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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九 全球资本主义禁得起全球危机吗？
杰弗里·弗里顿认为，没有国家会为了全球一体化而牺牲自己的利益，这个事实就决定了全球一体化不是长期趋势。
2010年2月2日，哈佛大学政府系国际政治学家杰弗里·弗里顿（Jeffry Frieden）以“全球资本主义禁得起全球危机吗？”为题（Can Global Capitalism Survive a Global Crisis？），在午餐时间给予公开讲座。 弗里顿的专业领域是国际货币和金融方面的政治关系。他的众多著作包括《全球资本主义：20世纪中的跌宕起伏》（Global Capitalism： Its Fall and Ris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2006），《债务，发展与民主》（Debt； Development； and Democracy ； 1991），和《以世界为银行：美国国际金融中的政治》（Banking on the World： The Politics of American International Finance； 1987）。
他首先声明，他对这个问题没有明确的答案，“我是一个典型的做学问的人——只提出问题，不解决问题。”然后，他回顾全球化的历史进程，试图从历史的角度阐明这次金融危机的长期影响。1870年到1914年的这轮全球化非常成功，西方国家间的贸易往来、人均收入都持续增长。这轮全球化的程度，从某些方面说，比最近三十年的全球化更深。当时，除了中国、印度、墨西哥，大多数国家都实行“金本位”（the gold standard），严格固定汇率，比1972年以来（Nixon Shock）的浮动汇率机制更有利于国际贸易、投资、金融一体化。而且，当时的移民政策非常松散，任何想移民的人不需要什么繁琐的手续就能成功移民。宏观经济层面的稳定发展被世界一次大战打破了。
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民主国家日益扩展选举的权利，1920年美国通过第19条宪法修正案，允许妇女投票。政治家不得不代表更广大民众的意愿。形成统一政见（political concensus） 越来越困难。当全球化（国际一体化）意味着一些国家要牺牲自己的利益（例如，更高的失业率、更多的进口等）的时候，这些国家的政治家为了赢得国内大多数民众的支持，不得不反悔以前的国际承诺。
三十年代初的德国就是典型的例子。一次大战后的凡尔赛条约迫使德国大量赔款，偿付赔款的计划叫“杨计划”（the Young Plan）。1929年德国成为美国最大的借款国，与现在中国和美国之间的不平衡类似。当时，德国政府一方面努力履行国际承诺，一方面面临非常艰难的国内经济状况――失业率高达25％，而且政府还要为偿还战争赔款增加税收。就在这时，美国把进口关税增加两倍（the Smoot…Hawley Act），使德国赚取外汇的渠道雪上加霜，而且美国拒绝重新协商债务，减轻德国负担。
现在，位于在瑞士巴塞尔的中央银行间的主要合作平台BIS （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就是在1930年为监督执行“杨计划”而成立的。弗里顿意在说明，不是德国政府不好，故意不履行国际承诺，而是德国国内的经济环境实在太糟糕了，民选上来的政治家没有办法保持以前的承诺。这就是为什么希特勒在1932年的大选中获胜；为什么他憎恨国际银行家，认为他们是德国人民的吸血鬼；为什么他在1933年初上台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拒绝偿付所有债务。
弗里顿认为，1870年到1914年的全球化和最近三十年的全球化是历史的巧合；没有国家会为了全球一体化而牺牲自己的利益，这个事实就决定了全球一体化不是长期趋势。 根据民意调查，全球化在上世纪90年代被认为与好事相关联，人们的头脑被充斥得飘飘然了。 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包括《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的书《地球是平的》（Flat Earth）。现在全球化被更多的人与坏事相关联，例如，贫富分化，高失业率等。哈佛大学国际经济学家理查德。库珀（Richard N。 Cooper）反对这个观点。他的视角更长远、广阔。他认为，全球化从15世纪哥伦比亚发现新大陆就开始了，人员、食品（土豆、红薯、玉米、作料等）跨海洋、跨大陆的交往是日益全球化的先兆；科学技术、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就是全球化的基础，所以全球化是历史的长期趋势；的确，有很多国家为保护自己利益而撤出国际体系，但这是历史的偶然，是短暂的，不是长期的。
现在的全球不平衡与三十年代美国和德国之间的不平衡很相似。美国从最大的债权国成为最大的债务国，在2001到2007年间累计债务5万亿美元。中国把宏观经济政策从属于固定汇率之下，累计外汇储备两万多亿美元，其中大约三分之二是以美元计价的资产，包括大量的美国国债。弗里顿说，肯尼迪政府学院的经济学教授Dani Rodrik是他很尊敬的经济学家，“他就认为发展中国家以压低货币汇率，促进出口，以出口带动经济发展的模式是对的，亚洲四小龙，二战后的德国都是如此。”
但弗里顿认为中国贸易开放的程度（出口加进口占GDP的比例）相对于中国经济体的规模超常的大；美国是一个经济大国，但是贸易占GDP的比例远远小于中国。国家越大，它的对外贸易需求就越小，因为它的国内市场巨大，从很大程度上可以自给自足（详见《哈佛笔记》安查斯主讲的国际贸易理论系列）。弗里顿说，中国的很多出口可以在国内市场消化；中国长期不变的固定汇率政策人为地压低了人民币比价，误导资源在全球的分配，从相当大的程度上造成了目前的全球不平衡。 这是不可持续的，中国必须找到其他发展经济的途径；而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就是在这种背景下爆发的。弗里顿认为，全球不平衡是这次危机的一个主要原因。
全球不平衡的另一方面原因在美国。 美国联邦财政在2000年有两千多亿美元的盈余，在10年以后有一万多亿美元的赤字。其中的原因有很多，包括2001年“9·11”的恐怖袭击，小布什政府在2001年和2003年的两次减税，过高的估计了税率对税收的负面影响（关于税率与税收的关系，详见《哈佛笔记》费尔德斯坦主讲的美国经济政策系列）。 但有一点弗里顿强调不可忽略：格林斯潘领导的美联储在“9·11”之后把基准利率压得太低，时间太长。美国经济在2002年末明显好转，但美联储仍然在2003到2005年间维持低利率；利率甚至小于通货膨胀，使真实利率为负值，促使了美国在消费者层面和政府层面都大量贷款。 前十几年的“金融创新”出来的复杂投资和融资渠道更加助长了美国社会在各个层面的负债。 美国入不敷出，成为最大的债务国。其他主要债务国包括英国、西班牙和爱尔兰。
弗里顿说，就像罗格夫（Kenneth Rogoff）和Carmen Reinhart最近的新书《这次不同了》（This Time is Different）指出的一样，每次危机都是“换汤不换药”，危机的成因和主干大体相似。“国际资产流动的周期现象都是一样的，从刺激经济扩张（expansion），到兴旺（boom），到泡沫，到泡沫破裂后的危机。美国就是在酝酿一场典型的债务危机。”
当危机爆发后，第一件事就是要停止恶性循环。现在市场已经平静下来，金融危机中最糟糕的阶段已经过去。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缓解美国长期的债务危机。当外资涌入时，消费上升，投资增加，进口成倍增长，房地产价格狂涨。弗里顿预计，今后美国要经历的是这一切的反面，美国必须减少消费，使储蓄大于投资，出口大于进口；美国真实工资很有可能止步不前，甚至下降；美国的经济调整阶段就是美国人要勒紧裤带、进入勤俭节约的阶段（austerity phase）。■
一○○ 丰富的自然资源会导致“荷兰病”吗？
丰富的自然资源未必就一定是件坏事，一些国家就比另一些国家自我管理得好，如何才能有前者的经济表现，避免后者的问题呢？
在斯旺模型（概述见《哈佛笔记》中《灵活运用经济学模型》一节）之后，弗兰克尔用一节课讲述荷兰病（the Dutch disease）。 顾名思义，“荷兰病”源于荷兰。1959年荷兰发现了巨大的天然气油田。荷兰政府采取了最大规模的公私联手方式（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于1963年与Esso （ExxonMobil的前身）和Shell一起开发。从此荷兰传统的制造业出现走下坡路的趋势，一蹶不振。1977年《经济学家》杂志（The Economist）把这个现象称为“荷兰病”。
当一个国家发现了新的自然资源，或一个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发现这些资源的国际价格猛涨，或一个国家因为某种原因突然收到大量国际援助，这些本来是好事，为什么说是一种“病”呢？ 因为这些“好事”打破了原有的价格信号，使一个经济体的人力物力重新分布。这个新布局很难在价格反弹的时候迅速恢复原状，耽误了生产力的发展，或生产效率的提高。从2003年到2008年，资源价格狂涨的情景仍然让人记忆犹新，影响了一批资源型国家。
具体来说，这些好事在短期内突然提高了一个国家的收支平衡（balance of payments），使这个国家的货币面临升值的压力。如果这个国家有固定汇率政策，那么大量的外汇流入会导致货币基数和货币供给的增加，价格普遍上涨，尤其是不可（跨国）贸易的部分（non…tradable sector），其中房地产价格的上涨尤其突出。如果这个国家有浮动汇率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