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笼统地说“西方人是个人中心，个人第一位的”，可能是错的。成家了，西方人大多是以家庭为第一位的，实际上他们也很愿意让别人知道他们以家庭为第一位，家庭在他们个人之上，甚至在工作和国家之上——这才是西方文化的真相吧。我们的文化，却只是一味强调男子汉大丈夫事业为重，提倡舍小家为大家，仿佛爱家是自私的表现。这是一个对比。我们对家、对一个人、对家人的爱不是赞许，而是把它看成是私心加以批判。这实在是值得我们反思。
第二部分：在巴黎城市地标（1）
每一个城市都有灵魂。这些年住在上海，我知道，在东方明珠电视塔中，居住着一个粗糙的渴望一步登天的东方灵魂，而世贸大厦的尖顶中居住着一个渴望通过金融和贸易致富的灵魂。我们的城市日新月异，我们渴望和过去决裂，寻找新的精神和信仰，我们把“时代精神”挂在嘴边，我们总怕自己不够新，没有跟上时代的步伐，我们天天在时代的河流里冲浪，试图把身上那些往昔的痕迹洗掉。实际上我们身上没有留下任何恒定的东西，我们对永恒的事物没有足够的兴趣。
伦敦和巴黎呢？情况完全不同。我住的伦敦大学国际公寓，靠罗素广场很近，我沿着国际公寓的外墙，往罗素广场走，沿途看到的是什么呢？是历史。这里的房子大多上了年纪，它们很老，老到你从他们面前走过，一不小心就会踩上时间的印记。罗素饭店，这是一幢拥有数百年历史的古老建筑，它带着浓郁的维多利亚风格，静静地矗立在21世纪伦敦的内心。在它的斜对面，那临街的一排楼房，同样古老：法律改革家Samuel Romilly（1757－1858）的旧居，基督教青年协会创始人George Williams（1821－1905）的旧居，还有中国读者耳熟能详的诗人艾略特的旧居。实际上这样的建筑在伦敦比比皆是。一天，我和朋友L在伦敦大学东方学院附近散步，走到一处房子前面，他告诉我，那里曾经住过中国作家老舍，他说老舍在这里写作了《四世同堂》。我走进去看，那里现在是伦敦大学中国瓷器博物馆。不过L不是文学圈的人，估计他记错了。《四世同堂》是老舍抗战以后1940年代的作品，老舍应聘伦敦大学是1920年代，老舍在这里写的应该是《二马》。《四世同堂》反映的是抗战时期的北平生活，老舍不可能在1920年代写出抗战小说。《四世同堂》可能和美国有关系，1946年至1949年，老舍在美国生活了4年，其中至少第三部有确凿证据是在美国完成的。老舍在伦敦的时间是1924至1929年，其间先后在伦敦租住过4个地方，其中，他在圣詹姆斯花园这处寓所居住的时间最长，达3年之久。据说圣詹姆斯花园31号寓所，已被列为老舍故居，被英国市政府镶上蓝色“名人瓷牌”。
伦敦非常“旧”，但是比起来，巴黎要比伦敦更“旧”，这两座城市在建筑上都是非常守旧的。我朋友家所在的那条街，据说当初是巴黎王公大臣们居住的地方，每隔几步就能看见一块牌子，牌子上写着某某曾经在这里居住。巴黎的地标建筑是凯旋门么？凯旋门很老，拿破仑在位时命令兴建，但是，拿破仑并没有活着看到这座建筑完工，这座建筑只是迎来了拿破仑的遗体。巴黎以它为中心，放射形地展开了十几条街，在巴黎漫步，在任何方位，你都有可能目睹它的英姿。 这座建筑的确非常辉煌，在傍晚的光线之下它总是熠熠生辉。
但是，它并不是巴黎的灵魂，包括埃菲尔铁塔。许多人去巴黎就是为了见见这个地上的钢铁怪物，我去了一点感觉都没有，它有什么美感呢？只是一堆没有魂灵的钢铁骨架。能够显现巴黎灵魂的建筑，那个栖息着巴黎的精神的建筑应该是圣心大教堂。它在高高的蒙马特山顶上俯瞰着巴黎，是它掌管着巴黎的精神世界。
伦敦也是如此。伦敦的灵魂建筑是圣保罗教堂和西敏寺。而我则对圣保罗大教堂更感兴趣，这座建筑是那样高大，它在伦敦的地位和圣心大教堂在巴黎的地位极其相近：你可以在城市的任何角落看到它高高的穹顶，它守护着伦敦的天空，每一个抬起头来仰望苍穹的人都会看见它，它在伦敦的天上，或者说，它就是天空的一部分。只要你不是那个只会埋头过世俗生活的人，只要你还会偶尔抬头仰望宇宙和苍穹，你就会受到它的感染。据说，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纳粹反复轰炸伦敦，圣保罗大教堂也遭到重创，但是，它高大的穹顶一直傲立着，始终没有倒下。饱受轰炸之苦、在死亡阴影中生活着的伦敦人，每天早晨起来，只要看见圣保罗大教堂的穹顶还高高地屹立着，只要看见阳光还在圣保罗大教堂上跳跃，就会重新燃起生活的信心、胜利的信心。
第二部分：在巴黎城市地标（2）
到伦敦之前我并没有对这座教堂有什么研究，但是，我还是在地图上轻而易举地找到了它，最后也在我的视线里轻而易举地得到了它——它那么宏伟，你在很远的地方，就可以把它当地标了。
按教堂底层的介绍，圣保罗大教堂始建于公元604年，后在1666年的伦敦大火中被毁。现在的圣保罗大教堂是伦敦大火后重建的，它由Sir Christopher Wren（建筑家克托弗·雷恩爵士）设计，工程从1675年开始，直到1710年才告完工，共花费了75万英镑，35年时间。大教堂最有特色的部分是中央的圆形穹顶，直径达34英尺，高113英尺。它是世界上第二大圆顶教堂，第三高教堂。
在其内部参观，我被它内部空间的辽旷和悠扬震撼。据说，平时圣保罗大教堂内部是不允许照相的，但是，我去的时候，教堂正在修理，游客不多，管理人员似乎也松懈了许多。我也没有看到关于禁止拍照的提示牌，一般不允许拍照的地方，在游客进入的时候，检票员都会提醒，但是，这里没有，于是我便拍了不少照片。
大厅中的诗班席华丽庄严，可惜不能走近，只能远远地看了。不过， 参观者可以绕到诗班席的后面，看祭坛的陈设，祭台上摆放着一本翻开的英国二战阵亡将士名录，每一页都用塑料纸做了膜，因此参观者可以翻看、查询。我信手翻了几十页，那些名字，本来都对应着一个个年轻的生命，他们曾像我们一样活蹦乱跳地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但是，现在，它们对应的只是一些空无，那些年轻的生命已经在战争中死去。
绕出祭坛，诗班席侧面有一个楼道，参观者可以沿着这个楼道爬上教堂的穹顶，欣赏穹顶上的绘画，还可以到穹顶外面的晒台上远眺伦敦的天际线。楼道非常狭窄，许多地方只能容纳一个人上下，但是，想到可以到教堂的最高处，可以亲近伦敦的天际线，暂时的困难就都变得可以接受了。这条楼道又叫耳语道（Whispering Gallery），据说，沿途有一系列耳语孔，对着其中任何一个孔说话，所有的孔都能传出你的声音，这是非常奇妙的，据说情人们最喜欢来这里测试他们的爱情。站在圣保罗大教堂穹顶外的露台上，脚下是泰晤士河，对面是现代艺术馆，左面是著名的伦敦塔桥，右面可以望见滑铁卢大桥和伦敦之眼。这就是既古老又年轻的伦敦。
伦敦，在圣保罗大教堂建成之后，尽管经历了数百年，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经历了以超高楼为特征的都市现代化浪潮，但是，它依然让自己的天际线低于圣保罗大教堂，圣保罗大教堂依然是伦敦天空最重要的守护者——伦敦没有让自己冒失地超过圣保罗大教堂的高度，它对圣保罗大教堂保持了真正的敬仰。
在欧洲旅行，最大的感触是什么呢？是宗教。欧洲文明是建立在天主教和基督教的基础之上的，你在每一个乡村、每一条街道，都能看到教堂，教堂是它们的建筑中心，也是它们的社会中心。这一点我们只要听一下英国的国歌，God Save the Queen （King），就能完全领略。在英国有一半以上的人经常去教堂，绝大多数人觉得，上帝对于他们来说 “非常重要”。英国人自律、反省、虔敬的民族性格都是和他们对上帝的信仰分不开的。
欧洲能在两次世界大战的重创中迅速恢复过来，保持了其文明发展的方向，没有堕入独裁、暴力之中，这种普遍的宗教信仰氛围起了很大的作用，可以说，欧洲文明是建立在基督文明基础之上。不过，欧洲又是平和的，欧洲国家都是政教分离的，他们保护宗教信仰的自由，同样也给不信教者以自由（这一点，他们做得要比许多无神论国家好）。
England on the River Cam
2004
第三部分：在英国个人信用
什么是社会信用呢？在中国，要相信一个人，他们依靠的是你的单位，你是那种大的有知名度的企业的正式员工，或者是国营的政府部门的雇员，可信度就增加了；在中国，一个人的信用是靠他的单位来获得的，是靠他的单位来证明的，它让每个人都得和单位捆绑在一起。在中国，人们很少用到公证处，倒是常常依赖单位获得信用证明，以至于中国出现了公证处也要依赖单位的情况。数年前，你需要一张父子关系公证书、一张博士学位公证书，你找到了公证处，但是，他们并不相信你手头的原始资料，而是要你的单位出一张证明，仿佛你的单位比那些原始资料更能证明你的儿子是你的儿子，你的学位是你的学位一样。
总的说来，在中国，无论是机构还是他人，都是不相信“个人”的，“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