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蛐蛐儿那时在杭州汽轮机厂当工人，我哥在杭州半山电厂当工人，阿斗是建设兵团的，大耳朵在农村插队。虽然分布在各处，但他们仍然常常聚会。聚会总是在蛐蛐儿家举行。当时我们家住进了两家造反派，监视的眼睛似乎无处不在。阿斗的父亲虽然解放得稍早，已官复原职，但住房仍蜗居在一幢逼仄的民居楼中，也没有一处可以让他们高谈阔论的场所。相比之下，身为第一医院院长和浙江医科大学教授的蛐蛐儿的父母毕竟是英国剑桥大学毕业归来的高级知识分子，“文革”中虽然也受到了冲击，但各方面的待遇好像还没有被剥夺。蛐蛐儿的家是那种有前后门的老式三层楼带阁楼的房子，有很陡的木楼梯，白天也要开灯，有一种地下交通站的氛围。蛐蛐儿家那间十几平米的低矮阁楼成了他们这帮热血青年激扬文字挥斥方遒的秘密据点。总理逝世以后，“四人帮”加快了篡党夺权的步伐，我哥他们的聚会也更加频繁，阁楼里的灯光经常彻夜通明。
1976年2月上旬的一天，阴冷的天空中翻飞着雪花，哥哥的同学大耳朵从他插队的农村回到杭州，我哥、蛐蛐儿，阿斗，晨光等一帮人都集聚到大耳朵家里。大耳朵从乡下带回来一大块新鲜狗肉，那是他插队的房东知道他要回城后，为了送他狠心宰了自己家里养的狗。大家围着火炉烹狗肉议时政。大耳朵说，他插队的那个农村，农民都吃不饱饭，许多村民开始离开村子出去谋生了。大家又一起议论到刚刚下发的中央文件，议论到文件宣布的中央高层人事变动中没有了邓小平同志的名字。对时局的忧虑，对祖国前途命运的担心，让这帮热血青年更有了一种“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使命感。
在他们中间，蛐蛐儿并不属于核心人物，他的聪明和才情是大家一致公认的，但他身上那种小布尔乔亚的浮华与矫情也是显而易见的。面对窗外的雪花和屋里的炉火，蛐蛐儿慷慨激昂地说：我要当一颗铺路的石子，用我的热血去唤起民众！我哥说：民众现在已经是一点即燃的干柴，缺的是点燃干柴的火星，我们是可以做火星的。那一天，大家聊得很晚，大家聊到了总理逝世后会不会留下遗言，又猜测如果有遗言总理一定会说到哪些内容。
集才情和矫情于一身的蛐蛐儿有一种超乎常人的创造性思维激情，每当这种激情汹涌喷薄时，他就会在房间里走来走去，时不时冒出一些像马雅可夫斯基一样激情澎湃的诗句。就在大家议论总理会不会留下遗言时，以往总是很亢奋的蛐蛐儿却显得异常沉默，当时谁也没有想到，他的脑子里一刻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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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停止过转动，他将这帮热血青年你一句我一句的言论、观点、设想、猜测、希望……一丝一缕地融进自己的大脑，然后经过消化、过滤、融合，不动声色地构思创作了一份震惊中外，迅速传遍大江南北的“总理遗言”。
“总理遗言”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给邓颖超的，很短，全文如下：
小超同志：
你我都是共产党员，一起革命五十多年，我相信你一定经受得起。要向蔡大姐学习，要教育孩子当好普通一兵。
战友周恩来
1975．12．28
另一部分较长，也就是当时轰动全国，震惊世界，几乎被人人抄录的著名的“总理遗言”，全文如下：
主席、中央：
我自第二次手术以来，病情曾有短期稳定。从下半年开始，癌症已经广泛扩散，虽然自觉尚好，但离开见马克思的日子确实不太远了。我想有必要向主席及中央汇报一下近来的一些想法。
患病期间，主席对我亲切关怀使我十分感动，主席年纪大了，要注意身体。有主席为我们党和国家掌舵，是全国人民莫大的幸福，也是我莫大的欣慰。这些日子，主席在遵义会议时和我的谈话历历在目，百感交集，不能为主席分担一些工作，我十分难过。为了我们祖国和人民的前途，主席一定要保重。
洪文同志几年来，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解决问题上，提高都很快，对此我极为高兴，我们党后继有人，洪文同志今后要多抓全面性的问题，处理还要果断，为党多做工作。
朱德和叶剑英同志年事已高，要锻炼身体，当好主席的参谋，具体分工可以摆脱些，但你们所处的地位仍然是举足轻重的。我们老一辈人，跟主席那么多年了，要以高昂的战斗精神，保持革命晚节。
小平同志一年来几方面工作都很好，特别是贯彻主席的三项指示抓得比较坚决，这充分证明了主席判断的正确。要保持那么一股劲，要多请示主席，多关心同志，多承担责任。今后小平同志的压力更大，但只要路线正确，什么困难都会克服。
春桥同志能力强，国务院的工作，小平、春桥要多商量。
同志们，长期以来的病假，使我有可能回顾自己所走过的路程。在这曲折的道路上，我永远不能忘怀那些在我们前面倒下的先烈，我们是幸存者。1926年我和恽代英同志分别时，他说：“当中国人民都过上幸福生活的时候，我们能活着的人，一定要到死去同志的墓前，去告慰他们，死者会听到我们的声音的。”多少年来，我总想着，用什么来向他们汇报呢？……在此弥留之际，回忆先烈的遗言，对照我国人民的生活条件，我为自己未能多做一些工作而感到内疚……展望本世纪把我国建设成一个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的壮丽前景，我充满了必胜的信心。死对于共产党员来说算不了什么，因为我们把生命交给了人民的事业，而人民的事业是永存的。唯一遗憾的是我再也不能和同志们一起前进，加倍工作，为人民服务了。同志们一定要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一切之上，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关于我的后事，我向中央请求：
将我的病情发展告诉全国人民，以免引起不必要的猜测。
追悼会主席不要参加，会应力求简单，请洪文同志主持，小平同志致悼词。
骨灰不要保存，撤掉。
永别了，同志们！
周恩来
1975．12．29
当年，几乎所有看到这份“总理遗言”的人没有一个人怀疑它的真实性。无论是说话的口吻，无论是对当时活跃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的中央高级领导人评价的分寸把握和不偏不倚，无论是对中国革命历史的了解，无论是文字的干净简洁和节制、不张扬……一切都像极了人们心目中周恩来为人处世的秉性和风格。
蛐蛐儿在这一点上似乎极富特工人员的素质和天性，他口风严紧，不露半点声色，即便和他最好的那帮哥们弟兄，包括我哥哥，他都没有透漏一丁点的风声。
在1976年春节过后不久一个寒冷的晚上，当大家又集中到蛐蛐儿家聚会时，蛐蛐儿在昏黄的灯光下，拿出了两张薄薄的纸。那就是他精心炮制的“总理遗言”。但他没有将真相告诉他的这些伙伴们，只说他是抄来的。
现在回想起来，一切都是那样的不可思议。一位堂堂的国务院总理的“遗言”怎么会出现在你一个小小的工人手里，你又是打哪里抄来这样一份“总理遗言”？可当时在场的几个热血青年，他们看了以后没有一个人问类似的问题，在议论了一番“和我们猜测的挺像”之后，全都埋头抄写起来。
多少年以后，蛐蛐儿告诉我，当他看到连我哥哥这样一个在他看来很有政治头脑的人都不问一字，埋头就抄这份“总理遗言”时，他知道自己成功了。
接下来的事情就一发不可收拾了，当时在场抄录这份“总理遗言”的有我哥、阿斗、晨光，他们无一例外地都将这份抄录的“总理遗言”拿给周围的亲人、朋友、同学看了，而每一个看的人也都无一例外地埋头就抄，我也是在这个时候从我哥哥手里看到“总理遗言”的，也是看了以后埋头就抄。我当时甚至还把它背了下来。依旧没有一个人问及这份“总理遗言”的来源，也没有一个人对这份“总理遗言”的真实性提出质疑。而每一个抄录的人又都以最快的速度再传给他们周围的人，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千传万……就这样，这份仅仅是出自杭州汽轮机厂一位二十三岁小工人之手的所谓“总理遗言”，却冠以周恩来的名字在短短的时间内像滚雪球一样迅速地传遍了几乎整个中国。
那是一个特定的年代，特定的时期。从1966年“文革”开始，中国社会动荡了十年。祖国大厦已被白蚁蛀空，大厦危在旦夕，社会主义的中国经济已面临全面崩溃的边缘。尽管那一年的元旦发表了毛主席“到处莺歌燕舞”的伟大诗篇，对毛泽东思想历来崇拜敬仰的人民群众却开始厌倦最高指示传来，立即上街欢呼游行的举动。老百姓心头压抑已久的对现状的强烈不满如长时间积聚的滚烫岩浆，随时都将喷涌而出。大家都已知道周总理病了，病得很重。文化大革命搞乱了国家，搞乱了人民，搞乱了思想，周总理在这种情况下，忍辱负重，倾心倾力支撑着摇摇欲坠的国家大厦，“四人帮”还要想方设法折磨和打击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