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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叛乱者占领县城时，乡村的有生气的抵抗不断；见。泰和县志。（1878年）卷9，第19
页。在浙江诸暨，当地一名占卜者包立身领导的氏族民兵，建立了一个有效的抵抗中
心，以致太平军不敢派兵出城；见。诸暨县志。（1909年）卷15，第17－19页。
③ 。湖南通志。1885年，卷79，第55页。
虽然以上事例所表明的战略形式并不带有普遍性，但却是屡
见不鲜的。当叛乱力量在几十个农村地区受到挑战时，实际上太
平军常常发现自己被困在城墙之内，周围是使用暴力和不稳定的
穷乡僻壤，那里的旧秩序力量仍是强大的。②这些地方抵抗形式
给太平天国叛乱提供了一个总的模式，一位19世纪的历史学家转
弯抹角地把它说成：。教匪（指白莲教徒）掠野而不攻城……粤匪
（指太平军）攻城而不掠野。。③这一概括虽然过于笼统，却道出了
一种主要的战略实情，即太平天国叛乱是一场围绕着掌握有城墙
防护的城市和控制它们之间交通线的斗争。当然，有城墙防护的
城市的重要性部分地是由当时的军事技术状况决定的。但是我们
可以进一步推测，太平军之看重城墙，还源于这场运动的政治要求
及其心理基础。作为一个宣称有权统治天下的王朝，太平天国需
要各种具体的正统标志。帝国是不可能在一个农村的茅草屋中进
行统治的。因此，太平军的直接目标是清朝体制的衙门、驻军和庙
宇，这一切他们都设法用他们自己的对应物来进行代替。这样，有
城墙防护的大城市就成了天然目标。但是城墙不仅仅是合法政府
的一个象征，它还是太平军疏远他们的社会环境的象征。叛乱者
从一开始就是外来者。他们运用暴力的过程从他们被逐出家园时
开始，而到他们在异地他乡建立新的家园时结束。习惯于语言不
通和与社会格格不入的这一游荡群体的客家领导人发现，有城墙
防护的城市是一块飞地，如今，被宗教加强的这种语言不通和格格
不入状态在飞地内能够得到发扬和保护。太平军的这种与他们的
侵略性和救世主义如此紧密相连的防御意识，一般是不会被当时
的旁观者们理解的。
太平军在弥合城乡的裂缝时所遇到的困难也是他们面临的客
观条件——旧秩序谋求生存的能力，特别是它的地方军事化的机
制——所造成的。这里，团练制及团练制为其中一部分的军事等
级制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当然，说太平军始终不能成功地至少取
得地方绅士的有限度的合作，那也是不正确的。如上所述，有的人
充当乡官，为太平军效劳；另外一些人在长期占领区参加了太平军
的文官考试；还有一些人的投靠程度是如此之深，以致当他们的县
被收复时，他们不得不贿赂清朝的官员。①可是一般地说，团练制
似乎成为代替投靠的另一个有效的选择。这一点是能够做到的，
主要原因有二：
① 文官考试在安庆举行，参加的人相当多。见储枝芙：。皖樵纪实。，载简又文：
。太平天国典制通考。，第398页。关于绅士投靠的情况，又见。胡文忠公遗集。，卷13，
第4－5页中有关兴国之事例。
第一，通过授予官阶和官衔，通过在以忠诚著称的县增加地方
学额（这是取得低级绅士地位的途径），团练制是将地方领导吸收
进清朝体制的手段。这类赏赐证明了它是地方一级社会流动的重
要途径。赏赐可能包括职官表中低级的名誉官阶，也包括实职的
任命（次数较少）。现以一件很清楚的事为例：在钟人杰之乱中，平
江县共有54人因地方防御而得到赏赐，其中许多人已经取得顶戴
或官职，或者已有正式的功名，他们都得到晋升（见图表13）。那
些未被授予官阶的人，得到了。义卫桑里。的旌额。①毫无疑问，因
军功而分发的赏赐（随着叛乱的消逝，赏赐更滥）意味着在受叛乱
图表13 1842年奖赏平江县防御者的官阶
① 。平江县志。（1875年）卷37，第6页。关于官阶制的概要，见谢宝乔：。中国
的政府：1644－1911年。（巴尔的摩，1925年），第125页。
原来地位
人 数
奖 赏
举 人*
3
加一级
训 导
1
加一级
州同职
1
加一级
武举人*
2
加一级
廪 生
1
叙六品顶戴
廪 生
1
叙九品顶戴
平 民
1
叙六品顶戴
生 员
2
叙九品顶戴
武生员
4
叙九品顶戴
监 生
4
叙九品顶戴
童 生
3
叙九品顶戴
不 详
1
加一级
州同职
2
记录两次
从九职
1
叙八品顶戴
童 生
2
叙八品顶戴
材料来源：。平江县志。（1875年）卷37，第6页。
* 虽然所列者为功名，据推测这些人已取得实职的或名誉的官阶。
影响的县有好几千人的地位大为提高。对处在名流下沿的人来
说，这种地位可能意味着能早日进入官场，例如，南昌的一名生员
因管理团练局卓有成效而被引荐，因而被授予训导的头衔，立刻优
先得到实职；对平民来说，得到名誉官阶和军功勋章在地方上意味
着是一件光宗耀祖的事。①
① 。南昌县志。（1870年）卷27，第7页；。胡文忠公遗集。卷13，第4－5页。
② 关于筹饷制，见许大龄：。清代捐纳制度。（北京，1950年）。虽然图表14
所列分宜的数字不是可以精确地比较的，但它们有助于说明，对县的名流来说，筹
饷和团练两类在地方社会流动中的相对重要性。行政上的某种困难是以下事实引起
的：分宜绅士领导的复合团练往往包括县以外的地方；据报道，大约八分之一的银
钱数来源于县外。但最后奖赏是按照标准的县界分发的。关于另一个分发官阶和功
名印照以报答纯系地方筹款的事例，见。湘乡县志。（1874年）卷5，第24页，特别
是白石谢氏的事例。
更重要的是，到了同治初年，团练制已成为筹饷制的附属物。
在奖赏名誉官阶和增加学额时，对地方防御组织提供资金的多少
与实际的军功一起加以考虑。对这类贡献的奖赏似乎应归在保举
和议叙这一类，这是一种因特殊功绩而可以得到提升的制度。因
此严格地说，这种奖赏不能被认为是卖官鬻爵。可是，结果在很大
程度上是一样的。情况似乎是，在有些地区，对团练贡献者的奖赏
远远超过通过正规的筹饷机构分发的奖赏。例如，在江西分宜，绅
士请求知县，在授予官阶时应将团练贡献（有的贡献似乎已在太平
军占领时作出）考虑在内。这一请求一直上呈到曾国藩那里，他得
到了朝廷的批准。筹饷和团练贡献于是分别记录入册（见图表
14）。②所以团练就成了地方军事化赖以在十分具体的形式下得
到国家奖赏的途径。
图表14 对团练贡献和筹饷的奖赏，分宜县
类 别
数 量
奖 赏
团练贡献
（至1865年）
62160*
部（户部和吏部）发之照271张
＋
永远文武学额各7名（增9％）
府印129张
筹 饷
（1856－1863）
45218*
材料来源：。分宜县志。（1871年）卷5，第14－16页。
* 团练贡献的数字为银两数；筹饷的数字为铜钱的贯数。两者的折换率因时因
地差别很大。但一份1853年的官方公告把银一两折成铜钱两千。杨联陛：。中国的货
币和信用简史。（坎布里奇，马萨诸塞，1952年），第68页。
团练制的第二个特征使得它作为地方名流和官府之间的一个
纽带取得了特殊的效果；这个特征就是理论上它作为国家体制一
部分的地位。在这里，我们不妨回顾一下白莲教时期团练的发展
情况，以及在第一章讨论过的更早以前的官办民兵这一更大的题
目。嘉庆时期的官员在利用空想的社会理论的同时，又利用了官
办民兵机构的传统，以建设一个能适合官僚国家需要的地方军事
化模式。在这一模式中，地方军事化能被吸收到官方体制之中，并
在它威胁国家军事垄断地位以前被合法化。在军事化中起中心作
用的地方名流可以与官方体制联系起来，办法是把团长和团总当
作国家官吏的一种。
这样一种制度的大部分效能所依靠的纯系名称上的合法性，
而合法性是仅次于实际控制的最佳的事物。太平军时期及以后的
大部分军事化根本就不符合官方的模式。随着上层绅士中的强有
力的成员——像刘于浔等人——在他们老家的县行使实际的指
挥，官僚的控制就往往成了脆弱的或纯系名义上的。当地方资源
被动用去支援职业性的战斗单位时，官方模式所限定的低水平军
事化便常常被超过。然而，团练还是不断被提到，团练的头衔和术
语也在使用，这是因为政府利用了地方领袖们生来不愿与最高权
威作对的思想。
的确，叛乱时期出现了大大地扩大团练含意的现象。1885年
版的。湖南通志。指出，许多非正规部队与官军并肩作战，它们。皆
发给口粮，编立营制，特多就本地捐赀未尽，请领公帑，而又以本地
士绅领其众耳。是所谓召募，未可概为团练也。。但是这个作者打
算归入团练类的一些部队（包括湘勇和楚勇），按照他自己的标准，
是应被排除在外的。另一部地方志报道说，团练有两类，第一类包
括像湘勇和楚勇那样的部队，第二类包括非职业性的、以农村为基
地的民兵，从而解决了混乱。①
① 。湖南通志。（1885年）卷79，第56页；。平江县志。（1875年）卷36，第6页。
② 。句容县志。（1904年）卷9，第3－4页；卷19下，第3页。
③ 。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1，第47页。
团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