的？对这种态度的明显转变，我们又该归结到何处呢？
此外，如果每一项新的数学发明都是建立在旧有的基础之上，那又怎么可能从静态代数和静态几何理论中，提取出一种新型数学以便解决涉及到动态实体的难题？
对于第一组问题来说，并不存在着观点的改变。我们仍然坚定地抱着这样一个信念：在这个世界里，运动及变化都是静止状态的特殊情形。并没有什么变化的状态，如果变化意味着一个从质上与静止不同的状态；被我们辨认为变化的，只不过是我们所曾指出过的，在比较短的时间间隔中所观察到的一系列许许多多不同的静止图象。
由于我们在实际上看不到飞矢穿越它在飞行中的每一个点，于是就本能地相信一个运动物体的动作有连续性；这样就有一种不可抑制的本能想把运动的概念抽象为某种在本质上同静态不同的事物。但这种抽象是出于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