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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实现的，因为敌人的任何一个部分都不会自愿投入这样一次不利的战斗，而会回避这种战斗。然而，除了利用十分隐蔽的地形的少数情况以外，只有在夜间才能达到高度的出敌不意。因此，如果打算利用敌军某一从属部分配置方面的缺点来实现上述意图，就必须利用夜暗，即使正式的战斗要在拂晓开始，至少也要在夜间做好预先的战斗部署。对敌军的前哨或小部队的小规模夜袭就是这样进行的，其关键在于用优势兵力，进行迂回，出敌不意地强迫敌人进行一次不利的战斗，使他不遭受极大损失就无法脱身。
被攻击的部队越大，对它进行这样的攻击就越困难，因为兵力较大的部队拥有较多的手段，在援军到来以前，能够进行较长时间的抵抗。
由于上述原因，在一般情况下根本不能把敌人整个军队作为夜间攻击的对象，因为，即使没有外来的援军，它本身也有足够的手段可以对付多面攻击。特别是在现代，任何人对这样普通的攻击都是一开始就有所戒备的。多面攻击能否收到效果，通常并不取决于出敌不意，而完全取决于其他条件。在这里我们不想研究这些条件，而只想指出：迂回固然可以收到很大的效果，但也带有很大的危险性。因此，除个别情况外，要想迂回就必须象攻击敌军的某一从属部分那样具备优势的兵力。
但是，包围或迂回敌军的一支小部队，特别是在漆黑的夜间，还是比较可行的。因为我们使用的部队不管对敌人有多大的优势，毕竟是自己整个军队的一个从属部分。在这种冒巨大危险的赌博中，人们只会拿一部分兵力作赌注，不会拿整个军队作赌注。此外，军队的大部分甚至全部，通常都可以支援和收容前去冒险的这一个部分，从而减少这次行动的危险。
但是，夜袭所以只能由较小的部队来进行，不仅因为它是在冒险，而且也因为在实行上有许多困难。既然出敌不意是夜袭的基础，那么隐蔽活动就成为夜袭的基本条件。小部队比大部队容易隐蔽地活动，而整个军队的纵队却很少能做到这点。因此，通常只能对敌军的个别前哨进行夜袭，至于较大的部队，只有当它没有足够的前哨时，才能对它进行夜袭。例如腓特烈大帝在霍赫基尔希会战中就是由于没有足够的前哨才受到夜袭的。比起从属部分来，整个军队遭到夜袭的情况是极其少见的。
在现代，战争比以前进行得更加迅速、更加激烈，双方始终处于胜负决定以前的紧张状态中，因此，虽然双方军队经常相距很近，而且不设强大的前哨配系，但在这个时刻，双方都有很充分的战斗准备。与此相反，在以前的战争中却往往有一种习惯，即使除了相互牵制以外没有任何其他的企图，双方军队还是要面对面地安营扎寨，相持很久的时间。腓特烈大帝就经常和奥军在近到可以进行炮战的距离上相持几个星期。
但是，在现代战争中这种便于进行夜袭的设营方法已经不用了。现代军队已不再携带全部给养和野营必需品，因此，通常有必要在敌我之间保持一日行程的距离。如果
我们还想特别考察一下对整个敌人军队进行夜袭的问题，那么可以看出，足以促使进行夜袭的原因是很少的，现归纳如下：（1） 敌人特别粗心或者卤莽，但这种情况是不常见的；即使有这种情况，敌人精神方面的很大优势也将弥补这一缺点。
（2） 敌军惊慌失措，或者我军精神方面的优势足以代替指挥。
（3） 要突破敌军优势兵力的包围，因为这时一切都有赖于出敌不意，而且只有突破重围这个意图才能使兵力更好地集中起来。
（4） 最后，敌我双方兵力悬殊，我方处于十分绝望的处境，只有冒极大的危险才有成功的希望。
但是，在上述这些情况中还需要具备一个条件，这就是，敌军就在我们眼前，而且没有前卫掩护。
此外，大多数的夜间战斗是随着日出而告终的，接近敌人和发起攻击都必须在夜暗中进行，这样，进攻者就能更好地利用敌人的混乱。如果只利用夜暗接近敌人而战斗要在拂晓才开始，那就不能算是夜间战斗了。
注释
1 、十八世纪欧洲的军事理论中有一种倾向，认为会战不但是不必要的，而且是有害的，演习式的作战比决定胜负的会战有利。例如英国的军事理论家劳埃德认为，掌握了数学和地形学等方面的知识就能够用几何学精确地计算出一切作战行动，战争中就不必进行实际的会战。普鲁土的军事理论家标洛则把会战称为“完全绝望中的补救手段”，他认为作战对象不应该是敌人的军队，只要对敌人的补给线造成威胁就能迫使敌人屈服。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之交，普鲁士的军事领导集团仍受这种思想的支配，畏惧会战而对演习式的作战评价过高。作者针对这些情况作了批判。 这里提到的最近几次战争系指1806—1815年的拿破仑战争。
2 、极端（das Ausserste） 也可以译为“极限”、“顶点”、“最大限度’’等等，日文译本译为“无限界性”。作者认为，在概念领域内一切事物都是完善的，都在追求绝对的顶点。例如抽象的战争就是这样。由于一方使用暴力，对方就不得不同样使用暴力，这样，双方暴力的使用就会达到最大的限度，双方都会追求最高的目标（ 打垮敌人或使敌人无力抵抗） 和使用最大的力量。下文中所谓“追求极端”、“战争要素的自然趋向”、“沿战争的自然方向发展”等，都是指这种要求达到最大限度的趋向。
3 、关于这个问题，克劳塞维茨在1827年12月22日给罗德尔少校的信中写道：“我们不应该把战争看成是一种单纯的暴力和消灭敌人的行为，不应该根据这种简单的概念按逻辑推出一系列与现实现象不相符合的结论。我们必须认识到战争是一种政治行为，它的规律不完全是自己决定的。它是一种真正的政治工具，工具本身不能活动，要靠手来操纵，而操纵这一工具的手就是政治……。这样说明以后，就不需要再去证明，为什么存在着追求很小目标的战争，这种战争只是一种威胁行为，是一种武力谈判，而在某种联盟的场合，还存在着纯粹是装装样子的战争。但是，如果认为这种战争已同军事艺术无关，这也是不合理的。只要军事艺术不得不承认战争所追求的目标不一定是极端，不一定是打垮敌人和消灭敌人，承认存在这样的战争是合乎情理的，那么就必须根据各种不同政治利益的要求确定各种不同的战争。”（克劳塞维茨将军论防御的两封信，载德文《军事科学评论》1937 年特刊第8 页。）
4 、列宁在1915年曾研究过《战争论》，并作了摘录和批注，他特别重视克劳塞维茨关于战争同政治的关系的一些思想。请参阅列宁《克劳塞维茨‘战争论，一书摘录和批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1960年翻译出版。关于战争同政治的关系这个问题，克劳塞维茨在1827年12月22日给罗德尔少校的信中写道：“战争不是独立的东西，而是政治通过另一种不同的手段的继续，因此，所有大的战略计划中的主要方针绝大部分都是带有政治性的，而且这些主要方针越是涉及到整个战争和整个国家，它们的政治性也就越为明显。整个战争计划是直接根据交战双方的政治状态和它们同其他国家的关系制定的。·战局计划是根据战争计划制定的，当整个军事行动只是在一个战区内进行时， 战局计划和战争计划是同一个计划。然而，战局的各个部分也都渗透着政治因素，很少有什么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如会战等） 不受政治因素的某些影响的。 根据上述观点，就根本不可能对一次战争的战略单纯从军事上作出评价，也根本不存在纯军事的战争计划。这种看法是十分必要的，人们只要看一看战史，用不着进一步说明就可以明白这一点。 但是，人们还是往往把战略计划中的纯军事部分同政治部分割裂开来，并且把政治部分看作并不属于战争的某种东西，这一事实正好说明，上述观点至今尚未确立。战争无非是政治意图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我认为这一观点是整个战略的基础，并且深信，谁不承认这种看法是必要的，谁就是没有看到问题的关键。只有使用这一基本观点，全部战史才是可以理解的，否则其中的一切就充满矛盾而不可理解了。”
5 、关于这一点，克劳塞维茨在1827年12月22日给罗德尔少校的信中写道：“军事艺术的任务和权利主要在于不使政治提出违背战争性质的要求，在于防止政治使用这一工具时因不了解工具的效能而产生错误。”
6 、关于这一点，克劳塞维茨在1827年12月22日给罗德尔少校的信中写道：“政治越是从整个民族及其生存的重大利益出发，问题越是关系到彼此的生死存亡，政治和仇恨感就越加一致，政治就越是融合在仇恨感中，战争就变得越加简单，就越是从暴力和消灭敌人的纯概念出发，就越符合根据这一概念按逻辑推出的要求，战争的各个部分就越有必然的联系。这样的战争看起来完全是非政治的，因此往往被认为是真正的战争。 但是很显然，这样的战争同其他战争一样，也少不了政治因素，只是政治因素同暴力和消灭敌人的概念一致，因而人们看不出来罢了。”
7 、七年战争（1756 —1763） 即第三次西里西亚战争。 战争的一方是普鲁士及其同盟者英国，另一方是奥国及其同盟者俄、法、萨克森、瑞典等国。普鲁士当时是一个小国（ 英国主要是以金钱支援普鲁土） ，在力量对比上处于劣势。由于普王腓特烈二世（ 亦称大帝） 有节制地使用力量，采取了持久作战的方法，使对方感到力量消耗过大而被迫签订和约，只得承认他对夺占的西里西亚的所有权。
查理十二（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