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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而易见，在上述四种场合，防御者都可以得到地利；同样十分明显的是，他在行动中还能利用要塞和得到民众的帮助。这些因素的作用是按上述四种防御方式的次序依次递增的，在第四种防御方式中削弱敌人力量的主要是这些因素。等待的利益也是按这四种防御方式的次序依次递增的，因此，不言而喻，上述四种防御方式的依次变换应该看作是防御力量的真正的依次增强，作战方式越是与进攻不同，它就越强。我们并不害怕人们因而责难我们，说我们认为一切防御中最消极的防御是最强的。因为抵抗行动并不按上述四种防御方式的次序依次减弱，它仅仅是被延迟和推后了而已。人们可以借助坚固而合适的筑垒阵地进行更有力的抵抗，而且当敌人的兵力由于遭到这一抵抗而损失了一半的时候，就可以对他进行更有效的还击，这决不是不合理的。如果道恩没有利用科林附近的有利阵地，他恐怕就不能取得那次胜利。吼假如道恩在腓特烈大帝率领不超过一万八千人的军队撤离战场时进行了更猛烈的追击，这次会战就可能成为战史上最辉煌的胜利之一。
因此，我们断言，防御者的优势，或者更确切地说，防御者所能得到的抵抗力量，将会按上述四种防御方式的次序依次递增，因而防御者的还击力量也会随之增强。
但是，这几种依次递增的防御的利益完全可以凭空得来吗？ 决不能。换取这些利益的代价也是相应地增加的。
如果我们在自己的战区内等待敌人，那么，不论在距边沿多么近的地方进行决战，敌人军队总要侵入这一战区，这就不可能不给我们带来损失（ 除非我们采取进攻，才可以把这种不利转嫁给敌人） 。如果我们不一开始就迎向敌人并对它攻击，损失就会更大一些；敌人所占领的空间越大，敌人接近我们阵地所用的时间越长，我们的损失就越大。
如果我们想在防御中接受一次会战，也就是说让敌人决定会战和选定会战的时刻，那么敌人将长期保持他所占领的地方，这就使我们的损失增大，所以，我们由于敌人不下决心而赢得的时间，是以这种损失为代价的。如果我们向本国腹地退却，这种损失将更大。
防御者所遭受的这一切损失，多半是力量方面的损失，这种损失只间接地（ 也就是在以后，而不是立即） 影响到他的军队，而且往往是如此间接，以致人们不大感觉到这种影响。可见，防御者是在牺牲将来的利益换得当前的增强，也就是说，他象一个穷困的人不得不做的那样，是在向人借贷。 如果我们想要考察这些不同的抵抗方式的效果，那么我们就必须看一看进攻的目的。敌人进攻的目的是占领我们的战区，或者至少占领我们战区的大部分，因为至少是大部分才能理解为整体，而占领几普里的地方在战略上通常是没有独立的重要意义的。因此，只要进攻者还没有占领我们的战区，也就是说，只要他由于畏惧我们的军队，根本没有向我们的战区发起进攻，或者没有进攻我们的阵地，或者在我们向他挑起会战时回避会战，我们就算达到了防御的目的，各种防御措施也就可以说是起了显著的作用。当然，这种成果仅仅是消极的，不能直接给真正的还击增加力量，但是，它能够间接地给真正的还击增加力量，也就是说，它能为还击作好准备，因为进攻者正在丧失时间，而时间上的任何损失总是一种不利，都必然要以某种方式削弱受到时间损失的一方。
因此，在采用前三种防御方式时，也就是说，当防御在战区边沿附近进行时，不进行决战就算是防御取得了成果。
但是在采用第四种防御方式时，情况却不是这样。
如果敌人围攻我们的要塞，那么，我们就必须适时为这些要塞解围，因此，以积极行动决定胜负，是由我们决定的。
如果敌人不围攻我们的任何要塞而尾随我们进入腹地，情况也是这样。在这种场合，虽然我们有较充裕的时间，可以等待到敌人极度削弱时才行动，但是，终于要转入行动这一前提始终是不变的。不错，敌人也许占领了作为他进攻目标的整个地方，但是，这只不过是借给他罢了，紧张状态仍在持续中，决战还在将来。只要防御者的力量日益增强，进攻者的力量日益削弱，拖延决战就对防御者有利。但是，只要必然会到来的顶点一出现（ 即使这个顶点只是由于防御者总的损失产生了最后影响才出现的） ，防御者就应该采取行动和进行决战，这时，等待的利益应该看作已利用殆尽了。 当然，这个时刻并没有一定的标准，因为它取决于很多的情况和条件，但是我们必须指出，冬季的来临通常可以看作是自然的界限。如果我们不能阻止敌人在他占据的地方过冬，那么，通常就应该认为我们已经放弃这个地方。不过，只要想一想托里希—佛德腊希这个例子就可以知道，这个规律并不具有普遍的意义。 那么，一般说究竟什么是决战呢Ｙ我们在考察中一直把决战想象为会战的形式。当然决战并不一定采取会战形式，它可以是能导致剧变的一系列分兵进行的战斗行动，这些战斗行动所以能导致剧变，或者是因为真正进行了血战，或者是因为战斗的可能性所产生的效果迫使敌人不得不退却。
在战场上不可能以其他方式进行决战。根据我们对战争所确定的观点，得出这个结论是必然的。因为，即使敌人军队仅仅是因为缺乏粮食才退却的，这也是我们的武力限制了他们才造成的结果。假如我们的军队根本不存在，敌人军队就一定能设法解决粮食问题。
因此，即使敌人在进攻路程的终点已经被进攻中的种种困难弄得疲惫不堪，并且由于兵力分散、饥饿和疾病而受到了削弱和消耗，能促使他退却并放弃已得到的一切的，仍然永远只是对我们武力的畏惧。不过这样的决战同在战区边沿附近进行的决战当然有很大区别。
在战区边沿附近进行的决战中，只有以我们的武力对付敌人的武力，只有用我们的武力制服或者摧毁敌人的武力。但在进攻路程的终点，敌人的军队由于劳累消耗了一半，我们的武力在这时所起的作用就完全不同了。因此，我们的军队虽然是决定胜负的最终的因素，但对决定胜负来说已不再是唯一的因素了。敌人的军队在前进中的损失为决定胜负做了准备，这种损失可以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仅仅是我们有反攻的可能性就可以促使敌人退却，也就是说就可以引起剧变。在这种场合，决定胜负的真正的原因只能是敌人在前进中的劳累。当然，防御者的武力没有起作用的场合是没有的。但是在实际分析问题时，重要的是区别两个因素中哪一个起主要作用。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可以说，在防御中根据进攻者是被防御者的武力所消灭，还是由于自己的劳累而崩溃，存在着两种决定胜负的方式，也就是说，有两种对付进攻的方式。
不言而喻，第一种决定胜负的方式主要用于采取前三种防御方式的场合，第二种决定胜负的方式主要用于采取第四种防御方式的场合。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只有在向本国腹地作深远的退却时，才能通过第二种方式决定胜负；同时，正因为通过这种方式能够决定胜负，人们才愿意进行这种牺牲重大的退却。
这样，我们就知道了两种不同的抵抗原则。在战史中有一些战例可以十分清楚地把这两个原则区别开，就象在实际生活中区别两方基本概念那样清楚。1745年，当腓特烈大帝在霍亨甫利得堡进攻奥地利军队时，奥军正好从西里西亚山区下来，这时奥军的兵力既不可能由于分散，也不可能由于劳累而受到显著的削弱。与上面的情况完全不同的战例是：威灵顿在托里希—佛德腊希的筑垒阵地上，一直等待到马森纳的军队由于饥寒交迫而不得不自行退却。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削弱进攻者的并不是防御者的武力。而在另一些战例中这两种抵抗原则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但也可以肯定其中有一种原则是主要的。1812年的情况就是这样。在这一著名战局中尽管发生了那么多的流血战斗（ 如果在其他场合，发生这么多流血战斗也许就可以说是用武力彻底决定胜负了） ，仍然没有一个战例比这个战例更能清楚地说明，进攻者是怎样由于自己的劳累而遭到覆灭的。
三十万人编成的法国中央军团到达莫斯科时只剩下九万人左右，而派遣出去的却不过一万三千人左右，因而，法军一共损失了十九万七千人，其中战斗减员肯定不超过三分之一。
在以所谓拖延致胜著称的一切战局中，例如在有名的“拖延者”非比阿斯进行的那些战局中，主要是指望敌人通过自己的劳累而崩溃。
总之，在很多战局中这一抵抗原则起了主要的作用，可是人们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只有抛开历史著作家杜撰的原因，深入地研究事件本身，才能找到这个决定很多胜负的真正原因。
说到这里，我们认为已经充分阐明了防御的一些基本观念，清楚地指出了各种防御方式和这些防御方式中的两种主要的抵抗原则，并且说明了等待这个因素是如何贯穿于整个防御概念之中，是如何同积极行动密切结合的，积极的行动迟早总要出现，而当它出现时，等待的利益就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