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窒嗟贝蟮耐ㄕ脱沽Α８ダ伎硕樯埽鸫笱Ы淌诼矶 し讯滤固梗∕artin Feldstein）和华盛顿彼特森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弗来德·伯格斯登（Fred Bergsten）一直认为，美元需要大幅贬值，也一定会贬值，因为只有这样才会扭转美国空前的贸易赤字。而对美元贬值怨声载道的欧洲人也认为，美元应该相对于其他货币贬值，而非欧元——该轮到其他国家承担升值的风险了。这种说法含沙射影地将矛头指向中国。那么，中国是不是美国大量贸易逆差的“替罪羊”呢？
在弗兰克尔看来，其实，即使人民币大幅升值，美国的贸易赤字也不会有明显变化。因为中国对美国出口的大多是劳动密集型产品，这些产品是由一些东南亚国家向劳动力更为便宜的中国转移的，美国本土并不生产。如果人民币大幅升值，这些产品只会再次转入其他东南亚国家，从那里出口到美国。
而中国目前也面临左右为难的局面。“中国的外汇储备已经超过14000亿美元，远远超过正常国际收支和临时应急的需要，但是他们也不敢卖美元，因为美元贬值会大量减少他们外汇储备的实际购买力。”
弗兰克尔解释的另一个问题，是中央银行的对冲操作。这里的“对冲”是指中央银行在外汇储备急剧增加或减少的情况下，为了稳定经济体系中总的货币流通量，在外汇贮备和国内资产之间进行转换。这一方法在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的运用。
弗兰克尔以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为例。1994年初，墨西哥呈现贸易赤字，流入外汇呈减少趋势。中央银行为此采取了对冲的方法，买入国债，增加本币供应以弥补由于外汇储备减少而带来的总货币供应量的减少。但到了当年12月，由于外汇储备耗尽，墨西哥被迫放弃了紧盯美元的固定汇率，最终陷入“龙舌兰风暴”（Tequila Crisis，Tequila是墨西哥生产的一种烈酒）。
如果墨西哥在1994年夏天就放弃与美元的固定汇率，情况会不会好一些？弗兰克尔并不这样认为。“当时的墨西哥财政部长是我在MIT读博士时的同学，是个非常聪明能干的人。他在1994年初对经济形势的判断是：减少的外汇流入是暂时的，所以不需要采取什么措施。他有足够的理由这样判断，因为1994年是墨西哥的大选年，政治动荡，加之美联储提高利率，所以外汇流入减少。他想，大选之后，局势会稳定下来，外汇会再次大量流入。我们很难说在当时的情况下，他的判断是错的。危机过后，墨西哥中央银行行长在《华尔街日报》发表文章说，他在1994年所做的就是对外汇流入减少进行对冲，任何在耶鲁大学受过训练的经济学家都会这样做，所以他没有做错任何事。”
与此相反，阿根廷在1995年陷入同样的金融危机，但没有使用对冲的方法。弗兰克尔介绍，阿根廷和香港一样实行联系汇率制，允许外汇自由流入流出。当金融危机迫使利率升高的时候，很多企业关门倒闭了，经济萎缩，进口减少。随之，贸易逆差转为贸易顺差，外汇又开始流入，经济也在1996年迅速复苏。
这时一个学生举手提问，“这两个例子是否说明不对冲比对冲更有利呢？”“不能这么说。”弗兰克尔回答，具体情况要具体分析，因为有太多的因素在起作用。例如，阿根廷有急剧通胀的历史，所以联系汇率制对它比较适合，这一制度意味着不可能使用对冲方法，美元可以成为它的物价水平的基准。墨西哥的情况则完全不同。
学过中等宏观经济的人都很熟悉IS…LM模型和挤出效应（crowding…out effect）。一般来说，政府在使用扩张的财政政策刺激经济增长时，利率会由于人们对货币需求的增长而升高，投资会因利率提高而下降，所以生产总值的增长会小于完整的乘数效应（multiplier effect）。“但是在三种特殊情况下，财政政策会最有效，利率不会升高，生产总值会有完整的乘数效应。”弗兰克尔说。
一种情况是中央银行采取相应的扩张货币政策，使利率保持平稳，进而投资保持平稳。
第二种情况是资本账户完全开放，有完全的跨国界的资本流动性。在这种情况下，但凡利率稍有升高，马上就会有大量的外国资本流入本国套利，这会使利率很快回到原有水平，所以对投资几乎没有任何影响。
第三种情况就是流动性陷阱（liquidity trap），LM曲线处于水平状态，扩张的货币政策已不能刺激经济增长。弗兰克尔解释，这是凯恩斯在上世纪30年代提出的一种假想，但在上世纪90年代，日本几乎把它变成了现实。
弗兰克尔在1996年加入克林顿政府的经济顾问委员会，当时日本已经进入了第五年的经济衰退，这正是需要采用扩张的财政政策刺激经济的时候，而日本政府却决定提高税收。
弗兰克尔回忆，当时的美国财政部副部长萨默斯（Larry Summers）多次与日方沟通，说这一政策只会适得其反。“我劝他说，‘你就不用再费口舌了。日本人已经决定这么做了，你再说也没用。’他回答说，‘事实会证明他们是错的。下一次他们就会听我说的了。’他的话听起来有些趾高气扬，但他说的却是事实。事后，日本采用了扩张的财政政策，但是已经没有很大的效果。日本人的解释是，日本人的储蓄倾向太高，因此扩张的财政政策对生产总值的乘数效应很小。”■
二十 挽救墨西哥
萨默斯讲述1994－1995年墨西哥金融危机决策内幕
4月1日的课堂上，萨默斯变成了一个绘声绘色的说书人。这个满腹经纶的教授，能把国会议员的语声语调模仿得惟妙惟肖。
这一天的主题是，美国政府在1994－1995年墨西哥金融危机中的决策过程。萨默斯当时是美国财政部副部长，直接负责处理这一危机。这段往事在他的讲述下栩栩如生。他说，“虽然我是分阶段讲述这一危机的，但实际上故事是连贯的，一环扣一环。”
他首先解释危机发生的背景。墨西哥与美国约有200英里的国界接壤，由于经济落后、政治动荡以及贩毒腐败等问题，墨西哥非法移民涌入美国的现象屡禁不止。所以，促进该国经济发展与美国本身息息相关。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墨西哥进行了包括私有化在内的一系列市场改革。美国认为应该支持和鼓励这些改革，所以，克林顿政府在1993年极力促成了墨西哥加入北美自由贸易协议（NAFTA）。1993年末，墨西哥货币比索开始贬值，接近固定汇率允许浮动的临界点。与此同时，墨西哥有大量贸易赤字，以美元计价的债务沉重。而且，这些外债主要是用于填补消费，而不是再投资与再生产。
墨西哥每六年一次的总统大选总会伴随着各种各样的危机与动荡，1994年也不例外。当年3月，一名很受欢迎的总统候选人科罗西奥（Colosio）被刺杀，加剧了人心不安，外资流入开始减少。与此同时，墨西哥外汇储备也在急剧减少，货币贬值压力持续加大。
“在这种情况下，墨西哥需要继续借钱来填补贸易赤字，它该怎么办呢？”萨默斯说，一种办法是以墨西哥货币计价，另一种是借外债，以美元计价。墨西哥采取了第二种方案，发行了一种名为Tesobonos的短期债券，这种债券以比索计价，与美元挂钩，政府承诺，如果比索贬值，将按贬值的比率在利率上对购买人予以补贴。此时，墨西哥利率高于美国，政府希望以此种方式来吸引外资。
到1994年10月，美国财政部开始担心比索会急剧贬值，Tesobonos利率会立即升高，墨西哥将无法还款付息。“假如现在是1994年11月1日，你是美国财政部主管，你知道一场相当严重的金融危机即将发生，你会怎么办？”
萨默斯回忆，当年10月下旬的一个国际会议上，他特地约了墨西哥财政部长单独吃晚饭。餐桌上，他用了各种方法试图说服对方放弃固定汇率，尽快贬值，以免外汇储备消耗殆尽。但对方一直坚持说不能这样做。“两个多小时过去了，就在晚饭将要结束的时候，他突然对我说，‘其实我同意你的观点，我已经反复向上面说过同样的意见，但是他们根本不同意。因为现在距离下一届政府上台的时间不到两个月了（12月20日新总统上任），固定汇率是这一届政府的核心政策，他们不可能在自己执政期间放弃这一标志性的政策。’”
“在这种情况下，我还能说什么呢？”萨默斯说。
“我可以发表公告让人们预防危机吗？不能，因为那样只会加速危机的到来。”
“我能威胁墨西哥吗——说如果现在还不贬值，一旦危机爆发，不要指望美国政府的帮助？不能，因为这样的威胁是不可信的。就在一年前，克林顿政府刚刚说服国会让墨西哥加入NAFTA——那时大谈墨西哥的表现是多么令人鼓舞，转眼间就危在旦夕。所以惩罚墨西哥就像是惩罚我们自己。”
“我可以告诉他，从美国借到的钱要用于生产而不是消费吗？也不能，因为他会说，‘这毕竟是我们的国家，那是侵犯墨西哥的主权。’”
当年12月，市场阻击比索的压力越来越大，墨西哥一面提高利率，一面继续消耗外汇储备以维持固定利率。“12月19日午夜，墨西哥财政部来电，说比索要贬值10％。12月20日，如果你是华尔街投行的一个主管，即使你不知道墨西哥的具体情况，但听到贬值的消息，你会怎么办？”“对，马上撤出以比索计价的一切投资产品。所有的人都想尽早撤出墨西哥的所有投资，越快越好。”
在市场的压力下，几周之内，比索就贬值了70％，利率成倍增长。“到（1995年）1月初，墨西哥外汇储备只剩下40亿美元，而到期的Tesobonos需要300亿美元偿还，他们当时即使拍卖这些债务，也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