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泽花嫂说：“可不，打他出生，就没消停了磨我。”
徐队长说：“不是我说你，知道他胆子小，怎么不用棉花事先把他的耳朵堵起来？”
泽花嫂说：“我早早就把门窗关了，可宝墩要喝蛋花水，我一看时间还没到，就出去抱把柴火，谁知——”
徐队长说：“人家可是十二点整放的炮啊，你看错了点儿吧？”说着，她看了看腕上的手表，又看了看泽花嫂家的挂钟，叫着：“你这钟慢了快十分钟啊！”
“怎么可能呢。”泽花嫂说。
徐队长走到挂钟跟前，指着慢条斯理左右悠荡着钟摆说：“别摆了，给人家摆丢了十分钟了！”她卸下挂钟，把背后的电池盖打开，抠出电池，把它撇到泽花嫂怀里，说：“都流脓了，你还能指望一个瘸子准点走？！”
西街魂儿（2）
泽花嫂握着那个软塌塌的电池，不停地唉声叹气。
宝墩睡了两天，能起炕了。泽花嫂给他蒸了鸡蛋羹，他只吃了小半碗。他眼睛没神，走路直打晃。他来到院子，呆呆地看着落在花盆上的一只黄蝴蝶。泽花嫂说：“宝墩喜欢蝴蝶呀，妈帮你捉啊”。泽花嫂伸出手，指尖刚触着蝴蝶的翅膀，空中突然传来了驴“啊呃啊呃”的叫午声，宝墩打了个寒战，“啊啊”叫着，扎到泽花嫂怀里，尿水顺着裤管流下来。泽花嫂心上颤抖着，她对自己说：“这样下去，宝墩不就完了吗？”
生产队受惊的马好了，可宝墩还是整天耷拉着脑袋。徐队长率领着二十多个社员，到青石山找工程队算帐去。社员们扛着镐头，挎着镰刀，就像农民军起义似的，一路高喊着：“工程队滚回北红去！”徐队长一声令下，大家就把山下的帐篷拆了，将锅灶挑了，将运石头的卡车的轮胎卸下来了，将他们的行李捆起来，摞在一起。
工程队长是个结巴，他咧着大嘴对徐队长说：“这、石、石头、可、可是、用来、建、北红、县、县政府、用的，你、这是、破、破坏、社、社会主义、建、建设——”
徐队长坐在一块大青石上，挥舞着浑圆的胳膊说：“少他妈的给我戴高帽子！我还要告你们破坏社会主义建设呢！自从你们来到西街，你们偷生产队的菜吃不算，还偷了我们一头小牛犊，烤肉吃了！你知道吗，牛犊那可是贫下中农养的，你们吃牛犊，就是欺负贫下中农，比大地主还杂种，该斗争！”徐队长的话音刚落，社员们就举着农具高声呼喊：“该斗争，该斗争！”
工程队长带着哭腔解释说，那只牛犊是生产队喂牲口的老哑巴送的，它是个怪胎，歪脖子，少条腿，活下来也是个废物，老哑巴不忍心吃它，才给了他们。再说了，工程队收了牛犊，还给了老哑巴一个大水壶呢！
徐队长说：“那你们是罪上加罪了，竟敢拿公家的东西换牛犊吃，贪污犯啊！你们趁早滚吧，要不今晚我就把你们送到县政府去！”
工程队长苦着脸，说他们勘察了这一带的山，只有青石山的石头最好，不想撤。
徐队长说：“你们用锤子采石头倒也罢了，还使炸药，那他妈是对付战场上的敌人才用的玩意啊！这下好，你们炸惊了好几匹为社会主义出力的马，还把一个烈士的后代吓丢了魂儿！我不是吓唬你们，青石山里藏着白虎，你们再凿下去，动了它的老窝，丢魂的就该是你们了！”
围观的工人一听说青石山里有白虎，颜面改色了，他们纷纷对工程队长说，要不咱们就撤？天乾镇那里的石头其实也不错，不比西街的差，去那里采吧。工程队长早就听说过西街镇二队的生产队长徐金春不是个善碴儿的人，在西街，她比镇党委书记说了算，是个惹不起的主儿。他思谋了一下，觉得在这个地界儿上跟她僵上了，不会有自己的好果子吃。再说不可能在青石山动用炸药了，采石的进程慢了，还是走为上策，就下令工程队往天乾转移。
青石山被凿得千疮百孔的。工程队一撤离，徐队长就让社员们用沙土把大坑填平，把弯了的树扶正，把遗留的垃圾深埋了。西街又恢复了往日的宁静。
宝墩却仍不见好。徐队长揪着他的耳朵说：“为了你这小人儿，我把工程队都赶出西街了，你再不好，可对不住我了！”
宝墩却老是睡不醒的样子。泽花嫂给他煮了松枝水，据说它能提神醒脑，可宝墩喝了后，还是混混沌沌的。徐队长说：“他这次魂儿丢得远了，得让来喜家的给他叫魂了。”
来喜家的是西街有名的招魂婆。但凡通灵的人，总有点异相。来喜家的罗圈腿，粗腰，大脑袋，短脖子。她的脸是扁的，眼睛不大，但嘴巴出奇地大，一笑露出紫色的牙床。她不爱卫生，头发不洗，乱蓬蓬披散着，衣裳满是油渍和汗渍，散发着难闻的气味。她喜欢抽旱烟，长长的指甲被熏染得焦黄焦黄的。生产队开大会的时候，她最爱做的事情就是脱下衣裳捉虱子。她把虱子放在指甲上，一边“咯嘣咯嘣”地挤死它们，一边说咬牙切齿地说：“我正法了你们！”惹得社员们笑声四起。
西街魂儿（3）
来喜家的给无数小孩子招过魂，她招魂的法器是三枚邮票。这邮票新的不行，一定是用过的，扣着邮戳。而且非关里的不可。如果是来自山海关以外的邮票，她会说这样的邮票不灵验，看都不看一眼。那些家里有小孩子的女人，平素习惯攒邮票，以备不测。她们为了获得邮票，见到邮递员来到西街，都异常地亲热。然而此地人外界联络少，有联络的，也多是东三省以里的，所以招魂票并不好求。
宝墩被招过三次魂儿了，泽花嫂攒的邮票大都用光，只剩下一枚了。她就走街串巷地讨要邮票。在北头的林子发家，她终于得到了一张来自湖南湘潭的邮票。这信是他侄子前年写来的，报告林子发的哥哥病故的消息。西街人记得，林子发接到这封报丧的信时，正在挑水。他看完信，把它揣进怀里，也不哭，只是说胸里起了火了，要灭火，趴在水桶旁“咕咚咕咚”地把满桶水都喝光了。喝完，他撇下扁担和水桶，蹒跚着朝家走去。一进院门，他就对剁猪食的老婆说，往后再也不会有人给咱邮红辣椒吃了！说完，这才跺着脚哭出声来。林子发的哥哥在世时，逢到过年时，会给他寄来一箱通红的干辣椒。
泽花嫂能把这样一枚对林子发来说有纪念意义的邮票讨到手，她满怀感激。当他看到林子发颤抖着手，用剪子把它从信上铰下来时，她的眼睛湿了，一再感谢着。林子发说：“宝墩的魂儿要紧，你拿去用吧。”
只差一张邮票了。泽花嫂几乎踏遍了西街所有人家的门槛，却再也找不到相称的了，绝望中，她忽然想起了小白蜡。
小白蜡是西街人给下放改造的张以菡起的外号。她四十多岁，中等个，长脖子，瘦脸，短发。她平素喜欢仰着头，绷着脸，见人很少说话。她的五官搭配得很谐调，每一处都像一颗小星星：眼睛不大，鼻子不大，嘴巴和鼻子也不大，整张脸给人一种闪烁的美感。她的皮肤又白又细腻，让人觉得半透明，像刚点燃的一支白蜡烛，人们就唤她“小白蜡”。
小白蜡来自北京，是个写戏的。听说她编的戏很颓废，都是情啊爱啊哥啊妹啊的东西，不歌颂热气腾腾的社会主义新生活，不揭露万恶的旧社会人民所受的苦难，她接受劳动改造，就是理所应当的了。
小白蜡被下放到偏远的北红县，北红县又把她分派到只有七百多人口的西街镇。镇党委书记谭泽林坐着马车把这个女人领来时，是初春的时令，西街正在解冻，融雪使路面泥泞不堪。马车一停下来，驾辕的马立刻拉出一串粪球，所以小白蜡是掩着鼻子跳下马车的。她的脚一落到地面，就陷入泥坑，气得她撇着嘴，大叫了一声：“关外的地狱啊。”
正是这句话，把整个西街人都得罪了。谭泽林本想把她交给生产一队，那是个男队长，心慈手软，想来他是不会让这个京城来的女人受罪的。但张以菡的话使他改变了主意，他把她交给二队。徐金春冲谭泽林嚷着：“好物件你是不会给我的！”她用“物件”来指称张以菡，把张以菡气歪了嘴，半晌说不出话来。
徐队长把小白蜡安置到生产队马房旁的一间小屋，与喂牲口的老哑巴做邻居。小白蜡嫌屋子挨着牲口棚，气味难闻，要调换屋子。徐队长说：“生产队就闲着这间屋子，你不住也得住。再说了，你来西街，不就是要除掉身上沾染的小资产阶级气味、沾上劳动人民的气味吗？”
小白蜡抢白道：“劳动人民的气味难道就是牲口的气味吗？”
徐队长说：“是啊，劳动人民牵着牛马耕社会主义的田，身上能没有牲口的气味吗？”
小白蜡绝望地叫了一声：“西街啊——”，听上去像是给西街招魂。
徐队长每天都要给小白蜡派活儿，春天施肥，夏天锄地，秋天收秋，冬天给牲口铡草，从不让她闲着。两年下来，小白蜡的手磨出了厚厚的茧子，但她的皮肤还是那么白润，西街的风雨似乎并没在她身上留下多少痕迹。她很盼望远方的消息，邮递员一到西街，她就跑去看有没有她的信。得到了就像一个久困渡口的人等来了一条船似的，一脸欢欣；得不到则像打翻了油瓶子似的，满面沮丧。
西街魂儿（4）
老哑巴五十多岁，又干又瘦，古铜色的肤色，眼凹着，嘴瘪着，身上的汁液仿佛让岁月给榨干了，筋骨突出。别看他干巴，力气可是不小。抡起二十斤重的铡刀，能一口气铡上一个钟头的草，绝不气促。他在二队既当马夫，又看场院，勤勤恳恳的，已经十几年了。他无亲无故，生产队就是他的家了。
小白蜡做他的邻居，两人就得共用走廊里的炉灶。老哑巴总是等小白蜡做完了饭，才放上自己的锅。小白蜡从北京带来了一桶香油，她喜欢用它下面条。每当走廊里窜着香油的气味时，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