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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谈到了团如何和为什么僭夺临湘和其他诸县征税职权的过程。
在有些地区，这种局面似乎是自行延续下去的。湖南的新化县就
是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事例：1862年，那里16个扩大的复合团成
了征税单位等级结构中的正式组成部分。在四川华阳，团到了民
国初期已经被巩固而成为一个多种用途的单位，其职能包括征税、
地方治安和民兵征募。①
① 。新化县志。（1882年）卷2，第16－22页；。华阳县志。（1934年）卷4，第1－7
页。
就保甲而言，把绅士领导的团练组织纳入这一制度甚至更加
容易。我们已在前面提请读者注意，如同。乡守辑要。所反映的那
样，官方的团练模式倾向于把地方军事化严格保持在已存在的官
僚控制的界线之内。这种倾向反映在许多县级官员的思想中，他
们之中的某些人英勇地行动，力图把团练有效地控制在自己的管
辖范围内。做到这点的一个办法是，把团练作为一种保甲的军事
化翻版和一种恢复地方治安登记和管理的手段来使用。这类企图
的一个共同特征是把团练降格而主要用于非军事方面，并征募较
少的职业军去进行重大的战斗。这就是白莲教时期方积的制度的
真髓。在太平天国时期，江苏六合县知县温绍原是一个突出的例
子，他接受了历史学家徐鼒的意见，后者制订了一套团练的章程，
几乎可以肯定它是以许乃钊的。乡守辑要。的材料为基础的。于是
六合出现了一种保甲和团练已合而为一的团甲制，其中团作为组
织的上一级单位代替了保。民兵在登记的基础上被征募，他们的
职能基本上限于地方管理。在更高一级，温绍原指挥了一支有战
斗力的勇军。虽然六合位于长江的左岸，直接面对天京，但温、徐
二人在困境中仍设法牵制太平军直至1858年，就在这一年该县被
蹂躏，温绍原也被杀。①
① 关于六合防御体系的材料，见。六合县志。（1884年）卷8；。六合县志。（1920
年）卷9，第10－14页；周长森：。六合纪事。；徐鼒：。未。斋文集。（1861年）卷7。徐鼒
完全可以说是一个研究明代忠君主义历史的专家，他宣称他以明朝奋勇抗击满洲人的
种种故事激励了六合的防御者。见他的。小腆纪年附考。（成于1861年；1957年北京再
版，两卷）。徐为六合县一名进士，曾在北京的史馆任职。见恒慕义：。清代名人传记。，
第324－326页。关于早在道光朝团练和保甲合并的另一个例子，见陈仅：。南山保甲
书。（1845年），第34－35页。
② 卢道昌：。卫乡要略。（1885年）卷2，第1－4页。
事情的另一面是官府需要委托农村社会最适合的人选来负责
治安，他们就是团练组织的绅士管理人员。结果，保甲旁落到地方
绅士之手的趋势成了咸丰朝及以后农村中国的共同特征。下面将
会谈到，胡林翼在贵州时已经是给名流委以正式权力这一趋势的
先驱者，当他在湖北任巡抚时，他继续促进这一趋势。常规的保甲
制甚至在1861年他去世前不久制订的团练章程中都没有被提起；
。绅董。在地方上的至高无上的地位是地方秩序的基础。②在19
世纪80年代，官府力图在武昌周围恢复保甲制，想以此把一切正
式权力明确地交给绅士掌握，从这件事人们可以联想到这些绅董
和他们的民兵在那个地区保持着决定性的地方权力。武昌知府李
有棻设计的这一制度只在保甲的最低两级（牌和价）依靠平民，这
两级受里绅的监督，在他们上面则由每个乡的总绅监管。①
① 李有棻：。武郡保甲事宜摘要。（1887年）卷3，第1－2页。
② 。胡文忠公遗集。卷84，第1页。关于同治中兴规划的意识形态，见芮玛丽：
。中国保守主义的最后一站，1862－1874年的同治中兴。（斯坦福，1957年）。
必须了解的是，把正式的行政权委托给绅董之举被晚清的官
员看成是一个改革措施。它是恢复各级政府的效率和一体化企图
的重要部分；这一企图在同治。中兴。时期（1862－1874年）推行得
最有力，但它实际上与伟大的。经世派。行政官员一起最早产生于
19世纪初期。在叛乱的年代里，如果要确保名流的忠诚和积极抵
抗，县一级的地方改革就成了必不可少的措施。最紧迫的问题之
一是晚清社会的贪污腐化这一祸根。对农村居民来说，一个知县
的安排巧妙和道貌岸然的贪污，比起胥吏和衙役（这些人是最接近
和最明显的掠夺者）赤裸裸的勒索来，多少离他们的日常生活要远
些。因此，通过剥夺胥吏衙役的那些他们赖以进行敲诈勒索的正
式政府任务——特别是征税权和地方治安权——和把那些任务委
托给绅士本人，政府常常能够安抚地方的名流。例如，胡林翼在
1854年谈到团练管理时评论说，胥吏衙役的邪恶已在农村社会深
深地扎下了根，不能一夜间加以消灭，但是知县应尽可能用正直的
绅士为其耳目心腹，停止在地方一级依靠胥吏衙役办事。②正是
出于这种考虑，湘乡的朱孙诒在王錱和其他绅士的坚持下从衙门
吏役手中取走了征税权。因此，把正式权力委托给名流之举与其
说是权力从知县手中下放，不如说是权力从比较难以控制和危险
的集团（衙门的吏役）转移到比较有同情心和可以掌握的集团（绅
士）手中，或者说，委托权力是可能这样来加以合理化的。
中兴的杰出理论家之一冯桂芬认为绅士接管地方行政的事实
是对地方管理机器崩溃的一个必然答复。他认为，这个问题并不是
只有同治时期才存在，它可以追溯到清代初期。17世纪伟大的学者
顾炎武提请人们注意这个问题，并提出要恢复汉代的农村行政分
区。但冯桂芬则反对，因为汉制和。周礼。的规定都不适用于清代的
庞大的人口（他计算，后一个制度如果实施的话，一个普通的县就需
要25000名以上的官员）。但是清代的制度显然行不通了。因为事
实证明保甲完全不能应付地方的混乱。保甲制的官员地位太低，既
不能施加影响，又不能进行制裁。但自叛乱以来，团练制出现了，由
此又产生了图董和总董（冯桂芬显然在描述他自己的吴县的制度，
那里的团练组织已经建立在里甲制单位的基础之上）。旧的保甲长
已经无用，因为他们既无官职，又无势力。但绅董虽非官员，却近于
官，因此能成功地统治乡村。①冯桂芬的分析提出，绅士在地方行政
中的新作用，不但解决了19世纪后期的问题，而且解决了帝国晚期
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即传统的官僚制度已不能治理其密度惊人地
增长的农村人口和被经济竞争弄得日益失调的社会制度。
绅权和。地方自治。
① 但冯桂芬对绅董制并不满意，他提出以一种新制度来代替，即民众选出和知县
任命的平民团董将被授予准官员的地位（他们享受相当绅士的待遇，知县用照会而不用
命令与他们联系；但他们作为正式平民，也会受到惩处）。冯桂芬：。复乡职议。，载。校邠
庐抗议。（1897年），第10－12页。
情况似乎是，内战的混乱局势造成了地方名流权力的扩大，这
种权力常在县以下政府的正式机构中行使。这一发展的重要性怎
么强调也不过分，因为旧制中名流的权力主要是通过非正式渠道
来行使的。非正式的权力原来的确是名流们自己选择的，因为执
行琐碎的地方行政任务不符合绅士地位的尊严。但现在绅士常常
发现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必须去监督地方的行政，在危机的年代
里，由于地方防御组织的日益增长的重要性，他们已经习惯于发挥
这一作用。至少旧秩序的根基之一——农村中国传统名流的权
力——以惊人的活力在太平天国叛乱的浩劫后保存了下来。
在展望帝国结构崩溃的时期时，有一个问题出现了，即名流的
地方权力如何受民国诞生前后一些重大制度变化的影响。在这
里，我们正进入近代史中未被人探索过的巨大领域之一。19世纪
后期和20世纪初期中国的社会发展被人们研究得如此之少，以致
我们对可能进行的研究方向只能提出最假设性的建议。一个有前
途的研究项目是所谓的地方自治运动，它始于清朝的最后几年，持
续存在于整个民国时期；这是由垂死的帝国政体发起并把它当作
采纳宪政的最初步骤的运动。清朝力图使其行政现代化的这一为
时已晚的行动在许多方面以日本为榜样（日本人在一代人的时间
以前已进行了这项工作），。地方自治。最初无疑是借鉴了同名的日
本制度。在日本，这一新事物在山县有朋等人的指导下始于明治
初期，它部分地根据德国顾问莫斯提供的模式形成。它的工作包
括全面改组日本的地方政府，用统一和简化的行政制度来代替形
形色色复杂的传统制度。其目的不是为代议制政府或地方自治的
制度奠定基础，而是要创造一种地方行政的现代的、集权的和合理
化的形式，这种形式能使日本加强它取消不平等条约的环境。①
① 东京市政调查会编：。自治五十年史：制度编。（东京，1940年），第1－14页。
清代发起人所理解的。自治。这一名词，既不是指代议制政
府，也不是指地方自治。它只是。官治。的补充。朝廷的材料写道，
地方自治无疑是立宪之根本，但它肯定。并非离官治而独立。。它
将在官治的范围之内存在，只是去完成官治不能完成的任务。朝
廷的意图自然是要明确正规的官僚界和地方利益集团之间的力量
对比，即让前者控制一切实质性的职能，而只把余下的公务留给后
者。为了开动地方自治的机器，官员们要。选择正绅。（一个由来已
久的措词）去贯彻北京下达的一套详细的章程，其中包括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