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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绅的支持，并能够成为一支有战斗力的部队的指挥者。刘于浔
于是在南昌以南赣江上的市汊建立了造船厂。这个造船厂和它的
产品最初是曾国藩和陈启迈之间争论的中心，陈启迈想把这些船
只分配给自己的一个门生。但不久以后曾国藩弹劾陈启迈不能胜
任其职，并且有种种不当行为，陈启迈很快被免除职务。此后，刘
于浔完全处于曾国藩的指挥和保护之下。②
江军是在1855年新出现的，可是它的基础早在1852年当刘
于浔在中洲着手组建他的民兵时就打下了。尽管它是在省这一级
上发挥作用，但它却与五局和南昌其他地方的防御联盟有紧密而
持久的联系。新部队的许多军官和勇实际上是从团局中招募来
的。但是这种紧密的联系也引起了某些疑问：例如，我们可以问，
是否所有从这些局来的民兵队伍都是在他们自己的指挥者率领下
被编入江军的？如果是这样，地方团练联盟本身发生了什么事情？
将地方团练首领的名单与得到官阶奖赏的267名江军军官的名单
加以比较，我们发现，在140名团的首领中只有13人还以江军军
官的身份出现。这种悬殊的差异说明，刘于浔不是从地方联盟的
上层领导人中，而是从他们的下属和较次要的同僚中选拔他的军
官。在组织上，团练局与江军之间的界限仍然清楚地保持着。团
的首领，除13人例外，仍然是他们的地方局的首脑，主要负责地方
管理问题。他们的民兵队伍由于江军的招募而被搞空，但是我们
可以假定，以注册的备用村民为补充兵员，这种缺口被填平了。这
种从团练联盟，特别是从五局向上进入江军的人员流动，在整个叛
乱年月里一直继续着。①
团练联盟的持久性
尽管更高层次的组织持续地需要从最初的五局中汲取力量，
但最初的局仍然继续发挥作用。南州局提供了一个这种组织上的
持久性的实例。1853年由燕毅与来自赵、姚、余、黄几个氏族的绅
士合作组成的这个局，经受了连续的领导人员的危机，这些危机部
分地起因于它的创建者中的一些人去世，部分地起因于绅士流入
江军。1855年，当邻近的中洲局失去它的上层领导人时（万启英
去世，刘于浔成为江军的指挥者），燕毅靠他与刘于浔的密切的私
人关系担任了它的领导。燕毅于是成为地方五局中的人士与更高
层的官员之间的主要联络官员，当更大规模的作战需要时，他能派
遣并协调地方的勇。南州局这时发现它有必要任命一个姓范的新
的管理者，这样就可以带来另一个族的人员和资源。其后没过几
年，这个局的几名上层领导人去世，但因又增加了来自去世领导人
的家庭的绅士成员，它仍保持了氏族的代表性；范让杰由他的弟兄
或堂弟兄范让椿代替；黄荣由他的儿子黄仕福代替；赵立灿由他的
孙子赵以钤和其他几个赵氏家族的人代替；姚绍濂由他的儿子姚
文明代替。氏族的延续性无疑是使南州民兵能够不管外部事件的
压力而作为适应当地形势的部队继续存在的因素。
氏族与组建武装活动
① 。南昌县志。（1870年）卷28，第1－13、15、29－50页。
的确，南昌组建武装的活动作为一个整体，只有把它与作为其
基础的亲属关系结构相联系时才能够了解。刘于浔在南昌军事事
务中的支配地位，可以部分地归因于刘氏家族在其本土中洲的规
模和财富，中洲是离设防城市约30英里的。近邻地区。（用莫里斯〃
弗里德曼的术语）。刘姓形成了弗里德曼所说的。高等级氏族。，即
一组有亲戚关系的当地氏族，分布在许多定居地，拥有一定的共同
财产并参加共同支持的氏族团体。刘于浔在他论述其氏族组织的
慈善活动的虔诚的文章中写道（写于19世纪60年代），刘氏的十
多所义学，除他自己一族外，还由4个支族的捐献维持。这段关于
氏族为支持教育而合作的叙述，大概可以同10年前为防御而合作
进行合理的类比。刘于浔自己在梓溪的一支是主要的支族，他自
己的捐献（以田产形式）最多。实际上，当地的地方志把整个多村
社的组织称为。梓溪刘氏。。与这种强大的高等级氏族类似的例子
是以邻近的合熂为中心的万姓氏族，为首的是刘于浔的朋友和合
作者万启英。①
① 弗里德曼：。中国的氏族和社会。，第21－23页。刘于浔的。义学记。刊印于。南
昌县志。（1870年）卷36，第4－5页。姓氏的分布和他们村庄的位臵可以在。南昌县志。
（1870年）卷35和卷36的。姓氏。节中了解。有关氏族的学田和它们的捐赠人，见。南
昌县志。（1870年）卷36，第5－7页。
② 刘氏家族提供了234人中的33人，合熂的万氏家族也提供了很多人。。南昌
县志。（1870年）卷28，第39－50页。
像梓溪刘氏这样富裕而拥有土地的家族，其征集人力和资金
的能力在组建武装的各个层次上都是显而易见的。当刘于浔在中
洲组织团练总局时，他从自己的亲戚中吸收了大量的人才。这
个梓溪人的内部集团在江军的编制中也是关键成分：梓溪刘氏在
江军接受政府特殊的文职和武职奖叙的人员名单中，是最大
一个氏族集体，这个事实不但表明他们作为整体在军队中人数
之多，而且也表明他们在军队的指挥阶层中的有利地位。②太平
军很快就发觉了梓溪氏族在江军中所起的主要作用，于是作出
特殊努力攻打刘氏的家乡地区，希望借此摧毁地方团练联盟：军
队因亲属关系而与这个联盟密切关联，并且在资金和人力上
依赖于它。太平军的指挥者显然非常了解他们敌手内部的武装组
织各个层次之间的密切的相互作用；但他们对中洲的进攻并没有
成功。①
从刘氏家族在江军整体构成上的突出地位再往前看，很清楚，
江军的军官集团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地方团局的延伸。根据县里
22个局的名单，有8个领导人肯定有亲属（也就是同辈的弟兄或
堂弟兄，他们的个人名字包含一个共同的汉字）是江军官员。这种
大量的同父的和旁系的亲属关系表明，一定还有许多我们从名单
上看不出来的父子关系。
① 。南昌县志。（1870年）卷2，第89页。
② 比较。南昌县志。（1870年）卷28与卷35至36的资料。应当指出，这200多个
姓氏中的某些姓氏已不存在，收入记载完全是由于对史实的关注。已不存在的姓氏的
确切数目不能从记载中查清，因而上面提及的比例只可作为参考。
重要的是要记住，在中国农村社会中，名流统治不仅是氏族
内，而且也是氏族之间的一个起作用的因素。某些氏族在地方军
事事务中的支配地位毫无疑问是他们在当地社会其他领域内的支
配地位的反映。从南昌团局的成分来看，领导职位的不平等的分
配是一目了然的。尽管我们的资料还不能使我们在所有情况下辨
认出团的领导人的各自的氏族，但我们从县内有记载的200多个
姓氏中仅有31个姓氏在团练局的领导中有代表这一事实，能够看
出领导集团范围狭小这一明摆着的迹象。在这31个姓氏内有实
际代表的氏族很可能更少。②
但是，南昌组建武装中亲属关系结构的地位不能离开氏族内
以及氏族之间的经济关系来研究。在叛乱年月里，正统名流所受
到的他们自己族内和村社内的阶级紧张关系的威胁，与所受太平
军部队的威胁同样严重。像梓溪刘氏这样的大族，从总体上看是
富有的，但阶级上也已高度分化。像刘于浔这样的名人慷慨捐赠
氏族学田的能力，不仅表明他自己广有田产，而且也表明了当时的
高额地租。大量的租佃关系存在于亲属关系结构本身之中：刘姓
地主统治刘姓佃农。①在这种情况下，剥削关系建立在亲属关系
结构之内，共有的产生收益的土地的继续存在依赖于高额地租。
很显然，这里有一种强大的力量趋向于扯裂像刘氏家庭这样的受
地主控制的大族。我们没有南昌天地会活动的直接证据。但我们
确知，在混乱的1853年夏季，太平军在江西的出现触发了多次天
地会起义。②南昌本身，当这个设防城市处于包围之中时，县内的
农村到处爆发了起义。很可能天地会的组织者已经在大族的佃户
中间，还有可能在我先前提到的那种氏族间的。帝国主义。的受害
者即贫穷的氏族中间活动。刘于浔和他的合作者所从事的这类组
建武装活动，肯定是在日益严重的社会两极分化的情况下发生的，
在这中间名流与异端团体每天都在争取农民的归顺。
① 1860年的一个诉讼案件表明了这种存在于氏族范围内的地主所有制的倾向。
在这个案件中，梓溪刘姓家族索要已长期被贾姓和陶姓两族佃户占用的一块相当大的
土地。这个案件提交有司，判决对刘姓有利，于是贾姓和陶姓佃户被逐走，招了新的无
疑是刘姓的佃户。。南昌县志。（1870年）卷36，第7页。
② 郭廷以：。太平天国史事日志。，第265、267页。
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在南昌（如同在湘乡）筹办团练时，有人
无疑意识到进行这种竞争的需要：需要提供组织和经济救助的中
心，用以代替天地会的会堂。南昌地方志（在刘于浔监督下编纂
的）中的团练篇章的序言明确地说道，组建武装的目的首先是地方
管理；这种地方管理主要不是强制统治的问题，而是率先取得农村
人力的服役和效忠的问题。任何一个被动员起来抵御外部敌人的
人都较少可能成为叛乱者和闹事者。适当给酬的军事服役能够转
化狡诈而愤恨不平的。小人。的。邪恶意图。。组建武装活动在其组
织上和道德上的作用之外，还有极为要紧的经济作用：在全体居民
因高额地租和高利贷而陷于毁灭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