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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舆论的影响是对君主的心理是一种压力又是一种诱惑,压力与诱惑都来源于君主自我观念的不强。韩非已经明确指出君主的着眼点与众人不一样,所谓的廉忠仁义信并不能作为君主判断事物好坏的标准,君主判断事物的好坏标准是法度,法度才是君主的“道德”。两千年后,西方的尼采将道德二分法推向及至,他将道德分为贵族的道德和平民的道德,贵族的道德是统治的道德,而平民的道德是被统治的道德,平民的道德虽然受众较多,但比贵族的道德低一级,历史的发展靠的是贵族的道德而不是平民的道德。在韩非子这里,君主的道德集中体现于法度之中。什么是好,什么是坏,法说了算;什么人是需要的人,什么人是不需要的人,法是判定的标准。韩非子勾勒了一个理想中大臣的样子,“贤者之为人臣,北面委质,无有二心。朝廷不敢辞贱,军旅不敢辞难;顺上之为,从主之法,虚心以待令,而无是非也。故有口不以私言,有目不以私视,而上尽制之。”———他沐浴在君主的光辉之下,又红又专,没有二心。在朝任劳任怨,是活就干,在军兢兢业业,从不拈轻怕重,凡是君主的指示都坚决执行,凡是君主的法令都严格遵守,时刻准备着为君主的事业而贡献终身,从不因个人得失斤斤计较。有嘴巴但是从不为自己利益说话,有眼睛但从不为自己利益东瞅西看,凡事听从君主的号令,永远跟随君主走,走到天涯也不罢手,咦尔呀,呀乎咳,风风火火闯九州。如果全社会能够形成一股学榜样的风气,那就实现了治理的最高境界。
《主道》中说“明君守始以知万物之源,治纪以知善败之端”。道幽深不可见,法是道的具体体现,但并不唯一的形式;同理。君主任法而治也是守道的一个方面;法作为群臣众人的行为准则,是非的判别标准,正是君主意志的体现。所以可以简单的说,法是条文化的君主,君主是肉体化的法,法与君是合而为一的,所以如果要问法大还是君大,在别的学说体系里可能颇费言辞,但在韩非这里很简单,法与君是一个事物的两个层面,不存在谁大的问题。就像问人的灵魂重要,还是肉体重要。不过成文的法有一个最大的优点———便于传播,可以在很短时间内实现人手一册,一看便知,而君主却只有一个,他宝贵的耳朵和眼睛在同一时间只能在一个环境下发挥作用。一国之内的事务千千万,君主也没有分身术,再怎么忙也只能抓一漏万,再说君主也是人,也需要休闲娱乐,因此不如任法,任法则一定百定。
这么干讲比较乏味,下面我搞个噘头做例子。2008北京奥运开幕式上,数千名解放军叔叔举着道具变换汉字的那一幕给世人留下的深刻的印象,以往大家见惯了舞台上用人做波浪起伏状,以波浪起伏的道理推汉字起伏,那难度实在是太大了,人与人之间配合太难以掌握了,人们不禁要对张艺谋表示崇高的敬意,不过呢,本人虽然不是文艺出身,但要搞这种场景,一点不比张艺谋差。只要有足够多的解放军叔叔,我可以让他们现场展示国粹精品《韩非子》,一页五百字左右,还能翻页。要知道我对人员没有特殊要求,能够熟练掌握俯、蹲,站动作的基本要领即可,至于智力嘛,IQ大于80就行。由对智力的要求可见我并不要求他们悟性极高,记忆力良好,我估计由10万字,200页形成的动作形态已经没有多少人能掌握,如果再加上对时间的把握和与他人的配合,天呐,没有几个月恐怕是训练不成。不过我的承诺是1天成形,2天定型,整齐划一,一字不差。如果我拿着这个方案去竞标,再施展我从《说难》学来的游说术,嘿嘿~~。
北京奥运会我是赶不上了,伦敦奥运会恐怕也派不上用场,从那八分种来看,英国佬的开幕式很可能玩的是小情趣,所以现在我免费把方案贡献给大家。不知道网友中间有搞技术的,搞技术的人都知道技术就是窗户上的一层纸,一捅就破(真想换种说法,不过我还是克制住了,毕竟俺君子呀,呵呵),说了这么多,其实已经露馅了。搞这种舞台效果,最困难就是人与人之间的配合,我的办法根本不用配合,每个人只要干好自己的事情,就能表现出整体效果。具体做法是将每个战士抽象成一个点,先根据文字的整体变化反推出每一个点的运动轨迹(在有电脑的今天,干这项工作一点都不难,到了专门人士那里,就是几段计算机程序),然后再将每个点的运动轨迹翻译成战士们能够看明白的指令,上面清楚地记录着到什么时间,做什么动作。当然每任的指令都是不一样的,这些相互独立的指令同时运行就能展现出想要的艺术效果。最后表演的时候,每个战士照着指令独立做动作就行,根本不用看别人怎么做,也用不着导演现场指挥。讲到这里有人看出来了,这种让每人独立按指令行事的构思虽然巧妙,但关键在于那指令以什么形式来表达?一个包含着诸多时间和动作指令系统绝对不能太复杂,注意当初的承诺哦。既然都免费了,我就继续大赠送吧,感谢现代科技这么发达。想直观就搞个类似MP4的东西放在身边,把指令做成视频,让每个人照着视频做动作就行,反正人藏在舞台台下,没有人能看到是照着视频做动作;要简单就把指令做成音频,每个战士耳朵里塞个微型耳机,照着耳机里的声音做就行,听到“蹲”就蹲;听到“站”就站:听到“俯”就俯。说了这么多,其实原理与演奏交响乐差不多,那么多种乐器单靠指挥的一根棒子是无法协调的,每个人面前还需摆一份乐谱,而乐谱就是一种指令。
还是让我们从舞台上的《韩非子》回到《韩非子》的文本。君主就相当于舞台表演的导演,君主指挥官僚体系与国家机器的运转就像导演指挥数千人搞文字变换的舞台效果一样。如果君主只凭个人的能力,累得吐血也不见得能让官僚体系与国家机器协调运作,所以君主应该放弃自己直接指挥,转而搞一套指令体系———也就是法度,让法度帮自己约束群臣就能实现轻轻松松掌大权。
任法而治还有一个巨大的好处,能有效的防微杜渐。“夫人臣之侵其主也,如地形焉,即渐以往,使人主失端,东西易面而不自知”。是说大臣侵夺君主是一个缓慢的、由量变积攒到质变的过程,像搞和平演变一样,凭感觉很难察觉,等觉察到的时候已经晚了。法作为客观恒定的标准能够有效防止人心理上的麻痹,凡事用法参验,就能看得一清二楚。与其相信自己的感觉,不是相信法的客观。一个人凭手感并不容易分辨50斤与51斤物品的重量,但借助于秤就能轻易地区分出来。
法实在是君主居家旅行必备之佳品,今天你法了么?
3,《功名》与《大体》———严而不苛
在上一篇中,韩非反复强调了任法的重要性,从许多方面论证了任法的可行性。虽然如此,在韩非的体系中法既不是唯一的,也不是万能的,法之所以能够成为具有执行力与可行性的法必须扎根于客观存在的各种规则之中。或许,从逻辑上应该这样讲,君主的强大并不是不受各种规则的限制,而是能够很好的遵循规则,利用规则。在一个开放的头脑看来,规则不是限制人活动的,正好相反,是帮助人进行活动的,因为处处都是规则。按照孟子的说法,君主也可以好色,只要让天下人都能享受鱼水之欢就行。君主也可以玩物,但前提是不丧志,自己有的玩,也要让全国人民有的玩。法也一样,法作为君主治理国家群臣万民的代理人,本身只是一种工具,代表的是君主的意志,但法的自身属性是必须严格得到执行。君主严格则法严格,君主宽厚则法宽厚,但无论严格的法还是宽厚的法都应该不打折扣地得到执行。
君主首先需要明白天理,所谓“望天地,观江海,因山谷,日月所照,四时所行,云布风动”,这并不是要让君主去干星象家、天文学家、气象工作者,地质专家的工作,具备这些方面的一些常识即可,当然知道的越多越好。最起码应该知道大家生活的地方西边东低,南热北寒,冬天冷夏天热之类的问题,往深说还应该知道国内重要的地理特征和城市,粮食的亩产量,人口数量与文化程度,军队的数量、分布与组织结构,周围国家的情况等等;作为一国君猪如果连这些知识都不具备,难免要闹出司马衷“老百姓吃不起粮食,为什么不吃肉”的笑话,这样的君主其实应该被称为君猪,做一般性工作都勉为其难,更别说管理国家,驾御群臣了。君主的工作范围广、责任大,对具体领域的认识可能没有大臣深,但知识面应该比群臣广,如果知识面有限,领悟能力强也可以行。同是老刘家的开国君主,刘秀属于典型的知识面广,刘邦属于典型的领悟力强。深度上的缺失可以通过参验来弥补,但广度上的缺失将导致被臣下蒙蔽,这点我在企业深有体会,如果领导让我负责他也不大了解的业务,我就可以从容应对,必要的时候也敢打打马虎眼;如果让我负责他非常了解的业务,我就得小心应对,确保做到滴水不漏。
君主不但应该是知识上的通才,更应该是人性大师,所谓人情练达即文章。在《主道》中我们讨论过君主的职责不是做事,而是用人做事,既然用人,前提是必须了解人,了解人性。人与人之间是不一样的,教育要因材施教,御下有因人而御。韩愈的《马说》告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