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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这些话并无文采，但是却也易懂。大臣们倒也并不认真阻拦，说白我不过是想做个不想要官职的御史罢了，又有什么好阻止的呢？
但是对于我来说，这却至关重要。我现在的态势，一方面很想涉及到政治当中，来影响历史的发展；另一方面，却也很知道此时的政局完全是个油锅，我很怕把自己给烫着了。有了这样一个超然的身份，我就既能影响到皇帝的决策，又避开了新旧的党争。而且我不要官职的令名，会让我得到更多的舆论加分，我的清名又反过来让我的进言更有影响力。
“熙宁三年……赐布衣石越进士及第，翰林学士……”——史官们如此记载着当天发生的事情。（注：北宋简拔人才，并不拘束，由布衣而为重臣近臣，史不绝书。）
“白衣御史”石越能给想有所作为的年轻皇帝多大的影响，即便我来自未来，也是不能预知的。但是皇帝的恩典却给了我生意上极大的方便。
汴京民智印书馆的印书坊放在了郊区，有宋文风之盛，使得各种书籍的销量相当之大，而其利润更属可观。仅仅半年时间，我的印书坊就雇用了数千名印书工，几乎垄断了境内所有的印书业。印书馆扩张的速度也是惊人的，我在青州（济南）、京兆府（西安）、江宁（南京）、成都、鄂州（武汉）、杭州开了六个分局，并且首次向尚且活着的文人支付象征性的稿费（精致的物品加少量的钱），进一步博得他们的好感。
印书馆的业务也开始全面扩张，不仅仅是经史子集、诗词曲赋、蒙学读物，我也特意请人把坊间评书整理成小册子出版，结果果然颇爱欢迎。另一方面，我利用自己的超然身份，并通过太学的学生们，请来了一些在自然科学方面颇有研究的学者，请他们写一些通俗的小册子出版。对于《齐民要术》、《九章算术》这样的古籍，我更加是不遗余力。书籍的价格很便宜，一般十几文钱就可以买到一本，小册子只要几文，一般的印书坊根本无法和我竞争，等待他们的，要么改行，要么被吞并。不过这个时代的人，对于被我较文明的吞并，似乎并不反感。
当然我也很明白这里面其实有人是想来偷艺的，我却并不因为没有知识产权的保护而用那些旧的行规进行限制，我并不想一直垄断印书业，我只是想通过这种刺激，让有能力者偷学到我的技术，和我进行更激烈的竞争。可惜的是我那些掌柜们似乎不太能理解我的想法，所以第一家采用新式印书技术和我竞争的印书坊，竟然在两年后才出现。
这其间我冒了一定的风险，轻轻的拍了拍相公王安石的马屁——我把他1059年写的《上宗仁皇帝言事书》印了一万册免费赠出。我知道如王安石这样的人物，是不可能受贿的，而和他交游过密，只怕会招致旧党的痛恨，而不理他，又怎么也说不过去，那就找他最痒的地方下手吧。
只是这个王相公也真是够书生气，做为了赞赏的表示，居然只是送了把他写诗的扇子给我！简直让人觉得这家伙太抠门了。
耶诞1070年，我的生活主要就是印书馆的工作。这个印书馆能对中国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是我所不能预测的，但是我知道在书籍价格下降，印刷更加方便的时代，文明更容易保存和传播，则是毫无疑问的。比较直接的影响，则是我成为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书商，而且我也因此成为了当时汴京城里较为富有的人之一。而新技术的直接发明者，李三朴和赵树福也成为了我印书业的代理人，这两个人比较让我喜欢的是，他们并不是把钱看得很轻，但是也不把钱看成很重。而且他们似乎很自然而然的把自己的未来依附到了我的身上……（这一点，我是在放心的同时也感到悲哀的。）
做为印书馆的社长和总编，袁枢和郭泰都来自太学，这最后也成为汴京民智印书馆的传统，每一届的社长和总编，都是太学生，当他们考取功名担任官职后，就会自动卸任，另荐贤才来接替。之所以请毫无名望的学生们来担任这样重要的职务，实在是因为请不到太有名望的人，而且太学生们虽然很骄傲，倒也不是高高在上，看不起这个看不起那个，做编辑的人要是眼界太高，也是一件蛮麻烦的事情。
而这一年的大宋，则依然是在争论与变法中度过，王安石在旧历十二月被拜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欧阳修马上就要退出政坛（在神宗即位后不久罢知毫州）……我不冷不淡的写着一些街头的见闻，说着印书馆的故事，附一些刚印的新书，隔月送给年轻的皇帝，简直就如同一个弄臣。因为我知道大宋的病根，实在是在于政府的财政支出过于宠大，养兵养官养出了巨大的寄生阶层，他们吸干了大宋王朝的每一滴血。政府是没有任何余财来进行新的举措的，而王安石的变法，倘能有范仲淹的成功为铺垫，或者还有希望，否则只能走向死胡同。只是我虽然明知这一切，却根本没有任何把握可以说服年轻的皇帝。
第四节 学院
很多人都认为王安石是一个偏执狂，究竟是不是如此我现在还不得而知。但是我知道，熙宁四年，王安石已经是真正的权相了，反对党中敢为仗马之鸣的或贬或谪、或罢或逐，留在汴京的人已然不多。或者有人认为我可以向皇帝进言稳重的推行新法，一府一路的试点而行，学着我那个时代中国的改革开放的方法而行，但是对于熟悉历史的我来说，却是深深明白这种进言适足以为自己招祸。连韩琦这样的丞相、欧阳修这样的名臣，都斗不过王安石，我又有什么本事来说服神宗呢？所谓的试点，其实王安石在其短暂的地方官任期中，已经做过一些试验了，没有先例可引，就不具备说服力，人家只会认为你是多此一举。
熙宁四年，在大宋与西夏的边境，发生了军事冲突。但是这与远在京师的人们并无太多的关系，在消息传到京师的那个月，士子们中间最流行的话题，是汴京民智印书馆开始大规模发行由当今皇帝亲自作序并且做为礼物赠送属国与邻国国君的《资治通鉴》，也借由这个机会，我认识了司马光。这是我所认识的第一个保守派的名臣。
另一方面，则是历史上本来应当在下半年才发生的事情提前发生了——皇帝诏令天下，《春秋三传》再一次成为明经科的考试课程，而诗赋取士则被废止。我不知道这件事多大程度是受王安石的影响，又有多大程度是受我大力发行《春秋三传》的影响，但是我参预了历史的进程，则是第一次如此明显的表现出来。
在此鼓励下，我在东京创办了第一家真正意义的大学——白水潭学院。这个名字如此的平凡，仅仅因为学院的所在地曾叫白水潭，便以地名命名了。
学院并未分系，只是学员们除了接受儒家经典教育外，还得学习数学、地理、物理、化学、生物五门课程中的任意三门。这些教材由我亲自编写，第一次把阿拉伯数字和标点符号引入了中国。坦率的说，除开地理和生物外，数学、物理和化学三门学科，我的知识不超过高中的内容，而真正有条理连贯的，则仅仅是初中的内容罢了，其他的则全部附于书后，供那些有兴趣学习者去研究。我很小心的避开了天文学，因为我知道在这个时代研究天象，是要冒相当的风险的。
在最初，白水潭学院并未吸引到什么人来报名。当时的智识阶层无不以当官为唯一的出路，我这些“奇技淫巧”，顶多是做为一种证明自己博学的见闻来学习。但是我很聪明的率先低价发行了所有这些教科书，当那些读书人看到这些书的时候，所受的冲击是难以想象的巨大。宋代是我国传统文明的高峰，中国的技术在当时达到了古代社会的顶点，各种各样的发明层出不穷，甚至让人感到有些超越时代。然而却没有一个理论体系来归纳，并通过理论的研究来进一步促进技术的发展。
我的几本教科书——
《数学初步》是由我口述，雇了几个儒生写成的；这本书里表达了我所知道的全部数学知识，给当时一些博学的人带来的冲击只能用震憾来形容！他们无法想象数千年算术知识，在我这里简直如同小儿科，我所能解决的问题比他们复杂得多，我所面对的问题也不知道要深几个层次……坦率的说，宋人并不固执，特别是宋代的读书人，对于和儒家经典并不冲突的自然学科，他们能有自己的智慧来接纳这一切。
《物理初步》在这本书里我用无可置疑的权威阐述了一些物理学的基本概念，并且把一些我不能回答的问题列于其后。当人们看到生活中的种种问题都可以用一些定理来解释之时，他们的佩服马上就可以写到脸上。
《化学初步》则是最晦涩的一本书，因为我无法和人们真正解释清楚分子的概念。但是原子的概念却由此而深入人心，当然其原因仅仅是因为我在另几本书中树立起的权威形象让人们自然而然认为我这里也是对的。这本书自出版后不断的修正，在长达一百年的时间里，没有一个版本坚持过两年而不被修改的。
《地理概述》，这本书出版后，被当时的人们称为《新山海经》、《水经注》，但是其影响却是如此之深。因为凡是他们经验所及的，我都是对的。这本书关于中国的地理，却是由当时的儒生们所写，我仅仅是审议一下。
《生物学》，我对生物学一直有特殊的兴趣。所以这本书我写得相当的完美，只是达尔文的进化论由我口里说出来，却仅仅只是一种猜想，并且由此引发了读书界的一场大争论。无数人的指责，亦有个别杰出的辩护，唯一无可置疑的，则是本书真正开创中国的生物学。
仅仅这几本书就给我带来了巨大的声誉，人们以看待一个奇才的眼光来看待，好学的神宗皇帝甚至亲自接见，要我本人向他解释这些书中所提及的概念。坦率的讲，虽然有些地方他并不能接受，不过皇帝基本上是一个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