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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运输专业户在大街上扒活儿的现象，并不新鲜，笔者在很多城市都见过类似的运输市场，车主大多是当地人，以北京为例就以丰台、大兴、朝阳居多。可要说到在电影厂门口爬戏的现象，却不得不承认这是北京特有的一大景观了。我们能见到的扒戏人绝大部分是外地人，而且能在街面见到的不过是冰山之一角。一般人都认为演戏唱歌的都是大款，其实他们知道的都是些明星。没成明星的人自然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但正是这些人构成了演义圈儿的主体，他们收入低，工作没有保障，却都有一个成名梦。
现在提起演义界人士来，许多上了点儿年纪的人仍会摇头、叹息、不以为然。他们认为那是旁门左道，不是正经人干的营生，演义圈是个大酱缸任何好孩子进去都会变成花花公子。虽然这种观点有失偏颇，不少演义界的清白人也会为此死不瞑目，但也不得不承认这种观点的存在，不仅有现实原因，也与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传统是分不开的。
娱乐业虽然不是传统的生产性行业，但其存在的历史已经很久远了，欧洲甚至出现了专门以此为生的民族——吉普赛人。他们开着大棚车东游西逛，表演杂技、歌舞、魔术，生活困难时也偷些东西，卖卖淫。现在由于视听媒体的发达，从事传统活动的吉普赛人基本上已经绝迹了，就是有也是名义上的。
在我国，据认为殷商时期娱乐业就已经出现了，而从出土西汉的陶踊中可以看出，当时的杂技、说唱、曲艺已经达到了很高水平。元朝的大戏剧家关汉卿，把民间说唱提升到了艺术的高度。而到了清朝，徽班入京则把民间娱乐业演变成了国粹，京剧也成了可以在皇宫大内表演的皇家戏曲了。
娱乐作为一个行业虽然其存在的年代久远、历史悠长，但它在社会中的地位一直是非常低的，特别是唐宋以后，程朱理学的兴起更使它成为大家不齿为伍的行业。中国古人将行业和社会地位分为三教九流，娱乐业的确入了流，却是下九流，与妓女、乞丐基本上是同一个档次的，从业人员则被称为戏子。而现在许多人对该行业抱有成见，与中国古代社会对这个行业上千年的鄙视是分不开的。封建时代，人们认为戏子就是游娼，笔者无意诋毁娱乐业的前辈，但在沉重的生活压力下，演员们卖身求荣、求富、求保护的情况并不少见。
现在好了，随着时代的变迁，人们观念的改变，特别是传媒无所不在的影响力，娱乐业的明星都成了大款，连国家的征收个人所得税都得专门提到“包括演义界的所有从业人员。”而且中国大陆的演艺圈儿是个非常奇怪的群体，在这个群体中讲究的是“圈儿”里得有人，大家可以掰着手指头数数现在京城的明星，恐怕有多一半是吃他父母的那张脸，圈儿外人想混近来没有特殊的本领是别想了。也就是说人情大于一切，至于道德、品质、艺术水准都不是最重要的。前些日子听说香港某歌星在飞机上喝多了闹事，香港媒体进行痛快淋漓的抨击，主要是说艺人首先要修身，骂得这位大歌星现在也没出来。可大陆就不是这么回事了，在重庆曾发生过为吸毒而死的女歌星开追悼会的事，现在报纸上又刊登出某女子写的文章，为吸毒而死的丈夫招魂，她的丈夫曾经跳舞很有名，明眼人都能看出这位遗孀估计是没钱了。更有甚者十几年前有位当红歌星犯了强奸罪，给判了十年刑。可这家伙可能在演艺里圈根基挺深，最近出来后，依然在媒体上频频露面，大有东山再起之势。可至今也没见有人站出来评论一下他的品行，可见我们一方面说自己保守，可另一方面我们比香港人进步多了。所以说：在国内演艺圈里混不仅得有人，还必须得豁得出去，主要是豁得出这张脸去。
由于北京全国文化中心的地位，它早就成为了中国的好莱钨和百老汇。于是所有做着明星梦的少男少女们都把到北京来闯天下，看成了人生追求的一部分。
有一个制片人告诉笔者：“在北京吃这碗饭的得有上万人，你信不信，我随便招呼一声就能来三十口子。”制片人忽然笑了笑：“你这模样挺像导演的，要想蒙个姑娘可太容易了。”笔者赶紧告诉他，自己身体不好，无福消受。“咳！玩呗！你说，中国一年得拍一千多集电视剧，一百多部电影。在北京完成的得占百分之七十多，得用多少演员、场工、灯光？海了去了！所以说老老实实在北京混口饭吃不难，可这帮东西一个个都想成名成家，哪那么多大腕儿让他们当？异想天开！”
根据笔者走访，说北京是中国的好莱钨一点不过分，不仅是好莱钨还是中国的百老汇和爱迪逊大道呢（世界著名的广告街），想吃娱乐业这口饭，不到北京等于白混，没看见在广东、上海混出些模样的人都跑到北京来了吗？
其实北京成为中国的娱乐业中心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清朝的时候，由于皇室的关系北京已经是全国娱乐业中心，徽班进京的事就极具代表性，也只在北京它才能发展全国性剧种。民国时期，北京随着政治地位的下降，娱乐业中心的地位逐渐被上海替代了。当时北京虽然仍是曲艺、京剧的中心地区，可以现代电影为代表的海派文化使上海一度成为全国的文化中心，赵丹、上官云珠、周旋、阮灵玉等一大批演义界明星无不出身于上海。建国后，北京再次成为全国的政治中心，而当时的娱乐业并没有成为一个有市场意义的行业，演义人才基本上走的是选拔和考试制。再加上长春厂、上影厂、珠江厂等地方大厂的存在，北京娱乐业中心的地位一直不太明确。直到改革开放以后这种情况才放生了变化。
北京发展娱乐业有其无可比拟的优势。与其说是北京选择了娱乐业，不如说是娱乐业选择了北京。而全国有志于此的青年云集北京，也促进了京城娱乐业的发展。
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一方面有人掐了半拉眼角，死活瞧不上娱乐业；另一方面，还有不少人认为，这帮戏子凭什么挣那么多钱？他们不就是蹦蹦跳跳吗，有什么了不起？年轻人则是削尖了脑袋想往娱乐圈儿里钻。
其实前一部分人是戴了有色眼镜，后一部分人则是犯了红眼病，而且他们是“光看见贼吃肉。没看见贼挨打。”其实为人们熟知的明星级人物，顶天也就二三百口子，其中还有不少儿孙满堂的老艺术家。呈如那位制片人所言，北京要是真上万个小明星的话，那么市场竞争肯定是极其残酷的。为了成功他们肯定要忍受常人难以忍受的苦痛和煎熬，也许一个明星的后面已经倒下了一百多人，倒下的那帮人就应该属于挨打的。
笔者最早接触的外地演义界人士是一个同事，那已经是八年前的事了。那时笔者刚开始工作，到单位报到没多久，就发现单位里有个神秘的外地人。他是陕西人，身高顶多一米六。人家上班时不言不语，没事就趴在桌子上睡大觉，下班却比谁溜得都快。单位里其他人看见他就来气，没几个爱搭理他，有回一个老员工告诉笔者，他是公司经理的远方亲戚，在单位里混饭吃的，头经理平时也不怎么管他。笔者问：这小子是不是抽大烟，怎么老跟没睡醒似的？同事说不知道，可听说这家伙天天去上课。
《外地人在北京》 第二部分没成名但过得挺滋润（2）
“他得有二十五六了吧？”笔者忽然佩服起他来：“真好学！是不是准备考研究生啦？什么专业的？”
“他能研究什么呀？烟酒好差不多。”
“那他折腾什么呢？”笔者问。
“有病还在岁数？八十的也有神经病。”同事突然哈哈笑起来。“就他那武大郎的个儿头，还想当明星哪！”
笔者不明白：“当什么明星？”
“人家天天去电影学院上课去，说是去学表演。你说就他那模样的学什么表演，总不能天天给武大郎拍戏吧？”同事越说越觉得可笑，他咳嗽了几下才把笑容收敛起来。“大家都说：您那么有才华，干嘛在这个破单位闷着呀？直接去拍戏不就得了？他硬听不出是大伙在损他，你猜人家怎么说？”
“怎么说？”笔者挺好奇的。
同事学着陕西腔道：“闷一闷，狗屎变黄金。”
笔者和同事大笑起来。
笔者和陕西人做了几个月同事，可一直没怎么说过话。后来听说他真进剧组拍戏去了，那阵子笔者在电视上注意了好几个月，也没看到陕西人的影子，后来同事们告诉笔者，陕西人不过是给剧组扛射灯去了。大概在三年前，笔者在街上看到了陕西人，好几年了他居然还是一米六，似乎连衣服都是几年前的。笔者相信，陕西人认出了笔者，可他一低头就从人群中溜过去了。看样子他的明星梦还没做成。
前两年笔者刚进广告公司的时候拍过一个广告片，三十秒的食品广告。据说这种食品女人爱吃，所以客户要求片子里必须得请一个年轻英俊的男演员。当时笔者没怎么接触过演员，在印象里他们都应该挺牛气的。广告的故事本和脚本都创意完成了，笔者便托朋友介绍演员，朋友说：“有一个╳╳工作室，我带你去挑吧。”笔者当时挺奇怪，难道演员跟市场上的萝卜似的，可以随便挑？笔者又不能让朋友看出自己是外行，就跟着他去了。
由于事先打过电话工作室的经理正在等我们。笔者还以为是个多高级的工作室，原来就是个里外两间房的半地下室。屋里酶味儿很重，墙上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