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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珀认为，相对于其他发达国家，美国有人口方面的优势：美国的自然生育率和相对宽容的移民法保证了美国人口不会像日本和意大利那样萎缩。相对于新兴市场，美国有制度和文化方面的优势：保护产权，鼓励创新，容忍失败，机制灵活，政治稳定。美国政府虽然债台高筑，但美国国债（treasury securities）的市场广度、深度、流动性几乎无与伦比。
那些储蓄过多的国家应该把用不了的钱放在哪儿呢？投资哪里能比投资美国更好呢？即使那些国家的私人由于各种原因（例如资本账户不开放）不能投资美国，那些国家的政府也会把一部分外汇储备投资在美国。尤其是那些不想让自己的货币升值以保护出口企业的国家更会这样做。只要不走极端，他们的想法及做法不是没有道理的。
2004年11月1日，库珀在《金融时报》发表评论文章，具体分析美国国际净投资态势（net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position）的可持续性及利弊关系。如果美国经常项目赤字继续增加，外国人在美国的净投资（外国人在美国的投资多于美国人在外国的投资的部分）继续增加，那么外国人就会拥有更多的美国资产（claims on US financial assets），就会有更多在美国的投资回报（yields on the seas sets），美国生产总值的一部分就要给外国人（foreign claims on US output），美国人的收入就会因为把“饼”的一部分分给外国人而减少（reducing US ines）。但是库珀指出，这种逻辑没有把外国在美国的投资为美国经济做的贡献考虑进去。如果没有外国人在美国的净投资，美国人生产的“饼”的本身就会更小，除非美国人自己在国内的投资足够大，顶替了外国人在美国的净投资。
2008年夏，库珀在《经济视角期刊》（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发表长篇论文《全球不平衡：全球化，人口变化趋势和可持续性》（GlobalIm balances：Globalization；Demography；and Sustainability），综合阐述他在这方面的观点。日益全球化的金融市场意味着储蓄在全球范围内流动，寻找最佳投资机会，在本国投资的偏向（home bias）越来越小。根据他的计算，外国在美国的投资减去美国在外国的投资，即资本账户的盈余，不但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而且会随着金融市场全球化，继续扩大。因为资本账户的盈余等于经常项目的赤字，所以经常项目的赤字也会继续扩大。加之美国的人口和制度优势，美国会继续吸引大量的全球投资。
全球不平衡的主要原因不是美国的储蓄太少，而是其他国家的储蓄太多又缺少国内投资条件造成的。由于这些根本原因不可能在短期内消除，全球不平衡就不可能在短期内有所改变，即使在长期也未必会改变。如果人为地制定政策，强迫改变这个趋势，库珀担心，世界经济会有全面衰退的危险。■
七十一 库珀：美元国际地位无可动摇
基于对全球不平衡的理解和取代美元作为国际“硬货币”的门槛之高，哈佛大学经济系教授理查德·库珀（Richard N。 Cooper）对美元的未来走势也相对乐观。在金融危机席卷全球、美国政府债台高筑、怀疑美元的声音日益高涨的今天，他的观点令人耳目一新。
他不否认美国市场各种各样的问题和这次危机对市场信任度的冲击，但他认为，美国市场相对于其他发达国家市场，美国经济实力相对于其他国家的经济实力，仍然是非常有竞争力的。
美元成为国际“硬货币”不是任何人或任何政府特意设计的结果，正如英语成为国际交流的工具语言不是任何人、任何政府设计的一样。这些都是习惯成自然，从实践中逐渐演变而来的，用的人越多，这种语言或这种货币就越有用（network externalities）。国际间的贸易往来，业务结算大多涉及美元。美国的国债市场（US Treasury securities）是相对低风险高回报的市场，而且其深度、广度及流动性无与伦比。
美元作为储蓄价值的手段是有缺欠的，因为它的实际购买力随汇率的变化和通胀的变化而变化。但是，任何货币作为国际货币都有同样的问题，这是不可避免的。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很少有国家的连续通胀率比美国还低。美国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总的来说基本上是负责任的。如果美元相对于其他货币持续贬值，那么它作为储蓄价值的作用和结算国际间交易的作用会受到影响。但是世界经济、国际贸易从长期来看在增长（即使在短期出现负增长），也就是整个“饼”在增长，即使美元的相对作用在减少，使用美元的绝对数量也未必减少。
取代美元有两个途径：利用现成的一种主要货币，或人为地制造一种新货币。库珀历数用欧元、英镑、日元和人民币作为国际货币的各种问题。使用欧元的资本市场是非常分散的（fragmented markets）。意大利政府债券的质量值得怀疑，德国政府债券数量不太多，短期债券数量更少，法国、西班牙的国债市场也不太发达。英国国债的二级市场流动性相对很小，人们一般都让国债自然到期，而不是在到期之前自由买卖。日元国债的数量很大，但是回报率极低。人民币还不能自由兑换，中国的资本账户还不够开放。所以在短期内，很难想象有任何现成的货币可以取代美元。
那么人为地制造一种新货币的条件是否成熟呢？IMF特出提款权（SDR）是一个自然候选对象。2009年3月，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曾提出扩大SDR的用途，使之成为“硬货币”，以减少国家外汇储备因一个国家的货币贬值而受到的巨大冲击。
库珀于2009年5月撰文说，这并不是一个新的想法；只是中国现在这样说是新的。 1978年IMF章程的第二条补充条款（second amendment to the IMF Articles）就明确表示，这是IMF的工作目标。但这个补充条款一直没得到人们的重视，现在中国央行行长这样说，就会引起人们的重视。
创建SDR就是要满足世界经济增长对流动性需求（long…term liquidity needs of the world economy）。要想使SDR具有生命力，必须要克服几个实际操作中的困难。谁会印发这种货币，在什么情况下印发，印发多少？如果是IMF，那么IMF就需要有一些世界中央银行的功能。现在，IMF每五年重新评估世界流动性，决定是否应该增加SDR的数量。评估的频率和标准都要随IMF功能的改变而改变。
影响SDR使用范围的一个很大障碍是：SDR仅仅在IMF与各个国家的中央银行之间流动，完全没有私人市场（private markets）。个人和私有机构可以按照SDR每天不同的汇率，把任何价格换算成SDR，但他们不能持有SDR，更不能用SDR结算任何交易。
如果人为地制造这种“硬货币”，那么每个国家外汇储备中的美元和其他主要货币怎么办？一种办法是逐步取缔。全世界大约有5万亿美元的国家外汇储备，自然而然地逐步取缔需要很长的时间。另一种办法是在IMF人为地设置“替代账户”（substitution account）。被取代的美元和其他外汇储备都交给IMF（或为SDR成为硬货币而产生的国际机构）。然后IMF 仍然要决定如何处理这些美元。这些美元其实代表了其他国家对美国无限期的贷款，是美国对外国的负债。（美国消耗了外国真实的物品和服务，外国得到的就是一堆纸钱。从这个意义上说，过多的外汇储备是一种浪费。）
这些实际问题并不是不能克服，只要有足够的政治决心，是可以设计机制解决的。但问题是，使SDR成为国际流通货币的好处是否足够大，是否值得克服这些阻力。要知道，SDR并不能防止通胀而带来的贬值。SDR是美元、欧元、日元和英镑按照一定比例制成的，每天的比价是按照组成货币的比价换算而成。如果这些组成货币的国家有通胀，通胀就会按比例带入SDR，使SDR按比例贬值。完全避免通胀的国际体系是“金本位”（gold standard），但库珀认为那条思路有一系列问题，在今天的社会完全不可取。
要使SDR成为国际流通的硬货币，还需要设计对国际资本流动和各个国家汇率管理等一系列的配套政策。这些配套政策涉及协调各个国家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这些国家会丧失一定主权。在短期内，很难想象主要国家会达成这方面的协议。
但是，库珀并不反对改革国际金融体系。他在1984年和2005年分别提出更加极端的改革建议，就是制造一个新的货币（single currency），完全取代美元、欧元、日元和英镑等主要货币，成为这个新的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基石。这样可以完全取消汇率变化对国际贸易和投资的影响，还会减少货币投机商赚钱的机会。组成这个新货币的国家形成一个统一的中央银行，就像在法兰克福建立的统管欧元地区的中央银行。其他国家可以选择是否加入这个新货币，或以固定汇率与这个新货币连接。这个单一货币体系的一个副产品，就是可以解决中国人民银行的担心：中国大量的外汇储备不会因为一个国家不负责任的通胀而严重贬值。
库珀自知，他的想法在目前的政治气候下还是一个非常遥远的憧憬。有人提议，利用这次金融危机的冲击，展开第二轮布雷顿会谈，建立新的国际经济（金融）秩序。但库珀认为，条件还不成熟，因为经济学家对新的国际金融框架（international financial architecture）还没有基本的共识，还不能拿出一个框架性的草案供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