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经讨论过）可以概括如下：
图表7 中国南部和中部的对应的军事等级组织
按军事化的程度依次排列
正 统 的
异 端 的
地 方 军
村社武装
勇（雇佣军）
股（盗匪）
团 练
堂
正统的等级组织
第一级：团练。表内军事化程度最低的为单一的和较大规模
的团练。这些团练办的一支支民兵典型地与乡村社会保持着紧密
的关系。它们不是通过机动性和职业化，而是通过与附近其他团
练的扩大的关系来取得地区的安全。
第二级：勇。第一级和第二级军事化单位之间的桥梁往往是
一个扩大的复合团的总局，这种局能从邻近地区吸收足够的财
富，维持一支或多或少具有常设性的雇佣军。被这类局雇佣的勇
军随着叛乱的进行而日益突出起来。许多绅士显然像江苏吴县的
冯桂芬那样坚信：真正的非职业性民兵的意志太弱，训练又太
差，所以不论从哪方面说都没有用；绅士和商人的钱财不如用在
小规模的雇佣军身上。①此外，还有许多其他种类的第二级军事
化单位。。勇。这一名词，一般用来称非正规的忠君部队，它包
含的种类很多，但这些部队的机动性更大，职业化程度更高，故
与团练不同。它们是：（1）如潮州勇军那样的雇佣军分队，这些
① 冯桂芬：。捐勇助则公牒。，载。显志堂集。（1896年）卷9，第14－15页。
分队特别由清朝的正规军军事将领招募以补充正规军；（2）地方
官僚办的部队，如胡林翼在贵州的私人军队；（3）江忠源和王錱
等地方名流办的独立部队，虽然这种地方勇军能够在更大的地区
效劳和具有广泛的机动性，但它们并不一定被更高一级的军队吸
收。
第三级：地方军。曾国藩的成就表现在：把一些勇军合并成
一个更大的组织；给它们提供了统一的战略指挥；使它们与更广
泛的财政支持来源发生关系。他独有的鲜明的方针，再加上他与
高级官员的关系，使他能提供一面旗牛В训胤缴献罡闪返拿�
团结在这面旗牛У闹芪АＫ桥ê竦睦硌室约捌菁坦獾木�
组织准则提供了一个基础，使对个人的效忠与中央的指挥得以调
和起来。
异端的等级组织
第一级：作为军事化基础的堂。广西叛乱的高潮只维持
到1852年，当时太平军集体北上（一些参加主力的残余除外），
就这样离开了广西这一环境。从此该省主要的叛乱集团是天地
会，19世纪50年代广西和湖南的地方史中基本上充斥着有关
天地会影响蔓延的内容。形形色色的天地会团体在太平军金田
起义前几年已与拜上帝会合作，一些天地会首领（其中最著名的
为广西海盗头子罗大纲）率军参加太平军。但太平军离开后，天地
会组织按照自己特有的路线发展起来。在50年代初期，许多天地
会的地方会堂自称为拜会（实际上天地会徒众还用。拜。这一字眼
来表示他们自己仪式中的誓言），并且表现出残余的太平军的信仰
象征；这也许体现了从太平军那里获得的真正启示，否则就是旨在
吸引残余的太平军同情者的策略。但是从1856年起，。拜会。就不
很公开露面了，而天地会组织一般就与称之为。堂。的地方团体联
系了起来。①
① 在天地会的文献材料中，可参阅平山周：。中国秘密社会史。（上海，1934年）；
约翰〃沃德〃和W。 G。 斯特林：。红会，即天地会。（伦敦，1925－1926年）；威廉〃斯坦顿：
。天地会。（上海，1900年）。关于天地会势力在广西成长的情况，见谢兴尧：。太平天国
前后广西的反清运动。（北京，1950年），第181－192页。又见钟文典：。太平军在永安。
（北京，1962年），第161－165页。
② 罗尔纲：。太平天国史记载订谬集。（北京，1955年），第67－68页。罗尔纲指
出清朝官员被这一名称体系成功地蒙骗了，而且达到了令人惊奇的程度，他们兴致勃
勃地到会堂名称中出现的真正山岳中去搜寻天地会的总部。又见罗尔纲关于。水浒
传。对天地会会徒影响的一般讨论，见。天地会文献录。（1942年），第77－85页。
③ 美国学者施坚雅描述了曼谷宝德善堂的特点和活动，它建立在。高度揉合（儒、
佛、道）的宗教支持的基础之上。。。泰国的中国社会：一部分析性的历史。（伊萨卡，1957年），第257页。地方志把这类组织列在。宗教机构。一类是不足为奇的（例如见
。番禺县志。（1871年）卷15，第18页）。
人们对天地会组织的标准解释是不可能发生争论的：地方的
天地会会堂被称为。堂。或。山堂。，这一名称是从叙述中国亡命徒
的大部头小说。水浒传。中借用的，因为在该小说中出现了梁山忠
义堂之名。天地会会堂一般就是根据这一类型起名的（例如中华
山报国堂），虽然山名与会堂的实际地点无关。②
不过会堂的另一特征也是值得一提的，这一特征可以阐明会
堂作为村社组织的作用。在旧中国，。堂。这一字用于种类繁多的
自愿组织，它们都是为了各种各样的慈善活动和互助活动而建立
起来的。堂在很大程度上是正统的中国文化的一部分。此字本身
就含蓄地表示了它的高尚和崇高的目的，并与祭祖活动和民间宗
教有关。祠堂和村社小庙宇（例如观音堂），如同某些称为堂的慈
善机构的模糊的宗教色彩那样，也有助于给此字提供一种虔诚的
联想。③但是尽管有这些宗教的联想，搞慈善活动的堂在它们的
资金和管理方面完全是世俗性质的。根据杨庆堃的描述，江苏川
沙致远堂从事。扶助孤、寡、老人，给穷人免费的葬地、医药、大米和
衣服。，它得到63位世俗施主的捐助。因此，虽然堂可能充满着混
杂的宗教仁爱观念，但它的资源全来自世俗，所以完全可以与正统
名流的尘世的不可知论的文化和谐共存。①
① 杨庆堃：。中国社会的宗教。（伯克利，1961年），第336页。
② 杨庆堃：。向初期共产主义过渡的一个中国村落。（坎布里奇，马萨诸塞，1959
年），第91－92页，文中叙述了在近期仍在实行的这种使用。堂名。的习俗。
③ 。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史料。，第141－151页。
④ 在19世纪中期的危机平息以后，一批学者详细审阅了广西叛乱的历史记录，
最后出版了。广西昭忠录。、。平桂纪略。、。股匪总录。和。堂匪总录。，作为。广西通志辑
要。（1889年）的补编。1950年又有两部部分地根据这些材料撰写的重要专著，即谢兴
尧的。太平天国前后广西的反清运动。和赖益发（音）的。太平天国起义中两广海盗所起
的作用。（加州大学1950年未发表的论文）。
。堂。这一名称还可用来指一个氏族共有财产的管理团体。这
类财产以支持氏族的仪式和教育活动的捐赠土地形式出现，通常
以一个。堂。的名义登记。②这些氏族集体捐赠的收入还被用来维
持地方防御的民兵；1841年反英动员期间，许多氏族的堂被收录
在向升平社学捐赠的名册中。有些多村联合体（约）也在同一堂的
名下捐献。最后，管理整个组织的资金的升平社学本部的七人委
员会本身作为经费的管理者，也以一个堂的名义出面。③
当我们研究19世纪40和50年代大量有关。堂匪。的原始材
料时，不应忽视正统文化中的堂作为一种慈善或宗教机构或作为
共同财产的处理者的作用。④19世纪中叶在华南崛起的数百个堂
确实是天地会的会堂，所以可以假定它们具有共同的政治倾向。
但是这些堂主要是地方组织，它们的成立是为了满足地方村社的
需要。这些需要首先是经济方面的。一个地方的堂的关键人物称
为。米饭主。，即通过给地方村社贫民提供粮食而能得到这些人效
忠的地方领袖。这些领袖并不是绅士中的普通成员，而是与普通
绅士地位相当的异端，即天地会的组织者。他们的经济力量或是
来源于自己私人的财富，或是来自动员其信徒们从事非法活动的
能力。掠夺所得的赃物都交给公库；公库除确保堂的成员能公平
地分得赃物外，还有助于把他们在共命运的意识下纠集在一起，有
助于承认米饭主作为共有财产监管人的不可缺少的作用。
在19世纪中期的几十年，堂还卷进了在农村事务中作用越来
越明显的。抗粮。运动之中。官员的贪污腐化和经济灾难常常迫使
村社组织起来与税吏抗争，或者通过地方名流的影响迫使官吏降
低他们的要求。抗争的形式之一是包揽，在前面所述的崇阳县和
临湘县的情况中，我们已经见到这一形式，它表现为地方领袖安插
自己为村和县衙门的中介人。但抗粮常常以武装斗争的形式出
现，它联合好几个村进行，还明确地与地方官府决裂。华南的堂
（其中许多堂无疑是全体氏族组织）不可避免地参加了这种抗争形
式。与堂的公库同时出现的，是为村社目标（当然也包括军事化）
而进行的村社财富的集中和保护这种财产不受官府及其代理人勒
索的活动。在江西中部和西部的一些府，许多堂联合抗粮，结果使
交通断绝达整整10年之久，并有效地把官员们及其征税代理人逐
出了农村的内地。政府顽固地反对包揽的作法，这必须从包揽会
导致什么结果这一角度来观察：它会造成一个地方的非官方征税
权威，这种权威凭借自身的经济力量，能够支持危及官府和农村村
社之间生命线的那种地方军事化。①
① 见横山英关于抗粮运动的吸引人的、虽然在理论上勉强的文章：。中国农民运动
的一种形式；太平天国前的抗粮运动。，载。广岛大学文学部纪要。第7期，第311－349页
（1955年）。关于米饭主系统，见谢兴尧前引著作第32－35页，赖益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