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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芳觉得老公说的也是正事，就把家里仅有的两万块钱给了老公。他连句话都没说，第二天就走了，结果老公这一走就是两个多月。那天小芳下班后听婆婆说，今天老公回来了，吃了顿午饭又走了。
小芳问婆婆：“他的羊肉生意怎么样了？”
婆婆说：“我问了，他没说话，就闷头吃了碗米饭。”
正说着，忽然听见有人敲门，小芳还以为是老公又回来了呢，
“嫂子你好！”进门的是老公的一个朋友。“╳╳在家吗？”
“没有哇。”
朋友笑了笑，他有意无意地在屋里转了几圈。“是吗？有人跟我说今天在附近看见他了，他没回来？”
“你找他有事？”小芳觉得挺奇怪。
“是这样。”朋友一恋的为难。“两个月前，他找我借了五千块钱，说是要做羊肉生意，过一个礼拜就还我。后来我就一直没见到他。”
“他今天是回来了。”婆婆在屋里说。“可吃了顿饭又走了。你们是朋友，他的羊肉生意到底怎么样了？”
朋友一脸苦笑。“看来家里真是不知道，他做什么羊肉生意？头两个礼拜有人就告诉我了，他的半年劳教别的没学会，倒学会吸毒了。”
“吸毒？”婆婆不太明白。
“就是周大烟。”朋友狠狠地说：“听说他朝不少人借过钱了”
当天晚上，小芳他们家哭做了一团。
此后一些日子，小芳家不断地被债主光顾，有的抱着孩子来哭，有的上门就开骂。最后小芳的公公说：“家里的情况你们看见了，没有钱。你们去告他吧，让政府把他抓起来完了。”
几个月后法院里真来了传票，老公以诈骗罪又被判了四年。小芳对这个家已经不抱任何希望了，她认为反正孩子是你们家的，老公再次进去后她彻底把孩子交给了公婆。平时上班也不向家里交钱，回家不过是为了睡觉。现在她在商场里已经有了个情人，老公做不到的，别人一样能做到。但她决不会离婚，自己给这个家生了两个孩子，是有功劳的。
外地媳妇是京城的一个特殊阶层，她们特殊的身份决定了她们特殊的生活。也许随着城乡差别的逐渐缩小，外地媳妇的现象会逐渐减少，但那时笔者可能已经老了。
《外地人在北京》 第四部分一夜间消失的部落（1）
（东北老板带着他的人跑了）
广义地讲任何可以取得报酬的劳动都可以称之为职业。而职业和劳动两个词都是中性的，劳动不过是指人们在卖力气地工作，至于做的是什么并没有标准。而职业则有好的，也有不好的；有合法的，也有不合法的。
我们在本书中探讨过的职业，除了歌厅小姐外，都应该是合法的。即使说到这些小姐，笔者也认为这是介乎于非法与合理之间的一个行业。一方面国家对三陪小姐现象严令禁止，可另一方面不少城市又要求三陪小姐纳税交捐，实行挂牌营业。如此一来三陪小姐自然成了半公开的职业。而且从常理上讲，找小姐娱乐是双方自愿的事，与第三者并无直接的厉害冲突，所以很多人骨子并不认为这是犯罪。至于很多人认为这种现象败坏社会风气，诱发犯罪之类的论调都未免牵强了。难道没有了小姐我们的社会风气就会好转吗？我们国家的犯罪率就会下降吗？笔者的一个朋友说：与其这样藏着掖着管不住，不如放开。一来国家可以堂堂正正地收税，为将来着想拿这些钱去搞希望工程吗，现在当小姐反正也学不了好了；二来还可以杜绝一部分腐败的土壤，要知道有多少歌厅是和当地派出所挂着的，没有派出所的撑腰没几家歌厅能开得下去的。朋友的话虽然偏颇，但有他的道理。
但有些职业却是纯违法的，也为社会常理所不容。从业者做的完全是害人而利己的事，而且是老鼠过街，人人喊打。这种行业很多，如盗窃、抢劫、诈骗等等，其影响最大，从业者最多的莫过于盗窃了。有人说全国至少有一百万小偷，有些地方有乞丐村，小偷庄；这些年还出现了榔头团和‘铁道游击队’。所有这些丑恶现象在北京都是有所体现的。有件事说来可惜，笔者有位甘肃朋友，他从兰州大学毕业后就来了北京，此人能力出众，不久就中了某大跨国企业在北京的首席代表。就是这样一个前途无量的人，有一天加班后回家时，竟在住宅楼的楼到里被人从后面打了一榔头，当时就死了。而他口袋里只有三百块钱。前一镇子听说抓住了一个专门用榔头打人的犯罪团伙，估计就是他们的干的。
由于北京经济状况好，市民收入水平高，城市大人口多藏身容易等原因，自然成了这些非法行业的首选之地。这几年北京破获的刑事案件中，抓获的犯罪嫌疑人大多是外地来京者。他们人数不多，但危害极大，京城百姓对外地人偏见，大多也是从这帮害群之马身上引起的。他们有的是过山虎，路过北京有机会就吃一把；有的是专门到北京来发财的，有些人落网的时候，可能在北京已经干很多年了。
几个星期前，北京西三环一带发生了一起枪杀巡警的恶性案件。不久治安部门抓获了犯罪嫌疑人，凶手是河北的来京人员，当警察问他到北京来干什么时，他竟说：“听说北京好偷东西。”这事上了报纸后，京城百姓无不骇然。
据笔者所知有些外地人，当初来北京的时候并没想干犯法的勾当，后来发现还是犯法来钱快，结果弄得个身败名裂。
笔者有位朋友是山东人，他九七年到北京时本来想闯出番事业来，最后却给判了三年有期徒刑。把他父亲气得再三声明，自己没这个儿子。
他刚来的时候，在亲戚的介绍下，应聘到一家私人化工企业推销化工原料。他非常聪明，只干了半年多，本来他连甲苯和丙酮都搞不清，现在不仅能一口气说出几十种化工原料的名称，还能一一说出它们的性能。同时他的销售业绩也不错，每个月都能完成五六万销售额。也许是初到大都市，一切都太顺利了，他逐渐认为化工这行儿没什么意思，挣钱不多还挺受累，满脑子琢磨又清闲又挣钱的工作。
那阵子北京正流行传销，从日用品到电器，商品应有尽有；从会员制到接听传销会议，方式多种多样。许多人跟疯了似的到处请朋友买他的东西，拉别人入套。社会上到处都在传说某某因为传销发了大财，某某上了国外传销杂志。笔者这位朋友终于禁不住诱惑，九七年底，他拿出自己所有的积蓄干起了传销。
结果就不用说了，想必大家都清楚那两年传销者们的下场。笔者朋友的所有积蓄都做了人家的分母，他的经济状况比刚来北京的时候还要残。去年年初，被逼入绝境的朋友，终于因为在玉渊潭抢劫一位小姐而被抓了起来。幸好他只是抢劫未遂，幸好他没有做案前科，不过法律还是没有放过他，现在他还在监狱里接受改造呢。
可以说笔者这位朋友来北京时，真没想到要犯法。他的履历就是一条直线，可以总结为艰苦奋斗、初露锋芒、忘乎所以，错上贼船，一贫如洗，狗急跳墙。但谁也不能否认有些人在当地就是不好人，来北京就没憋着好心，赚一笔就跑也许就是他们的初衷。
刘九、刘十哥俩是几时来的北京？现在走没走？是不是被抓住了？笔者不都清楚，因为笔者只和他们接触了几个月。那时笔者家里正在干着小卖部，他们经营的海鲜批发点就在笔者家小卖部的隔壁。
那天正好是笔者在家里看堆儿，晚上十二点了笔者已经关门挂板，准备睡觉了。此时忽然有人敲窗户上的铁板。“谁呀？”笔者起身，经常有人晚上敲门来买东西。
“买烟，您这儿有三五的没有？”窗外人是东北口音，嗓门挺大。
“有。”笔者边答应边开门。“一百一十块一条，您要几条？”一般晚上来敲门的都是熟人，笔者常和他们开玩笑。
“两盒。”笔者开门后却发现不认识门外的人。他二十来岁，个子高高的，嘴唇微微有些上翻。笔者把烟递给他，可他并没有马上走的意思。“您是小卖部的老板啊？生意咋样啊？”来人边交钱边搭讪。
“我老板的儿子。”笔者探头向外看看，街上一个人都没有，笔者的心也就放下了。“您是路过？”
“我来看房子。”说着他指了指小卖部的隔壁。
笔者知道那间房以前是个买牛羊肉的，后来赔钱干不下去了。这几天正在向外出租房子。“你是做什么买卖的？”
“批发海鲜。”来人递给笔者一支烟。“我叫╳╳，叫我刘十就行。”
“哪个十？”
“中国数字里哪个十。”
“那这么说还得有刘九了？”笔者笑了。
“我哥哥就叫刘九，我们家是大排行，我是老十。”刘十看来很健谈。
笔者指了指隔壁：“看好了吗？”
刘十点点头。“明天就搬来。”
笔者就这样和刘十认识了。
《外地人在北京》 第四部分一夜间消失的部落（2）
第二天他就带来了两辆大卡车，车上全是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以后就是邻居了，都得有个面子，笔者也跑出来假惺惺地帮着忙前忙后。刘十一口一个大哥，叫得笔者还挺舒坦。“你这都是些什么东西？捡破烂哪？”笔者看着成车的铁笼子、竹筐、棉花套子，而且所有物件几乎都是腥臭难闻的，笔者搞不清这是干什么的，一直就没敢去碰。
“铁笼子是装乌鸡的，竹筐和棉花套子是装蛇使的。”刘十解释着。
“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