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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战略只是统帅或最高指挥官的事情； 但对战略说来； 其他各级人员的胆量；同其他人的武德一样；并不是无关紧要的。一支来自勇敢的民族而又经常培养大胆精神的军队； 可以作出缺乏这种武德的军队所不能作的事情； 因此我们谈到了军队的胆量的问题。我们本来要说的是统帅的胆量； 可是当我们尽了最大努力一般地阐明了胆量的特性以后； 关于统帅的胆量也就没有很多的话要说了。
指挥官的职位越高； 智力、理解力和认识力在他的活动中就越起主导作用； 胆量这种感情力量就越被推到次要位置。因此在身居最高职位的人中间； 胆量是很少见的； 正因为这样； 这些人身上的胆量就更值得称赞。有卓越智力作指导的胆量是英雄的标志； 这种胆量的表现； 不是敢于违反事物的性质和粗暴地违背概然性的规律； 而是在决策时对天才（即准确的判断）迅速而不假思索地作出的较高的决定予以有力的支持。智力和认识力受胆量的鼓舞越大； 它们的作用就越大； 眼界也就越广阔； 结论也就越正确。当然； 在这里永远不要忘记； 较大的目的也是和较大的危险联系在一起的。一个普通人； 姑且不谈懦弱的人和优柔寡断的人； 至多只有在远离危险和不需要负责的情况下； 在自己的房间里设想某种活动时； 才可以得出那种不需要实际观察即能得出的正确的结论。但是； 如果危险和责任从各个方面袭来； 他就会丧失全面观察的能力； 即使由于别人帮助没有失去这种能力； 也会失去决断能力； 因为在这方面别人是无法帮忙的。
因此我们认为； 没有胆量就谈不上杰出的统帅； 也就是说； 生来不具备这种感情力量的人是决不能成为杰出的统帅的； 因此我们认为这种感情力量是成为杰出的统帅的首要条件。当一个人的职位升高时； 这种通过修养和生活锻炼而有所发展和改变的天赋的感情力量还能剩下多少； 这是另一个问题。当然； 这种力量剩得越多；天才的翅膀就越硬；飞得就越高； 因而冒险精神就越大； 追求的目的也就随之提高。不管是预见到的必要性引起的、并按必要性进行的行动； 还是荣誉心引起的、并为满足荣誉心商进行的行动； 不管是因卡特烈的行动； 还是亚历山大的行动； 对批判的考察来说几乎都是一样的。如果说亚历山大的行动因为更为大胆而更能激发人们的想象力； 那么； 腓特烈的行动就因为内在的必要性更多而更能满足人们的理智。
现在我们还必须再考虑一个重要的情况。
一支军队所以能够具有大胆精神； 可能是因为这个民族本来就有这种精神； 也可能是因为在有胆量的指挥官指挥下； 通过胜利的战争培养了这种精神。但在后种情况下； 这支军队最初是不具备大胆精神的。
在我们的时代里； 除了通过战争； 而且是依靠胆量进行的战争以外； 几乎再没有其他途径可以培养一个民族的大胆精神了。只有依靠胆量进行的战争才能抵制住懦弱和贪图安逸的倾向； 这种倾向会使一个日益繁荣和交往频繁的民族堕落下去。
一个民族； 只有它的民族性格和战争锻炼在不断地相互促进； 才能指望在世界政治舞台上占有巩固的地位。
第七章 坚忍
读者也许希望听到一些关于角和线的问题； 但在这里看到的却不是这些科学世界的公民； 而是每天在大街上都能遇到的日常生活中的人们。可是作者还是不打算在所探讨的论题范围以外多加丝毫的数学成分； 也不怕因而使读者感到意外。
在世界上的任何场合都没有在战争中那样； 事情与人们的想象大不相同； 从远处看和从近处看差别很大。建筑师可以多么平静地望着建筑物如何按照他的设计图逐步建造起来！ 医生虽然比建筑师要遇到多得多的意外结果和偶然现象； 但他对自己所用的手段的作用和用法是知道得很清楚的。而在战争中； 一个统帅却经常受到种种情况的冲击； 诸如真的和假的情报； 由恐惧、疏忽和急躁所引起的错误； 由正确的或错误的见解、恶意、真的或假的责任感和怠情或疲劳所引起的违抗行为； 以及一些谁也想象不到的偶然事件等等。总之； 他处在成千上万的感受之中； 这些感受绝大多数是令人担忧的； 只有极少数是令人鼓舞的。长期的战争经验能使他具有对具体现象迅速作出估价的能力； 高度的勇敢和内心的坚强能使他象岩石抗拒波涛的冲击一样抵御住这些感受。谁在这些感受面前让步； 谁就会一事无成。所以； 在实现自己的企图时； 只要还没有充分的理由可以否定这个企图； 就十分需要有坚忍精神来同这些感受对抗。何况在战争中； 任何丰功伟绩； 几乎没有一件不是经过无限的劳累、艰辛和困苦才取得的。如果说在这里肉体上和精神上的弱点常常容易使人屈服； 那么只有那种表现为世世代代受赞赏的坚忍精神的伟大的意志力； 才能引导他达到目标。
第八章 数量上的优势
数量上的优势不论在战术上还是在战略上都是最普遍的致胜因素； 因此首先应该就其普遍性加以考察； 为此我们作以下的论述。战略规定进行战斗的时间、地点和兵力。它通过这些规定对战斗的开始产生十分重大的影响。只要战术进行了战斗；并获得了结果；不论是胜利还是失败； 战略就可以根据战争的目的来运用这种结果。当然； 战斗结果同战争目的之间的关系是很间接的； 很少是直接的。它们之间还有一系列其他目的作为手段而从属于战争目的。这些目的（ 它们对较高的目的来说又是手段） 实际上是多种多样的； 甚至最终目的； 即整个战争的目标； 也几乎在每次战争中都是不同的。关于这些问题； 我们将随着对有关问题的研究而逐步了解； 在这里我们不打算逐个地讨论这一切问题（ 即使这是可能的） 。因此； 我们暂且不谈运用战斗的问题。
在战略规定（ 也可以说是决定） 战斗时； 甚至那些对战斗的开始发生影响的事物； 也不是那样简单的； 并不是稍加考察就可以掌握的。战略在规定时间、地点和兵力时； 可以有各种各样的方法； 而多种不同的方法对战斗的开始和战斗和结果都会产生不同的影响。因此我们只能逐步地； 即通过进一步的具体研究再来熟悉它们。如果撇开战斗的意义和产生战斗的条件所引起的一切变化不谈； 最后再撇开军队的质量（ 因为这是既定的） 不谈； 那么剩下的就只有战斗这一赤裸裸的概念； 即抽象的斗争了。在这个抽象的斗争中； 除了作战双方的数量以外； 就没有其他东西可以区别了。这样； 作战双方的数量就决定着胜负。为了得出这一结论； 我们不得不撇开一系列问题不谈； 由此可以看出： 在一次战斗中数量上的优势只是致胜因素之一；有了数量上的优势还远远算不上赢得了一切；也远远算不上获得了主要的东西； 而且由于其他同时起作用的条件的变化； 获得的东西还可能是十分少的。
但是； 优势有程度上的不同； 它可以是一倍； 也可以是两倍、三倍等等。每个人都懂得； 如果照这样增加上去； 数量上的优势必然会压倒其他一切。
在这种情况下； 人们必须承认； 数量上的优势是决定一次战斗结果的最重要的因素； 只不过这种优势必须足以抵销其他同时起作用的条件。从这里得出一个直接的结论： 必须在决定性的地点把尽可能多的军队技入战斗。
不管投入战斗的军队是否够用； 我们在这方面要作到现有手段所允许作的一切。这是战略上的首要的原则。正如前面说的那样； 这个原则具有普遍的意义； 它既适用于法国人和德国人； 也适用于希腊人和波斯人； 英国人和马拉地人。但是； 为了使这个问题能够更加明确些； 我们不妨考察一下欧洲的军事情况。
欧洲各国军队在武器装备、组织编制和各种技能方面； 彼此是非常相似的； 只是在军队的武德和统帅的才能方面有时还有一些差别。翻遍现代的欧洲战史； 已经找不出象马拉松那样的战例了。腓特烈大帝在勒登以大约三万人击败了八万奥军； 在罗斯巴赫用两万五千人打败了五万多联军； 但这是同拥有一倍或一倍以上兵力优势的敌人作战而取得胜利的绝无仅有的战例。我们不能引用查理十二在纳尔瓦会战的战例； 因为当时俄国人几乎还不能被看作是欧洲人； 而且这次会战的主要情况很少有人知道。拿破仑曾经在德累斯顿以十二万人对抗二十二万人巧； 对方的兵力优势还不到一倍。在科林； 腓特烈大帝以三万人对抗五万奥地利人； 但是没有成功。拿破仑在殊死的来比锡会战中； 以十六万人对抗过二十八万多人； 同样也没有成功；对方的优势还远远不到一倍。
由此可见； 在目前的欧洲； 即使最有才能的统帅； 也很难战胜拥有一倍优势兵力的敌军。如果我们看到； 一倍优势的兵力在天平上竟有比最伟大的统帅还大的重量； 那么我们就不应当怀疑； 在一般条件下进行的大小战斗中； 不论其他方面的条件如何不利； 只要有显著的数量上的优势； 而且无需超过一倍； 就足以取得胜利了。当然； 人们可能想到有些隘口即使用十倍的兵力也难以攻陷； 但在这种情况下； 就根本谈不上是战斗了。
因此我们认为； 决定性地点上的兵力优势； 在我们欧洲的这种情况下以及一切类似的情况下； 是十分重要的； 即使在一般情况下； 无疑也是一个最重要的条件。在决定性地点上能够集中多大的兵力； 这取决于军队的绝对数量和使用军队的艺术。
因此； 首要的规则应该是把尽量多的军队投入战场。这昕起来很象是老生常谈；其实并非如此。
长期以来； 人们从没有把军队的数量看作是重要条件； 为了证明这一点； 只要指出下列事实就够了： 在大多数战史中； 甚至在十八世纪的比较详尽的战史中； 军队的数量不是完全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