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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而提到，因为这是一种已被接受的地方神话：贪污受贿是官僚制
度带给地方社会的弊端，绅士自身是不会产生的。一个知县几乎
不能检查有影响的绅士通过团练局所操纵的收入和开销，而这些
局私自收税的权限随着时间推移逐渐增加了强制力和豁免权。有
时一个县的绅士可以设法集中这种特殊税收的一定部分，用来在
县城雇佣一队雇佣兵，但一般来说，单个团的局的税收权力仍是地
方主义的支柱，可以抵消吸引地方资财的捐纳制度的力量。①
① 。湘乡县志。（1874年）卷5，第12页；。皇朝政典类纂。（1903年）卷338，第8
页；许乃钊：。乡守辑要。卷8，第2页；佐佐木正哉：。顺德县乡绅与东海十六沙。，载。近
代中国研究。第3期，第206页。。宁乡县志。（1867年）卷42，第80页。
② 凌惕安：。咸同贵州军事史。（1932年）卷1，第46－47页。和田清：。中国地方
自治发展史。，第275页。
贵州的情况说明了在农业方面这些新税收所采取的各种各样
的形式。贵州是一个长期亏空的地区，一直靠从邻近省份调拨的
资金偿付军事开支。但是，随着叛乱的爆发，这种跨省的财源很快
干涸了。亏空现在靠扩大捐纳规模、新设厘金商业税以及各种新
农业税来填补。到1861年，特定的官方土地税由代理巡抚韩超正
式定为。厘谷。税，直接补充正规的税收，按亩征收。这一改革对农
村社会的破坏显然很大，以致韩超的继任者张亮基被迫将税收权
力转交给绅士。这种现在被称为。义谷。税的税收由绅局（几乎可
以肯定就是管理团练的局）管理，在地方防御组织和省级政府间均
分。很明显，义谷税几乎不受政府控制；它的规定税率从粮食产量
的十分之一到二十分之一不等，但从它充实了地方和省的财源这
一事实来看，实际的税率很可能更高。农民的痛苦又因特殊的家
庭税（户捐）而加重，这种税似乎由地方官根据需要随时征收。②
如果为地方组建武装而增加税收的做法不是和绅士参与正规
的征税过程的做法同时进行的话，团练局的征税权力在中国近代
史上大概就不会这么重要。如我们将在下一章中看到的，当我们
涉及团练与官僚政治行政部门之间的关系时，这种参与与未经批
准的包税制（诸如称之为包揽的办法）有密切关系，可以想像，凭借
这种包税制，绅士作为征税者向地方村社强行征税。在19世纪中
叶的几十年内许多知县被迫批准的在村社中为团练开销而征税的
权力，现在使绅士合法地渗入整个征税过程之中。毫无疑问，团练
局日益卷入正规的征税过程的趋势（这种做法有时完全取代了官
方的税收机构），导致高级地方官员如胡林翼和曾国藩等人反对把
任何直接的税收权力给予这些机构。①
① 卢道昌：。卫乡要略。（1885年）卷2，第3页。
② 对厘金的起源和实行已有深入的研究。参看罗玉东：。中国厘金史。（上海，1936年），以及埃德温〃比尔：。厘金的起源，1853－1864年。（坎布里奇，马萨诸塞，1958
年）。军事行动的特别财政需要导致了早期的征收商业税的建议；例如广西提督周天
爵在1851年前后建议，向当铺、杂货铺、行商、油坊以及其他小的行业征收特别税。许
乃钊：。乡守辑要。卷8，第3页。
在农业之外，商业成为地方资金的有利可图的来源。被称为
厘金的商业税1853年首先在扬州设立，很快为所有省份采用以支
付军事开支，在为团练提供资金方面必然会起到作用。②厘金的
管理像其他许多地方事业的管理一样，需要地方政府的正式机构
所不能聚集的人才和财力；结果是依靠绅士任职的局完成日常征
收和记账的杂务。征收厘金的初期（19世纪50年代的大部分时
间），在这种税收被有效地纳入省和国家财政之前，征收的局有时
就是经办地方防御组织的局。厘金从团练局手中被夺走并建立自
己的管理系统的过程，成了尚未充分探究的19世纪中叶财政史的
一部分。但在1859年已经有证据表明，厘金在为组建纯粹的地方
武装提供资金中所起的作用的确减小了，它让位于主要以农业生
产为基础的绅士控制的税收制度。例如1859年湘乡抵抗石达开
进攻的防御，对厘金收入的依赖只是微不足道的，它主要依赖于
。捐。，这实际上是绅士在租金收入基础上在全县征收的各种特殊
税（见图表6）。
图表6 1859年湖南湘乡用亍防御的资金（两以下四舍五入）
来 源
数 量
从全县征收的。捐。
103395
厘 金
3000
知县征收的特殊。捐。
1000
单独的团直接筹措和消耗的资金
10273
总 计
117668
资料来源：。湘乡县志。（1874年）卷5，第22－26页。
单独的团练局在征集资金方面的独立性引起严重的问题。从
县的官僚机构的观点来看，富裕地区和贫困地区财力之间的差异
会在县的防御中导致危险的薄弱环节。因而官员们作出努力，以
集中并统一团练局的财政活动。湖南东北角处于战略位臵的平江
县，早在19世纪50年代，其防御系统就显示出严重分裂，在其防
御系统中，财政受单个氏族的严密控制。诸复合团在财政上有很
大差别，局势因县内不同区域军事负担的不平衡而进一步恶化。
最后在1858年或1859年，作为扩大政府对地方武装的控制的全
面努力的一部分，官员们建立了四个。联总局。，每个乡一个，并授
予它们广泛的征税权力。这些新的局和原来的复合团之间的工作
关系怎样安排（或是否建立），我们一无所知；但这一努力可以看作
是官方对团练筹集资金的无政府趋势感到担心的征兆。①
① 。平江县志。（1875年）卷36，第6－11页。
第三节 团与官僚政治部门之间的关系
我们现在必须重新提出地方武装与官方的官僚政治制度如保
甲和里甲、地方治安和征税网络之间的关系问题。我在团练的理
论基础的讨论中（第二章第二节）指出，在中国的官方见解中，官僚
政治与非官僚政治的组织原则正好截然相反，还提出，即使是像其
官方保持人所想像的团，也要利用保甲所极力避免的非官僚政治
的权力来源，尤其是利用地方名流在他们的家乡村社中的固有权
势。现在刚简要地探讨了中国农村中固有的组织规模问题，我们
应该以新的眼光研究团练与官僚政治部门之间的关系了。地方武
装自然而然地趋向于在一定组织规模上定型化；保甲和里甲也有
它们自下而上的一体化的规模。不管我们多么喜欢保留自然的与
行政的组织模式之间的理想差别，不容臵疑的证据却表明，两种模
式在实践中并非全然不同。
首先，这里有官方制度（诸如保甲）从何而来的问题。难道这些
制度仅是体现了那些想将匀称而利索的管理模式强加给地方社会
的埋头事务的官僚们的沉思冥想？从宋代保甲制度的起源看，情况
并非如此，官方制度是从地方实践经验中产生的。地方实践并不自
然而然地包括十进制划分法，这一事实并不引起争论：官员们所谋
求的只不过是使已经存在的农村组织规模官僚化和标准化而已。
我们所了解的保甲是单一（单个村庄）和复合（多个村庄）规模的农
村自然协作关系的抽象化和简单化。这种组织规模在官方作出努
力使它们标准化、官僚化并为自己的目的加以运用之前就已存在。
事实上，中国的官僚们并没有与农村社会生活的现实隔绝，也没有
脱离行政的实际问题而随意地制定不切实际的组织的表格。从社
会角度来看，许多官僚能够回顾起自己一代或两代前的农村出身；
由于体制固有的相当大的社会变动性，中国的官僚要周期性地（在
几代的时间中）被卷入农村的生活中。而且，在不同时期，特别是在
清代，鼓舞中国名流的经验主义的学术思想把官僚们从无益而妄自
尊大的乌托邦思想中解放出来。对农村社会实际发生的事情必然
会有所觉察，同对这些事情的务实的兴趣结合在一起，保证使官方
规章的拟定不断受到了地方组织的自然形式的影响。
对团练和保甲的重新考察
强调保甲制度对地方社会的分裂作用的分析（例如萧公权的分
析），在以下这一点上是正确的：国家关心的是使保甲首领成为它自
己的治安权力的工具，而不仅是地方势力的工具，因此要让他们负
责人为的而不是原有的社会组织单位。但这只是真情的一部分。
清代制度反复发生的行政管理的难题之一（许多政治制度也有这一
难题）就是如何使可靠性与效率协调一致。我们自己也经常为了压
倒一切的可靠性原则——权力的分散和平衡——而对各种类型的
低效能隐忍迁就。清政府是从不同的立足点面对可靠性问题的；由
于没有在技术上和思想意识上作好实行彻底的专制政治的准备，清
政府在只能有一个最终权力中心——皇帝——的方针下，在整个官
僚机构中将行政权力分割开并使之二重化。政权内部安全的需要
有时使行政制度到了软弱无能的边缘，这点是可以论证的。总之，
地方官不得不在这种制度的五花八门的安全条规中寻求出路，而且
仍必须收效：正是这种效果——有效的税收、治安的维护——决定
他的前程（不考虑诸如受贿、人际关系、按照惯例举荐这些调节因
素）。知县不能用以下的借口来为他的县内的混乱辩解，如官方所
指示的保甲制度规定保甲长应由没有势力因而不能施加影响的人
担任；保甲据以组织的人为的十进制原则使它成为软弱无能的地方
协作组织。因为主要考虑的是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