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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他们形成了一支惊人地强劲的地方力量。这些农村防卫小部
队的一部分转而离开他们的家乡基地，集结成更大的团体，在20
年代的内战中起了重大的作用。
① 祁彪佳：。祁彪佳集。（北京，1960年），第122－126页。
红枪会的起源和发展似乎都近似于此前的白莲教流派，尤其
近似于19世纪中叶的捻军以及义和团。换句话说，它们都是旧政
权的行政官员确认为危险的那种地方集团：除了它们的异端宗教
和未经许可的民兵外，它们还倾向于投身去与沉重的租税和各式
各样其他的侵害相对抗。虽然在20世纪意识形态混乱的世界中，
它们的异端和19世纪相比，并不那么突出，但在20年代，红枪会
仍被共产党看成是进入河南和山东农村的政治通路和有希望的革
命组织的基础。尽管红枪会有。迷信的信条。，但它们仍有可能成
为。农民协会的武装力量。。共产党对它们的渗透在一定程度上的
确是成功的。①
① 。有关红枪会运动的决议。，见C。 M。 韦尔伯等编：。共产主义、民族主义文件和
在中国的苏联顾问，1918－1927年。（纽约，1956年），第303－305页。红枪会的起源
和发展见末光高义：。中国的秘密结社与慈善结主。（大连，1939年），第113－114页；也
见长野朗：。中国的兵、土匪与红枪会。（东京，1938年），第366－374页。
② 这一学派最详尽的理论著作是魏特夫的。东方专制主义：绝对权力的比较研
究。（纽黑文，1957年）。有关早期马克思主义的这一解说路线的发端，见H。 C。 德昂科
塞和S。 施拉姆合著：。马克思主义和亚细亚，1853－1964年。（巴黎，1965年），第12－
16、140－143页。在日本，东方社会（至少就中国来说）的理论很有影响，并产生了若干
变体。这一问题见旗田巍所作评论。中国专制主义和村落共同体理论。，载。中国研究。
第13期，第2－12页（1950年）。日本的汉学仍是研究的主要学科。可以证明，对早期
马克思主义的解说，诸如东方社会理论，其长期存在与20世纪30年代军国主义阻止日
本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有关，日本军国主义抑制了社会单线式发展理论的研究，这种理
论在中国是郭沫若等人所提倡的。
中国社会中民兵制度的两种类型——产生于国家指令的类型
和产生于自然社会组织需要的类型——似乎可以作为范例，说明
东方社会这一理论所提出的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基本区分。东方社
会理论是马克思关于亚细亚的朴素的早期见解在现代学识中的值
得注意的延伸。按照这种理论及其派生的说法，强有力的专制国
家寻求将自己的结构形态强加给农村社会的自然组织，以便控制
和征税。自然组织本身——分散的、自治的和分隔开的村庄——
有其固有的结构形态，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不受外界变化的干扰。
国家和地方利益之间的对抗只有国家势不可挡的专制权力才能平
息。②
的确，我们的资料中有不少可以佐证地方社会中自然的和国
家强加的制度之间的理论的区分。但不必进一步作出结论说，两
者是起源于不同的社会根源或历史根源；也不必接受这样的意见：
国家和社会因有这种区分而处于冲突永不终止的局面，因而需要
完全专制的解决办法。在地方军事化的领域内，与在中国公众生
活的其他方面一样，基本的制度是那些能够调处国家利益和社会
利益的制度。其中的一种便是。团练。（集结并训练）制度，它在晚
清的地方军事化中扮演了主要的角色，其发展的过程我们将在下
面予以研究。
（谢亮生 谢思炜译）
第二章
1796—1850年间
清代民兵政策的发展
第一节 白莲教叛乱期间的地方管理问题
当18世纪接近结束时，清政府完全可以宣称已经解决了它在
亚洲腹地的军事问题。它打垮了它的劲敌准噶尔蒙古人。它把西
藏政治臵于监督之下并保卫了它的边界。1788至1791年侵入西
藏的廓尔喀人遭到了13000人的远征军的反击，尽管没有征服廓
尔喀，但反击却巩固了清政府对西藏本身的控制。而且在中亚取
得的这些军事上的辉煌胜利，并没有严重地增加中国的经济负
担。①但似乎所有这些荣耀和力量显示都只不过是内部衰败的迷
惑人的外表，在乾隆统治的最后几年爆发的国内叛乱，在10年当
中使王朝的财政和军事资源吃紧。白莲教叛乱（1796－1805年）
暴露了表面看来十分强大的清朝军事体系的令人吃惊的虚弱。奉
命镇压叛乱的官员为驻防部队缺乏训练和勇敢精神而震惊。。种
种弊端难以描述……将帅对战争一无所知，而部队对将帅也漠然
① 铃木中正：。清朝中期史研究。（东京，1952年），第1－11页。并见他的。围绕
西藏问题的中印关系史。（东京，1962年），第103－114页。
视之。。①
虽然把18世纪90年代看作清王朝命运的分界线可能是合适
的，但这种军事力量的突然下降只有根据挑战的性质来看才能理
解。很可能甚至在清代军事体制的鼎盛时期，这一体制就已不能
满足乾隆时期以后强压在它头上的得用全力应付的需要。占有优
势的外国武装以及遍及农村的叛乱（晚清统治者应得的报应）提出
了问题，对此正规军队无论在技术上还是在组织上都没有做好应
付的准备。征讨中亚的战役与对付遍及中国农村的社会崩溃是完
全不同的事情。在其编制的最低一层，主要的驻军绿营兵几乎都
驻扎在县城或府城里。它们的力量无法渗入中国农村的下层结
构，那里是叛乱兴起和活跃的地方。这些驻军在相对稳定时期能
胜其任，但在更为严重的社会崩溃时期恐怕就不能了。
白莲教叛乱的起因和特点
① 铃木中正：。清朝中期史研究。，第106页。
白莲教叛乱标志着一个曾经在14世纪后期领导反元起义的
秘密会社的再度兴起，这次起义以明朝的建立而告结束。这个会
社本身原是大乘佛教的一个苦行的救世军式的派别，大概始于5
世纪。到了元代，它吸收弥勒教和摩尼教的中国变种明教的二元
论的、潜含革命性的教义及偶像崇拜，很快成为鼓动反元的中心并
承担了中国北部和中部农民起义的领导责任。这个会社的救世热
忱以及它的支持者对明朝创建者朱元璋夺取政权是有帮助的；尽
管他本人可能也是这个教派的一名成员，但现在却把它连同其异
端组织一道加以禁止。白莲教再度转入地下，放弃公开的政治口
号而作为一种允诺解救个人和治疗疾病的乡村信仰存留了下来。
尽管在明清时期受到毫不放松的迫害，这个会社还是幸存了下来，
到了18世纪中叶再度进入活跃阶段。1775年山东、河南的起义
复活了这一运动的千年太平信仰和公开的政治特征。教派领袖这
时宣称弥勒佛转世以及明代的合法继承人出世。1796年初湖北
西部受压迫农民的起义开始了持续10年的、清政府作出极大努力
来镇压的叛乱。①
① 铃木中正的。清朝中期史研究。是有关叛乱及其历史背景的最完备的叙述，关
于白莲教的早期历史，见吴晗：。朱元璋传。（北京，1949年），第16－23页。
② 铃木中正：。清朝中期史研究。，第70页；何炳棣：。中国人口的研究，1368－
1953年。，第139－143页；对这个不景气地区近期所作的生动描述见格雷厄姆〃佩克：
。两种时代。（波士顿，1950年），第9章。
在白莲教分散的领导下，叛乱蔓延于黄河和长江之间多山的
分水岭地区——秦岭和大巴山脉在这里将中国划分为南北两半。
陕西、四川和湖北的边界在此交会，形成一个边缘地区，成为反抗
者的避难所和政府军的障碍。尽管地势险恶，这些山岭仍然容纳
了清代中期流入的大量人口。政府倡导向四川盆地移民开始于
17世纪后期，目的是在荒芜土地上重新殖民；当低地已经人满为
患时，新到者开始散入东北部的山区，定居于较高而不太肥沃的地
点。到了1729年，朝廷决定遏止移民的洪流，但没有成功。在乾
隆时期，由于邻近省份荒年之后逃荒农民人数增加，移民仍在继
续。同样的过程也发生在陕西的汉中地区。②
在三省边境的山区，经济困难与社会、文化的混乱交织在一
起。嘉庆早期的一位调查者发现，山区人口主要由移民组成，还混
杂着社会的和区域性的阶层。定居者一半来自湖南、湖北，其余
30％或40％来自广东、安徽和江西。新的村社难以控驭，组织混
乱，仅靠薄弱的亲族关系联结并缺少教育。定居者的贫瘠的山地
上仅能勉强维持起码的生活，以致经常迁移，据说有的人为了赶上
山腰上的生长季节，一年之内要换几次住处。传统的管理机构如
保甲，只能强加给定居的人口，因此除了集镇和城市外，它实际上
起不了作用。混乱状况还因亡命徒数量不断增加这一事实而恶
化，他们生活在森林深处，和正常社会完全隔绝。在官方文件中可
以看到，早在1745年，。啯噜。土匪（这一名称的来源和意义不
明），包括逃兵、私盐贩子、伪币铸造者以及其他次要逃犯，是白莲
教新成员的自然来源。①
① 严如熤：。三省边防备览。（1830年）卷12，第21、25页；铃木中正：。清朝中期史
研究。，第83页。
② 严如熤：。三省边防备览。卷12，第43页。
不过，白莲教也在比较幸运的圈子里找到新成员；他们的组织
扩展到了地方政府本身的低层组织中。一位评论者写道：。村落中
则乡约客头听教，城镇中则差役书办听教，所有稽查之人即为教中
之人。。不仅如此，白莲教在某种程度上已变成超越阶级的运动。
它不但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