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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段时间里，张伯驹最为热心张罗的一件事，便是京剧《马思远》⑾的演出。这出戏在五十年代初，是文化部明令禁止的26个剧目当中的一个。周扬、钱俊瑞建议戏曲界把禁戏拿出来演演的讲话传出以后，擅演此戏的筱翠花⑿兴奋得彻夜无眠。在张伯驹的支持筹划下，决定重新搬演《马思远》。演出的主持单位，就是他领导的京剧基本研究会。
“莫道老株芳意少，逢春犹胜不逢春。”张伯驹和一群只知唱戏、也只会唱戏的老艺人，被周扬的话唤起了青春般的热情，热火朝天地干起来。筱翠花和二十年前的合作者聚拢一起，商量如何剔除糟粕、修改剧本，加紧排练，熟悉台词。很快，一切准备妥当。
5月8日晚上，在十分热闹的筱翠花收徒的仪式上，发布了拟于12日上演《马思远》的消息。
5月10日，《北京日报》发表了《马思远》的消息。并说报社“马上接到许多读者的电话，他们急于想看这出多年未演的老戏。有的读者为了看这出戏延迟离京的时间。”然而，就在当天下午，京剧基本研究会接到北京市文化局的电话，说这出戏是文化部明令禁止过的，现在尚未明令解禁。所以暂时还不准公开演出。
“一沉一浮会有时，弃我翻然如脱履。”君子风度的张伯驹，懂得“一生一死兮如轮”的道理，却无论如何容忍不了这种“一翻一覆兮如掌”的做派。不管这个做派是一个人干的、一个单位干的，还是一个党派干的、一个政府干的。他气极，也怒极。气极怒极的他，下决心不但要兑现《马思远》，还要跟文化局理论理论。他让京剧名丑王福山等人紧急出动，重新约班底，找配角，租剧场，发消息。自己则向官方请愿，给文化部部长沈雁冰写信，陈述“如不公演，将影响艺人情绪”的后果。
5月12日这一天，张伯驹带着王福山等人，在和平宾馆举行记者招待会。他掏出了事先写好的一篇文章交给记者，请报社发表，以图获得舆论的声援。在会上，缺乏政治性思维的他，还居然提了一个政治性问题：“在大鸣大放期间，出现了鸣放与法令的矛盾。是鸣放服从法令？还是法令服从鸣放？”
后来，文化部艺术局决定将《马思远》的公开演出改为内部试演，张伯驹仍执意不肯。他说：“既然开放剧目，《马思远》却不能演，第二次全国戏曲剧目工作会议等于没开。”
《马思远》禁禁演演的一番周折，便形成了所谓的《马思远》事件。事件的中心人物是张伯驹。张伯驹划为右派分子，《马思远》事件是重要的罪证。就连报导此事的《北京日报》副刊记者、年轻的曹尔泗也未幸免，被戴上了右派帽子，押送到南口农场监督劳动。
说白了，《马思远》不就是一出戏吗？上边让演就演，不让演就不演，有什么大不了的。为啥张伯驹肯把价值连城的东西捐给官方，却要为几个演员一出戏跟官方叫板又较劲呢？我想来想去，觉得这和政治家为了维护自己的政见能豁出性命的道理有相通之处。艺术的衰落，令有识者尤感痛切。张伯驹从戏曲某些过左的改革政策，看到了文化衰败的消息，并随着“戏改”深入进一步加剧和普遍。他认为这事和在战乱中眼瞅着珍贵文物大量流失，没啥区别，无不属于文化的流失。张伯驹痛心于这种有形的文化财富的流散和无形的文化精神的坠落。而从前不惜以黄金房产购回文物和今天不顾利害地要求对戏曲解禁，表达的正是一个中国传统文人对当今社会日趋丧失文化品格的深刻焦虑与椎心的痛苦。所以，他要利用自己包括金钱、地位、影响、眼力、社会交往在内的全部能量和文化优势，尽其可能地去挽回或恢复原来的文化品质和文化意境。
8月30日、31日，戏曲界、国画界联合，连续两天举行了张伯驹批判会。马少波等人批判他挖掘整理的《宁武关》《祥梅寺》，无一不是站在封建王朝的立场上，歪曲伟大的农民起义。
张伯驹不服，反倒质问批判者：“我们今天不是也讲忠吗？那么，我们统战是统忠孝的周遇吉呢？还是统开城迎李自成的太监呢？”刹时间，群情激愤。
几天后，北京市文化局负责人张梦庚在《北京日报》撰文批判张伯驹，说：共产党也要忠，但要的是董存瑞、刘胡兰的忠于革命，而非周遇吉全家忠于崇祯，反对农民起义。——张伯驹读后，仍然不服。
父亲曾说：“最优秀的人，往往是最固执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张伯驹是最优秀的，也是最顽固的。他不想拖时代的后腿，更无意通过反对戏改（即戏曲改革）去和新政权作对。他的“右派”言论，只不过是在全力维护自己钟爱的东西——我把这个看法对潘素讲了。
她一把抓住我的手，很有些激动：“要是那些管文艺的人，也能这样看待你张伯伯，他就不会划为右派了。”继而，又用诅咒的口气说：“他这个人就是那么简单。自己喜欢老戏，便到处去讲，一些艺人也怂恿他讲。结果，非说张伯伯是在主张禁戏开放，提倡鬼戏和色情。那些领导反右的人也坏，还专门把唱老生的演员找来批判你张伯伯。艺人哪懂什么政治批判，只会挖苦和嘲讽，讲的话还很难听。比如，谭富英就面对面地说：‘你算什么名票，唱戏的声音像蚊子叫的！’你张伯伯回家不跟我讲批判会上的情况，是我自己从报纸上看到的。报没有看完，我的眼泪就下来了。”
张伯驹见我们在说话，也走过来。听清楚我们是在说这件事，他一句话也不讲，躲得远远的。也许他根本就不在意，也许他早已齿冷心寒。
我仍然按部就班地跟着潘素学画。有些微进步，便受夸奖。
秋天的一个周日上午，我去了张宅。进门后，便问潘素：“我今天学什么？”
“今天不学新东西了。”说着，潘素递过一张画着山水的小书签。书签约三指宽，三寸长。上端中央的小圆孔，系着一条极细的红丝带。我接过来，准备放进书包。以为这是潘素送我的小礼品。
“这不是礼品，是我画的一个样子。你要照着它画。”说着，潘素遂从抽屉里取出一大叠空白书签。让我拿回家去画，两周以内全部画完。
书签虽小，画面却是精心布置了的：有松，有水，有远山，有近石。潘素叫我当场就照着画一张，她要看看。我大概不到五分钟，便画好了。
“不行，太潦草。”潘素边说，边拿起笔给我涂改，又重新配色。
我问：“潘姨，这样一张书签能卖多少钱？”
“五分。”她头也不抬，继续修改我的小书签；还给我讲解画面无论大小，必须讲究布局的道理。
小书签经她修改，很好看了。我很把它想留下来。可潘素说：“不行，你一张也不能要。工厂发下来的书签，是有数的。画好后，要如数交回。”
在以后的两周时间里，我每做完学校的作业，便在灯下画书签。画得很认真，很严肃。我的严肃认真，不是为了学什么布局，只是为了潘素。父亲举着我画好的书签仔细端详，挺高兴。夸我能帮着老师干活儿了。我不敢告诉父亲书签的价格。我更不敢问潘素：每画一个书签，您能得多少。是一分，还是二分？
我把画好的书签整整齐齐地交给潘素的时候，她一个劲儿地谢我，说我帮了她的忙，完成了任务。我觉得北京市成立国画工厂，是件很奇怪的事。
创作国画的机构或组织，怎么能叫工厂？从名称上看，政府似乎就没把潘素视为画家，而是当作职工或工人。
潘素把所有的书签翻检了一过儿，发现在一个书签里，我画丢了一座淡青色远山。她当即补上。一切收拾妥帖，潘素对我说：“今天，带你去故宫。”
我问张伯驹：“您去吗？”
“怎么不去？是我提议的。每年故宫要举办院藏书画展，东西是一流的。我们都该去看看。”
我们三人，步行至故宫。仍然是张伯驹走在前，我和潘素跟在后。陈列大厅内，佳作济济，观者寥寥。
潘素停留在明人陶孟学的青绿山水手卷的展柜前，细细讲了起来。她告诉我：山水、人物、花竹、鸟兽，陶孟学无不擅长，笔法直逼南宋。特别是山水，多用青绿。她让我仔细观摩这幅长卷。因为下个星期，要教我画青绿山水了。
张伯驹背着手，独自浏览。大厅里有些阴冷，清鼻涕流出来，他顺便用手一擦，了事。他欣赏这些故宫藏画，远没有潘素看得细致。好像自己与这些藏品是老朋友了，这次来，不过是抽空会个面罢了。我越接近张伯驹，就越觉得他是云间的野鹤、世外的散仙，自在得没人能比。
我想听他讲讲这些故宫珍品，便问道：“张伯伯，您能给我讲解讲解吗？”
他说：“你又不学字画鉴定。字画的真假判定方法，是可以讲的。纸张、题款、印章、装裱、布局、技法等等，都有一套。而你现在是学画，在家教了你画法，到了这里，你就是要好好地看，多多地看了。看多了，自能领会。”
只参观了一个多时辰，张伯驹便催着出门。
“为什么？”我偷偷问潘素。
“先头在家就说好的。看完展览，三人去吃西餐。”
在路上，张伯驹对我说：“小愚，这样的展览，你来一趟是不够的。”
我是听话的。按张伯驹的要求，一个人多次去参观故宫博物院的藏品展览。但我从没有看到陈列张伯驹捐献的陆机《平复帖》或展子虔《游春图》。据说，《游春图》里的马，画得最好。后人称之为“天下第一马”。我又想，官方这样做似乎是对的。宝马归新主，何必见旧人。再说，旧人还被新主划为了右派。
一天晚上，饭后无事，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