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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讨论过)可以概括如下:
图表7 中国南部和中部的对应的军事等级组织
按军事化的程度依次排列
正 统 的
异 端 的
地 方 军
村社武装
勇(雇佣军)
股(盗匪)
团 练
堂
正统的等级组织
第一级:团练。表内军事化程度最低的为单一的和较大规模
的团练。这些团练办的一支支民兵典型地与乡村社会保持着紧密
的关系。它们不是通过机动性和职业化,而是通过与附近其他团
练的扩大的关系来取得地区的安全。
第二级:勇。第一级和第二级军事化单位之间的桥梁往往是
一个扩大的复合团的总局,这种局能从邻近地区吸收足够的财
富,维持一支或多或少具有常设性的雇佣军。被这类局雇佣的勇
军随着叛乱的进行而日益突出起来。许多绅士显然像江苏吴县的
冯桂芬那样坚信:真正的非职业性民兵的意志太弱,训练又太
差,所以不论从哪方面说都没有用;绅士和商人的钱财不如用在
小规模的雇佣军身上。①此外,还有许多其他种类的第二级军事
化单位。。勇。这一名词,一般用来称非正规的忠君部队,它包
含的种类很多,但这些部队的机动性更大,职业化程度更高,故
与团练不同。它们是:(1)如潮州勇军那样的雇佣军分队,这些
① 冯桂芬:。捐勇助则公牒。,载。显志堂集。(1896年)卷9,第14-15页。
分队特别由清朝的正规军军事将领招募以补充正规军;(2)地方
官僚办的部队,如胡林翼在贵州的私人军队;(3)江忠源和王錱
等地方名流办的独立部队,虽然这种地方勇军能够在更大的地区
效劳和具有广泛的机动性,但它们并不一定被更高一级的军队吸
收。
第三级:地方军。曾国藩的成就表现在:把一些勇军合并成
一个更大的组织;给它们提供了统一的战略指挥;使它们与更广
泛的财政支持来源发生关系。他独有的鲜明的方针,再加上他与
高级官员的关系,使他能提供一面旗牛В训胤缴献罡闪返拿�
团结在这面旗牛У闹芪АK桥ê竦睦硌室约捌菁坦獾木�
组织准则提供了一个基础,使对个人的效忠与中央的指挥得以调
和起来。
异端的等级组织
第一级:作为军事化基础的堂。广西叛乱的高潮只维持
到1852年,当时太平军集体北上(一些参加主力的残余除外),
就这样离开了广西这一环境。从此该省主要的叛乱集团是天地
会,19世纪50年代广西和湖南的地方史中基本上充斥着有关
天地会影响蔓延的内容。形形色色的天地会团体在太平军金田
起义前几年已与拜上帝会合作,一些天地会首领(其中最著名的
为广西海盗头子罗大纲)率军参加太平军。但太平军离开后,天地
会组织按照自己特有的路线发展起来。在50年代初期,许多天地
会的地方会堂自称为拜会(实际上天地会徒众还用。拜。这一字眼
来表示他们自己仪式中的誓言),并且表现出残余的太平军的信仰
象征;这也许体现了从太平军那里获得的真正启示,否则就是旨在
吸引残余的太平军同情者的策略。但是从1856年起,。拜会。就不
很公开露面了,而天地会组织一般就与称之为。堂。的地方团体联
系了起来。①
① 在天地会的文献材料中,可参阅平山周:。中国秘密社会史。(上海,1934年);
约翰〃沃德〃和W。 G。 斯特林:。红会,即天地会。(伦敦,1925-1926年);威廉〃斯坦顿:
。天地会。(上海,1900年)。关于天地会势力在广西成长的情况,见谢兴尧:。太平天国
前后广西的反清运动。(北京,1950年),第181-192页。又见钟文典:。太平军在永安。
(北京,1962年),第161-165页。
② 罗尔纲:。太平天国史记载订谬集。(北京,1955年),第67-68页。罗尔纲指
出清朝官员被这一名称体系成功地蒙骗了,而且达到了令人惊奇的程度,他们兴致勃
勃地到会堂名称中出现的真正山岳中去搜寻天地会的总部。又见罗尔纲关于。水浒
传。对天地会会徒影响的一般讨论,见。天地会文献录。(1942年),第77-85页。
③ 美国学者施坚雅描述了曼谷宝德善堂的特点和活动,它建立在。高度揉合(儒、
佛、道)的宗教支持的基础之上。。。泰国的中国社会:一部分析性的历史。(伊萨卡,1957年),第257页。地方志把这类组织列在。宗教机构。一类是不足为奇的(例如见
。番禺县志。(1871年)卷15,第18页)。
人们对天地会组织的标准解释是不可能发生争论的:地方的
天地会会堂被称为。堂。或。山堂。,这一名称是从叙述中国亡命徒
的大部头小说。水浒传。中借用的,因为在该小说中出现了梁山忠
义堂之名。天地会会堂一般就是根据这一类型起名的(例如中华
山报国堂),虽然山名与会堂的实际地点无关。②
不过会堂的另一特征也是值得一提的,这一特征可以阐明会
堂作为村社组织的作用。在旧中国,。堂。这一字用于种类繁多的
自愿组织,它们都是为了各种各样的慈善活动和互助活动而建立
起来的。堂在很大程度上是正统的中国文化的一部分。此字本身
就含蓄地表示了它的高尚和崇高的目的,并与祭祖活动和民间宗
教有关。祠堂和村社小庙宇(例如观音堂),如同某些称为堂的慈
善机构的模糊的宗教色彩那样,也有助于给此字提供一种虔诚的
联想。③但是尽管有这些宗教的联想,搞慈善活动的堂在它们的
资金和管理方面完全是世俗性质的。根据杨庆堃的描述,江苏川
沙致远堂从事。扶助孤、寡、老人,给穷人免费的葬地、医药、大米和
衣服。,它得到63位世俗施主的捐助。因此,虽然堂可能充满着混
杂的宗教仁爱观念,但它的资源全来自世俗,所以完全可以与正统
名流的尘世的不可知论的文化和谐共存。①
① 杨庆堃:。中国社会的宗教。(伯克利,1961年),第336页。
② 杨庆堃:。向初期共产主义过渡的一个中国村落。(坎布里奇,马萨诸塞,1959
年),第91-92页,文中叙述了在近期仍在实行的这种使用。堂名。的习俗。
③ 。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史料。,第141-151页。
④ 在19世纪中期的危机平息以后,一批学者详细审阅了广西叛乱的历史记录,
最后出版了。广西昭忠录。、。平桂纪略。、。股匪总录。和。堂匪总录。,作为。广西通志辑
要。(1889年)的补编。1950年又有两部部分地根据这些材料撰写的重要专著,即谢兴
尧的。太平天国前后广西的反清运动。和赖益发(音)的。太平天国起义中两广海盗所起
的作用。(加州大学1950年未发表的论文)。
。堂。这一名称还可用来指一个氏族共有财产的管理团体。这
类财产以支持氏族的仪式和教育活动的捐赠土地形式出现,通常
以一个。堂。的名义登记。②这些氏族集体捐赠的收入还被用来维
持地方防御的民兵;1841年反英动员期间,许多氏族的堂被收录
在向升平社学捐赠的名册中。有些多村联合体(约)也在同一堂的
名下捐献。最后,管理整个组织的资金的升平社学本部的七人委
员会本身作为经费的管理者,也以一个堂的名义出面。③
当我们研究19世纪40和50年代大量有关。堂匪。的原始材
料时,不应忽视正统文化中的堂作为一种慈善或宗教机构或作为
共同财产的处理者的作用。④19世纪中叶在华南崛起的数百个堂
确实是天地会的会堂,所以可以假定它们具有共同的政治倾向。
但是这些堂主要是地方组织,它们的成立是为了满足地方村社的
需要。这些需要首先是经济方面的。一个地方的堂的关键人物称
为。米饭主。,即通过给地方村社贫民提供粮食而能得到这些人效
忠的地方领袖。这些领袖并不是绅士中的普通成员,而是与普通
绅士地位相当的异端,即天地会的组织者。他们的经济力量或是
来源于自己私人的财富,或是来自动员其信徒们从事非法活动的
能力。掠夺所得的赃物都交给公库;公库除确保堂的成员能公平
地分得赃物外,还有助于把他们在共命运的意识下纠集在一起,有
助于承认米饭主作为共有财产监管人的不可缺少的作用。
在19世纪中期的几十年,堂还卷进了在农村事务中作用越来
越明显的。抗粮。运动之中。官员的贪污腐化和经济灾难常常迫使
村社组织起来与税吏抗争,或者通过地方名流的影响迫使官吏降
低他们的要求。抗争的形式之一是包揽,在前面所述的崇阳县和
临湘县的情况中,我们已经见到这一形式,它表现为地方领袖安插
自己为村和县衙门的中介人。但抗粮常常以武装斗争的形式出
现,它联合好几个村进行,还明确地与地方官府决裂。华南的堂
(其中许多堂无疑是全体氏族组织)不可避免地参加了这种抗争形
式。与堂的公库同时出现的,是为村社目标(当然也包括军事化)
而进行的村社财富的集中和保护这种财产不受官府及其代理人勒
索的活动。在江西中部和西部的一些府,许多堂联合抗粮,结果使
交通断绝达整整10年之久,并有效地把官员们及其征税代理人逐
出了农村的内地。政府顽固地反对包揽的作法,这必须从包揽会
导致什么结果这一角度来观察:它会造成一个地方的非官方征税
权威,这种权威凭借自身的经济力量,能够支持危及官府和农村村
社之间生命线的那种地方军事化。①
① 见横山英关于抗粮运动的吸引人的、虽然在理论上勉强的文章:。中国农民运动
的一种形式;太平天国前的抗粮运动。,载。广岛大学文学部纪要。第7期,第311-349页
(1955年)。关于米饭主系统,见谢兴尧前引著作第32-35页,赖益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