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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上从第一章至本章的大段阐述,从形而上道的“无名”开始,一直到形而下的名实相杂,再到“同出而异名”因果相对的道理,自始至终,都是要人勿偏执一端,莫陷入执着。
修道者为了追求真理,又必须先立起一个目标,在主观意识中建起至真、至善、至美的境界,由有入无,执两用中,方合道义。道就是佛家所说的“真如”。真者如也,如其真也。如果把“真如”确定在美善的范畴,这个“真”也就不会如如自在了。这是修真者在思想观念上必须突破的大问题。因此佛学以解脱理解上困扰的“见惑”,观念上困扰的“思惑”,也就是道家的“为无为法”,并作为证道的重心所在。由此可见,佛家与道家学说本为一家,理本同根同源。只是道家用归纳法来指示,释家用演绎法来详析而已。
大道之妙,不无不有,不色不空,物物全彰,人人本具。此乃天地未始之大象,乾坤未立之祖根,不属于思求,也不能言会。修道之人,若能离去分别之心,绝去名相之念,归道德于心身,以无为而应物。不起美丑善恶之想,不生有无之见;不存难易之谋,不有长短之争;不行高下相倾之事,不作音声逆顺之为;绝去凡尘缠绕之弊,除却牵强傲忤之心。如此静心定性,则万有之实理,未尝不空;万事之幻境,一目了然。到此境界,虽不以道德自居自有,但道德之功力,却终身不去矣。
本章的要旨,是教人要效法天道“作焉而不辞,生而不有”,全力奉献,而不辞劳瘁(cuì)。不计较名利,功成而不据为己有。万物皆是秉承天地生生不已之德,所以万物也像天地一样,只有付出,没有占有之心,没有回报之念。人若能效法天地万物之心,去做人处事,那才是最高的道德风范。如果以为我对社会贡献太多,得到的却很少,那就是怨天尤人的怨恨心理,不是效法天地之德。
安民章第三
【不尚贤,使民不争。】
“不尚贤”,“贤”本是德才兼备之义。“尚”,是崇尚。自春秋以后,“贤”字已经变味,被世人曲解为有才能的人。“不尚贤”,就是不追求权贵厚禄,不攀比高官权位。这个“贤”字,已非圣贤之“贤”,而是指世俗权贵的能言善辩,能文行巧,会施弄权术之辈。
“使民不争”之“民”字,即现代语言的“人们”、“人类”的意思,而不是在上统治者对在下百姓之称谓。两者的观念不完全相同。古时文字辞汇不多,所以每有转注假借的用法。
尚贤与不尚贤,因时空的运转,历史条件的不同,其内涵也不尽相同。换一句话说,一个真正的太平盛世,天下人人归道,个个皆具道德,就没有必要去标榜贤人与愚人,君子与小人,好人与坏人等等分别。之所以提出“尚贤”,是因为存在着不贤;之所以提出“不尚贤”,是怕那些不贤之徒心生私欲,混水摸鱼,伪装“贤”之名,而去干不贤的勾当,污染这个“贤”字的尊严。
“贤”,即今人所言的德才兼备。但人们往往偏解了“贤”字的真义,只重才能,而轻视道德品质;以头上所戴头衔的高低,作为选贤任能的标准,并作为丰厚待遇的依据。于是便出现剽窃论文,伪造文凭,不择手段,拚争高职称的“尚贤”之风。不仅扰乱了社会,更重要的是污染了人的心灵。可见“不尚贤,使民不争”,时至今日,也还有其现实的积极意义。
人之所以有“尚贤”之心,是人我之心未了,分别之心未除。追求贤能的人,皆有以才恃势,以自尊大,争胜攀高的虚荣心。自大者,必有不平之肇端;争先者,必有祸患随其身。所以,在上位之人,若以后天聪明才智施治天下,民必效仿之,便以机巧之心对策于上,这就是“上下相争”。天下滋生相争之心,就会出现争权夺利,攀高附上,人心自私,道德滑坡,民风败乱,社会亦不得安宁。
圣人以才智内养心性,以德化民,施无为之治,人心返朴,自然无争心。崇尚贤才本是自然之情,若是有意标榜提倡,必诱使人争名逐利,追求虚表荣华,而不务求实际;坐享其成,而不做实事;投机取巧,而自以为能。如此之“贤”,已失“贤”之真意,其结果必然是为害民心,危害社会。
太上所处的春秋时代,社会动乱,霸道横行,是纷争霸主的混乱时期。争霸者皆网络人才,起用贤士,作为称霸的资本。那时的所谓“贤者”,就是有才能、有知识、有本领的人。当时墨子特别强调“尚贤”,主张起用贤人主政当政。那时的霸主,多是没有道德,没有学问的人,所以墨子才提出“尚贤”。墨子的“尚贤”思想,与太上的“不尚贤”完全相反。太上认为,这种“尚贤”只能是人治的应病之药而已,已经离开了道德之本,因而后患无穷。
人类历史上千古兴亡的人物,从做人作事两方面而论,贤与不肖,君子与小人,忠与奸,很难下个确切的结论。有德之人不言功,小人挟才以显能;人心隔肚皮,真假难分清。因此,“选贤与能”的标准也难定论。或以道德仁义作标准,或以才能作标准,其结果都会被人心歪用。正面标准一立,反面模式便随之而兴。所以古人说:“一句合头语,千古系驴橛(jué)。”此话是说,一个道理、一个标准的立起,就好比打了一个固定的桩,为拴物所用。无论是拴驴,还是拴鹰犬,事所必至,皆由人心。任何事情,如果不人为去标榜,那么真正有贤德之人,就会顺从自然趋势的发展;才能不足之人,也会心安理得。倘若标榜一立,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就会出现不择手段地攫(jué)取。这种“争”必生紊乱,必留后患,害人心性。这正是老子提出“不尚贤,使民不争”的本意。
人的心理状态很怪,喜欢彼此“比周”。“周”是圆圈,若是情投意合者,便成为一个小圈子。对相近者,誉之又誉;对相憎者,群而攻之。人与人之间的是非毁誉,很难有绝对的标准。所以对相互憎怨的诽谤,或互相亲近的称誉,都要小心明辨,不可偏听而迷惑。如果先入为主,一落入旋涡,诽誉相争,则必受损德败性之害。
上古时代,人心朴实,无需标榜什么标准名号,个个都是有德之人,不需求贤人来治世。后来王道衰落,社会变乱,所以才需要请贤人来治世。法家虽有“国有常法,虽危不亡”之论,但淮南子却认为不见得:“鸟穷则啄,兽穷则触,人穷则诈。峻刑严法,不可以禁奸。”虽然法律严格,然而众生业海,照样犯罪杀人。这就是“人穷志短,马瘦毛长”的道理。这又否定了法家的道理。纵观春秋各家之论,虽各有其专,但都是断章取义,多是对大道的肢解。无论是墨子的“尚贤”人治,还是法家的“法治”,都是一种离道的偏颇。还是要道德化人间,才能使天下真正太平。正因为“尚贤”所固有的弊病,所以太上才提出“不尚贤,使民不争”。
【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
“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盗”之一字,内涵深义。盗有多种多类,有拦路抢劫之盗,有撬门入室之盗;有明盗,有暗盗;有剽窃之盗,有人心之盗……仅以哲学范畴解析,“盗”就是偷,是暗中将人之钱财,以不正当的手段据为己有。比如贪污受贿,欺世盗名等等。
“盗”又含有取之义。佛家以“不与取”为盗。所谓“与取”,是得到物主的同意给予。所谓“不与取”,就是未经别人同意,而取为己有。道家与佛家有同义。《阴符经》曰:“天地,万物之盗。万物,人之盗。人,万物之盗。”是说万物取天地之精华;人又取万物之精华;万物又反夺人之精华。天地人万物相互依存,互惠互利。修道就是盗取天地万物的光炁,再造自己的性命。天地无私,唯德是辅。故修道者夺取天地万物之精华,是天经地义,以道合道,故“盗”即为“道”。反之,凡不合道德的事物,则称为“盗”。人若背道损德,七情六欲过甚,顺人道下滑,就是一个被天地万物所反盗的过程。
“难得之货”,即金玉珠宝诸类。物以稀为贵。对这些珍贵的“难得之货”,如若过分提倡,必然会助长人们贪求欲得之念。欲望得不到满足,便以不正当的手段盗取。难得之货具有极大的诱惑力,是一种灵魂腐蚀剂,极易引起民风的颓变。今人崇拜金钱万能,追求物质享受,社会上出现的贪污盗窃,杀人放火,卖淫嫖娼,贩毒吸毒,造假行伪,欺诈行骗,短斤少两等等,皆是“难得之货”引起的祸端。凡此种种歪风邪气,污染社会,乱人常心,惑人本性,诱人邪念,导人妄行,害人至甚至烈。
“难得之货”,就是滋生盗贼的隐患,是社会紊乱的诱因,是万恶之渊。在上者若提倡荣华,显耀富贵,彰扬虚名,必然是惑迷人心,拉人下水。在上者的言行举止,就是万民的楷模。若不求俭朴,讲究排场;奢侈浪费,不讲廉洁。则盗风必起,正气沦丧。这是最大的误导。
修真人应视金钱如粪土,淡泊名利,不贪求珍宝。黄金弃于山,珠玉捐于渊。视财为身外之物,不过积钱财,不聚珍货。财乃大道所生,不可聚敛私有。聚财如聚祸,财多人心乱;有财施舍众生,不为一己享用,此乃是舍财养心之道。
【不见可欲,使心不乱。】
“不见可欲,使心不乱”,此两句是对“不尚贤”、“不贵难得之货”的总结。换言之,如果说“不尚贤,使民不争”是消极的避免好名的争斗,“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则是消极的避免争利的后果。而“不见可欲,使心不乱”,则是积极的釜底抽薪之法,从欲心深处拔除毒根的根本措施。名与势本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