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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要是因他之不喜欢冲突，而不长期地表现出他的猜疑。他可能纯然地觉得这些都只是分析者的偏见或嗜好而已，因此他不需扰乱他们，而弃之为无关紧要之事。譬如，当分析者暗示病人与他人的那种关系是值得检点的时候，病人马上就会警觉到，而私下认为分析者乃是想要使他变得合群。
最后，憎恶改变伴随着退却而对任何事物感到憎恶，这在强度与形式上也各有差异。惰性愈显著，则他愈不敢冒险或努力以求任何改变。他不愿改变，情愿忍耐现状，不管是对于目前的职业、住所、佣人或配偶。他不会想到也许能够改善目前的情况。譬如，他也许可以重新布置他的家俱，争取更多的休闭时间，帮助他太太解决困难。但如果跟他暗示这些只会遭到漠视而已。除了他的惰性外，还有两种因素促成了这种态度，因为他少有期望，所以无论怎样，他改变的机会简直是微乎其微的。而且他还倾向于认为事情是不可改变的。人们都是这样的──这就是他们的性格；生活本是如此──它是命运。虽然他并不抱怨那种大多数人所无法忍受的情势，他对于事情的忍耐精神，看来常像是自谦者的殉难精神一样。但其相似处仅止于表面：他们仍起自不同的来源。
迄今，我们提到有关“憎恶改变”的例子，都是关于外在方面的，然而这并非我何以将之列为退却的基本特性的理由。对于欲改变周遭事物所表现的犹疑态度，在某些情况下是相当明显的。但是在其他某些退却者中，相反的，主要的表现却是好动。就所有的病例而言，每位病人同样都是明显地憎恶内在的改变，几乎所有的心理症【参阅《自我分析》一书第十章《阻抗作用的处理》】患者都会具有这种特性，但憎恶通常是为了解决或改变特殊的因素而发生的，譬如，当分析者欲移除患者某种特殊的主要解决法中的因素时，这种憎恶的态度就会表现出来。对于退却型的病人而言，这同样是真确的。但由于不变的“自我”观念深深地根植于他的解决法之性质中，因此他反对在本质上改变自己，此种解决之特质乃是从积极的生活中、从积极的愿望、奋斗与计划中，以及从努力与行动中撤退出来。他认为一切都是不可改变的，这正反映出他对自己的看法，不论他对“演化”谈论了多少──或甚至于他明智地赞赏有关演化的见解。在他心目中，分析应该是在于揭露过去，他认为这么做应该能一劳永逸地解决他的事情。他一开始就不了解分析乃是一种过程，在过程中我们可由常新的角度来处理问题，我们也可以了解常新的关系，发觉常新的意义，而直到我们获得分析的根源，而能改变他的内在情势为止。
整个退却的态度也许是出自有意识的；在这种情况下，病人会将此种态度视为高超的智慧。但更常见的，就我的经验而言，病人大都未察觉出这种态度的存在，而只略知一二而已；因为他就不同的见解去看它们，所以他可能会以其他的说法去考虑它们。最常见的，他只察觉出他的“脱离关系”的态度以及他对强制（逼迫）的敏感。但当他对挫折有所反应之时，当他变得冷漠或倦怠、激怒、惊慌或愤恨时，我们便可藉观察而认识退却者个人的需要所具备的性质。
就分析者而言，认识基本的特性，有助于迅速地衡量整个病情，当其中一种特性引起我们的注意时，我们就须找寻其余的特性；我们确可以合理地找到它们。像我一直小心翼翼所指出的，它们并非是一系列互不相关的特性，而是彼此密切交织的结构。至少就其基本成分而言，它们乃是一幅极具和谐与统一的图像，看来就像是被漆过了同一颜色一样。
现在我们试图了解这幅图像的动力变化，它的意义以及它的历史。总结我们所指出的一切，主要在于说明“退却”乃是一种藉着从心灵内的冲突中撤退出来，以解决冲突的主要方法。乍见之下，我们可得到一个概念，退却者根本地放弃了他的雄心壮志，这就是他自己的常强调的，且易于将之视为系整个发展的端倪。就他在野心方面的明显改变而言，他的病历有时似乎也证实了此种概念。在年轻力壮时，他常做相当费力的事情，他也许极为机智，克服经济的障碍而为自己谋得了地位。他在学校也许雄心勃勃，在班上独占鳌头，而在辩论或某些进行的政治活动方面表现得高人一等。至少有一段时期，他比较活跃，而且对许多事情感兴趣，譬如，在那段时期中，他反抗传统、他成长、他想到将来要成就事业。
接着，也常会跟着面临一段困厄的时期：焦虑、忧郁，以及失败，或因反叛的性格陷于因不幸生活情势所招致的失望之中。经过这段时期后，他生活的曲线似乎变平了，人们说他已变得能够“适应”且能稳定地从事工作，人们评论他青春地飞向太阳而又回至地面；他们说这是“正常的”过程。但细加思索，他却令人担忧。究竟他身上发生了什么变化？的确，人的翅膀可可因为经历一连串的灾祸与剥夺而被剪短，但我们要记住在这种情况下，环境并不是极其难厄困顿，而足以将一切归咎于它的，因此某些精神的压力（悲痛）必为此中的决定因素。然而这答案并不够令人满意，因为我们可以想起有好多人，他们虽然同样经历了内在的骚扰，但却能从中脱逃出来。事实上，此种改变既非是因为冲突存在的结果，也非冲突大小的结果，而是他已与他自己谈和的结果。已发生者乃是因他已尝到内在冲突的滋味，且藉自其中撤退出来以解决它们，他为什么要企图以这种方式来解决呢？他为什么只能这么做呢？这是他过去的历史问题（较晚的历史）。提到这点，我们必需先更清楚地了解“撤退”的性质。
首先，我们先注意夸张的驱力与自谦的驱力间的内在冲突，在前三章中所讨论的这两种类型里，其中有一种驱力较为显著，而另一种则被压抑着。如果“退却”居于优势地位，则有关此种冲突的典型形象就大不相同了。夸张的倾向与自谦的倾向似乎都不被压抑，假使我们熟习他们的表现与含意的话，我们便不难观察并了解它们。事实上，如果我们坚持要将所有的心理症分类为夸张的，要不然就是自谦的话，则我们将无法决定退却的类型究竟该归于哪一类。我们只能说，不管就较趋近知觉或较为强烈的意义而言，通常当这两种倾向只有一种会较占优势。在整个种类中，其个别差异一方面乃依其普遍性而定，然而，有时二者看来却相当平衡。
夸张的倾向也许表现于他极其崇高的幻想中──对于想像中他所能胜任的大事，或对于他的一般品行之幻想。此外，他常识识地觉得他凌驾于别人之上，而藉着夸张的尊严将之表现于行为之中。在他这种对自己的情感中，他易于变为他自傲的自我，他引以为傲之品性（这与夸张的类型成一对比）助长了退却。他自负于他的超俗孤立（与别人脱离关系）、他的“禁欲”、他的自足、他的独立、他对强制之憎厌、他之超乎竞争等等之上。他也可能相当了解他的要求，而能有效地维护它们，然而它们的内容都各自不同，因为它们乃是因他需要保护他的象牙塔而生生的。他觉得有权不叫别人闯入了他的私室，让别人不期望他的任何事物或打扰他，且可以用不着谋生或负责。最后，夸张的倾向也可表现于某些因基本退却所演化而来的继发发展之中，譬如他之力求威望，或他之公然反叛等都是。
但这些夸张的倾向已不再构成主动的积极力，因为他已放弃他的野心，亦即舍弃了任何对有野心的目标之追求或对此种目标之奋斗。决心不去想它们，甚至于不想去获得它们。纵使他能做某些有价值的工作，但当他一着手进行时，也是怀着极其鄙视，或是违抗周遭之人所希冀或所赏识之事的态度。这就是反叛的类型之特征，他并不为了报仇或报复的胜利，而想做任何积极的或攻击性的事；他已抛弃为求真正征服他人的驱力；的确，与他之脱俗、远离别人的关系相一致的，他对于为成领导者、影响或操纵他人等这些念头真是厌恶之至。
另一方面，如果自谦的倾向占了上风，退却者就会有低估自己的倾向。他们胆怯而且觉得自己并不怎么值得，要不是我们对于发展完备的自谦解决法了如指掌，那他们所表现的某些态度，我们可能会将其误认为就是自谦型所表现的态度。他们经常对其他人的需要表现得甚为敏感，而花费他们的大部分精力去帮助别人，或为众人的目的而效力。他们对于欺诈或攻击，常不加防卫，宁愿谴责自己而不愿指责别人。他们会过于要求自己别去伤害了他人的情感，他们也有顺从的倾向。然而，后者这种倾向却不像自谦的类型之因需要情爱而定，而是由需要避免冲突而定的。此外，他们还具有“恐惧”的潜伏情绪，这种“恐惧”乃是因惧怕自谦倾向的潜在力量而产生的。譬如，在他们的信念中会充满着恐慌的气息，要不是他们与别人保持疏远与冷漠，则别人势必会超过或全然地压服了他们。
与我们对于夸张的倾向所了解的相同，自谦的倾向与其说是积极有力的驱力，毋宁说是一些态度而已。爱之渴求，可赋予这些驱力以热情的特性，但因为退却的类型决心不希冀或期望别人的任何事物，以及在情绪上不愿为他人所牵累，所以他遂缺乏此种渴求。
现在我们已了解，从夸张的驱力与自谦的驱力间的冲突撤退出来的意义。当这两种驱力的积极元素被剔除后，它们就不再是相对立的力量了；因此它们不再构成冲突。比较目前已提过的这三种主要的解决法，我们就会发现，这三种方法都是在于希望藉排除其中的一种冲突，以达到人格的统合；在退却的解决法中，他企图固定这两种冲突力以求其统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