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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国的其他情况也同以前不同了。欧洲分成了二三十个君主国和几个共和国，可以想象，其中两个国家进行一场巨大的战争，不会象从前那样，必然牵涉到为数十倍的其他国家。政治关系仍然可能有多种多样的结合，但是它们是可以观察到的并且随时可以根据概然性加以确定的。
各国都已变成了内部关系十分简单的君主国，等级的权利和影响已逐渐消失，政府是一个完全的统一体，它对外代表国家。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有个适用的工具和独立的意志，战争就能够具有同它的概念相符合的形态。
在这个时期又出现了三个新的亚历山大：古斯达夫·阿道夫、查理十二和腓特烈大帝。他们企图利用数量少但组织完备的军队把小国建成强大的王国，并打垮所有的敌人。
假如他们也同亚洲的国家发生过战争，那么就其作用来说他们同亚历山大就更相似了。无论如何，从他们在战争中敢作敢为这一点来看，我们可以把他们看作是拿破仑的先驱者。
然而，战争从这方面获得的威力和彻底性，又因另一方面的原因而失去了。
军队是靠国库维持的，君主几乎把国库看作是他私人的金库，至少看作是属于政府而不属于人民的东西。同其他国家的关系，除了一些贸易往来以外，大部分只涉及国库或政府的利益而不涉及人民的利益，至少这是一种普遍的看法。因此，政府以巨大财产的所有者和管理者自居，不断努力增加财富，可是它的臣民对此却没有多大兴趣。在鞑靼人出征时，是全体人民参加战争，在古代共和国和中世纪，是多数人民——如果人民这一概念只限于指国家真正的国民而言——参加战争，但在十八世纪的这种状态下，人民根本没有直接参加战争，只是通过其一般素质的优劣对战争有些间接的影响。
这样，当政府脱离了人民并把自己看作是国家的时候，战争也就纯粹是政府依靠国库内的金钱和本国的、邻国的无业游民所从事的事业了。于是各国政府所能使用的手段就有了一定的限度，也就是说使用手段的规模和持续时间都有了一定的限度，这种限度是作战双方彼此都能估计出来的。由于有了这种限度，战争的最危险的方面就消除了，即趋向极端的趋势和与此有联系的一系列难以估计的可能性就消失了。
人们大体上可以知道敌国有多少金钱、财富和信用贷款，也可以知道敌国有多少军队。在战争开始时大量增加这些东西是不可能的。知道了敌人最多有多大的力量，自己不致遭到完全的毁灭就有了相当的把握；意识到自己力量有限，就会选择适当的目标。既然不致遭到极端的打击，自己也就没有必要去追求极端了。在这种情况下，必然性不再驱使人们去追求极端，只有勇气和荣誉心还能促使人们追求极端，但是这在国家关系中会遇到强大的阻力。甚至君主自己担任统帅也不得不谨慎地对待战争工具。如果军队被粉碎了，他就无法建立新的军队，而且除了这支军队以外，他什么也没有了。这就要求在采取行动时特别慎重。
只有当时机极为有利时，才可以使用这种代价很高的手段。
统帅的艺术就在于善于创造这种极为有利的时机。在这种时机还没有出现的时候，人们仿佛就无事可作，就没有理由采取行动，一切力量即所有的动机就都象是静止的。进攻者最初的动机也就消失于谨慎和踌躇之中。
这样，战争实质上已变成真正的纸牌游戏，洗牌的是时间和偶然性。战争就其意义来说只是一种比较强硬的外交，是一种比较有力的谋求谈判的方式，在这里会战和围攻是重要的外交文书。即使是荣誉心最强烈的人，他的目标也不过是谋取适当的利益，以便缔结和约时作为资本。
我们已经说过，战争所以具有这种有限的、规模较小的形态，是因为它所依靠的基础是窄小的。但是，象古斯达夫·阿道夫、查理十二和腓特烈大帝这样出色的统帅和国王，率领他们出色的军队所以没有能够超出一般的水平，所以不得不满足于取得普通的战果，是因为欧洲存在着政治均势。从前，当欧洲存在着许多小国的时候，它们之间存在着直接的、完全自然的利害关系，距离近、接触多，存在着亲戚关系和个人友谊，这一切都可以阻止个别国家迅速强大起来。而现在国家变大了，它们的中心之间的距离远了，这一点就由各国外交事务的更大发展来实现了。政治利害关系、引力和斥力已经形成一个非常微妙的体系，以致没有所有国家的政府参与，在欧洲已发生不了任何炮击。
因此，新的亚历山大除了一把利剑以外还不得不拿起一支好笔，即使如此，他在征服别国方面还是很少有大的进展。
虽然路易十四企图破坏欧洲的均势，而且在十七世纪末他已经不必担心普遍对他的敌对情绪，可是他仍然是以传统的方式进行战争的，这是因为他的军队虽然是最强大、最富有的王国的军队，但就其性质来说，仍然同其他王国的军队是一样的。
对敌国进行掠夺和破坏，在鞑靼人时代、古代各民族时代，甚至在中世纪都起过巨大的作用，但在现在已经不符合时代的精神了。人们有理由把这种行为看作是无益的和野蛮的，因为这种行为很容易遭到报复，而且它所打击的与其说是敌国政府，不如说是敌国的臣民，因而起不了什么作用，它只能使各民族的文化水平永远处于落后状态。因此，战争不仅就其手段来说，而且就其目标来说，都越来越局限于军队本身。军队及其要塞和构筑良好的阵地形成了国中之国，战争要素在其中慢慢地消失了。整个欧洲都因为有这种趋势而感到高兴，并且认为这是智力进一步发展的必然结果。虽然这是一种误解（正象我们以前已经说过，而且以后还要再说的那样，智力的进一步发展决不会导致矛盾，决不可能使二乘二等于五），但对各国人民来说，这种变化却起了良好的作用。然而我们不能否认，这种变化使战争更纯粹是政府的事情，更同人民的关系疏远了。在这个时期，一个国家如果是进攻者，那么它的战争计划大多在于占领敌国的这个或那个地区；一个国家如果是防御者，那么它的战争计划就在于阻止敌人达到这个目的；而各个战局计划则在于攻占敌人的这个或那个要塞，或阻止敌人攻占自己的要塞；只是当为了达到目的会战是不可避免的时候，才寻求和进行会战。如果会战不是不可避免的，统帅只是由于求胜心切而寻求会战，那么，他就会被认为是卤莽的统帅。
通常，一次战局只进行一次围攻，最多进行两次围攻就结束了，而冬营已经被认为是必然的休战时期。在冬营期间，一方的不利状态决不会成为另一方的有利条件，双方的相互接触几乎完全中断，所以说，冬营成了一次战局和另一次战局之间明显的界限。
如果双方的力量过于均衡，或者进攻的一方显然是弱者，那么就连会战和围攻也不会发生，于是一次战局的全部活动就只限于保持某几个阵地和仓库或者按部就班地蚕食敌人的某些地区。
只要战争到处是这样进行的，战争威力受到的自然限制始终是这样直接和明显，人们在上述状态中就不会发现什么矛盾，就会认为这一切都处在最正常的状态之中。从十八世纪开始的对军事艺术的评论只注意战争的个别问题，不大考虑战争的开始和结局。于是出现了各式各样的关于伟大和完美的统帅的说法，甚至连道恩元帅也似乎应该看作是伟大的统帅，尽管他的功绩主要是让腓特烈大帝完全达到了目的，而使玛利亚·特利莎完全没有达到目的山。在那个时候，只是间或出现过精辟的见解，出现过含有健全的理智的见解，认为如果拥有优势的兵力，就应该争取某种积极的成果，否则，无论玩弄什么技巧都是没有把仗打好。
当法国大革命爆发时，情况就是这样。奥地利和普鲁士试图运用它们的外交式的军事艺术进行战争。不久，这种军事艺术就显得不够用了。当时人们按照习惯的方式观察事物，把希望寄托在为数不大的军队上，但是，在1793年出现了一种人们没有预料到的情况。战争突然又成为人民的事情，而且成为全都以国民自居的三千万人的事情。在这里我们不能研究产生这种伟大现象的详细情况，只能探讨在这里具有决定意义的结论。由于人民参加了战争，于是，不是政府和军队，而是全体人民以其固有的力量来决定问题了。这时，所能使用的手段和所能作出的努力已经没有一定的界限了，用来进行战争的力量再也遇不到任何阻力了，因此，对敌人来说危险也是最大的。
如果说，整个革命战争在上述情况下还没有使人充分地感觉到它的威力，还没有使人完全认识它，就已经过去了，如果说革命的将领们没有毫不停顿地向最后的目标前进，没有摧毁欧洲的专制王朝，如果说德意志的军队间或能够进行胜利的抵抗和阻挡对方胜利的洪流，那么，这些情况实际上也只是法国人进行斗争的艺术不完善所造成的。这种不完善最初表现在普通的士兵身上，以后表现在将军们身上，最后，在督政府时期表现在政府自己身上。
当这一切在拿破仑手中都趋于完善以后，这支依靠全体人民的力量的军队就信心百倍地踏遍欧洲，粉碎了一切抵抗，在任何旧式的军队前面从没有产生过犹豫。反抗的力量还是及时地苏醒了。在西班牙，战争自然而然地变成了人民的事情。在奥地利，1809年政府首先做出了异乎寻常的努力，组织了预备队和后备军，结果接近了预定的目标，做出的事情比这个国家以前认为可能做到的事情还要多。在俄国，1812年仿效了西班牙和奥地利的先例，这个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