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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刘十真把取东西取走了,笔者暗地里瞪了他几眼,没搭理他。
几天后,他又到小卖部来喝酒,笔者不阴不阳地挖苦他:“你到不错,弄点儿犯法的东西自己还不张罗拿着,放在别人的冰柜里。行啊!”
“谁能知道你有这个东西?”刘十倒是一点儿没抵赖。
“不知道就不犯法啦?出了事你把我也得牵连进去。”笔者已经生了好几天闷气了。
“哪能啊?我们东北人都仗义,宁伤身体,不伤感情。”
“那是喝酒,你以为我不知道?”笔者瞪他一眼,可刘十正嘻嘻哈哈地笑呢。“说实话,这几只爪子你挣了多少钱?”
刘十贼眉鼠眼地看看外面。“是个鄂伦春朋友五千块钱卖过我的,我倒手卖给一个北京的大款了,才挣了五千。”
“你知道猎杀和贩卖受保护的野生动物要判多少年吗?”
“我的哥哥,你知道在俺们那疙瘩,弄死个人望荒地里一埋都跟捻死只蚂蚁似的,哪像你们北京人动不动就把犯法挂在嘴边上,不犯法我们吃什么去?”刘十可能觉得自己说的太多,突然打住了。
后来也许是刘十对笔者有了戒心,平时来往逐渐少了。不过他们的生意一直不错,每天人来日往,出出进进,蛇圈里总是堆满了来看货的。这些人看好了货,没别的事也会在附近消费一下,那阵子街上的生意挺红火。
大约快入冬了,刘九兄弟的海鲜批发也营业了四个多月。有天晚上笔者听见外面乱哄哄地闹了半夜,好象还来了几辆汽车,笔者边睡边骂:‘几条臭蛇早晚折腾死你们哥俩’。早上,笔者起来后发现平时早就应该开门的蛇圈,居然一点儿动静都没有。笔者急着上班,琢磨着也许是他们昨天晚上干累了?也就根本没往心里去。晚上下班时,大老远就看见小卖部旁边的蛇圈还是黑洞洞的。家里人说他们一整天都没开门了。笔者想:谁家里没点儿急事,再说跟我们又没关系。
又过了一阵子,大家都觉得路子不对了。刘九兄弟不仅见不到踪影,连手下的几个伙计都见不到了。有人说,那天晚上看到他们把蛇圈里的东西都装上汽车了,看来他们是散伙不干了。大伙说起这事都觉得很蹊跷,不是说他们的生意不错吗?凭心而论,刘九兄弟搬来几个月,除了跑过几次蛇外,他们还真没招惹过谁,平日跟谁都挺客气的。大伙议论了一些日子,逐渐也就把这事淡忘了。要是提起他们来,不少人还会感到挺可惜,因为他们这一走,街上几家买卖的营业额都下降了。
半个月后,笔者正好在小卖部,大白天的忽然看见四五个警察,从辆吉普上急匆匆地走下来,后面还跟着两个穿西装的南方人,他们径直冲向蛇圈。三下五除二就把铁门撬开了,笔者把脑袋从窗口探出去,想看看他们要干什么。过了一会儿,几个警察失望地走出来,嘴里还商量着什么。
“能问问您吗?”有个老警察走了过来。“他们是什么时候走的?”他指了指旁边空荡荡的蛇圈,很客气地问笔者。
“不知道,反正有半个月没见到了。”笔者从来不敢与政府作对。
“走的时候也没说去哪?”老警察依然不死心。
“他们晚上是偷偷摸摸走的,白天买卖还火着呢,晚上就没人了,这几天还有找他们买社的呢。怎么了?”当时笔者心里直打鼓,是不是他们贩卖熊掌的事败露了。要是警察同志打听这事儿,笔者就准备全盘交代,好坦白从宽。
出乎意料的是老警察只是摇了摇头。他又带着人在附近转了几圈,看来没找什么了,不久便走了。
《外地人在北京》 第四部分一夜间消失的部落(4)
中国老百姓就是这样,什么事摊上警察就热闹。有了女的就花哨。晚上什么希奇古怪的推测都在街面上传开了,竟有人说,刘九兄弟肯定跟前些日子在六里桥打死警察的那帮东北人有关系。笔者不愿意和他们瞎掺糊,一直在小卖部走生意。天黑以后,笔者总觉得有人在小卖部附近转悠,果然没多一会儿,两个穿西装的外地人就走了过来。他们先在小卖部买了盒烟,然后就跟笔者搭讪起来。一张嘴笔者就知道他们是广东人:“兄弟。”其中一个岁数稍大的问:“他们到底是什么时候走的?”他还是指着蛇圈。
笔者终于想起来了,他们就是下午和警察一起来的那两个南方人。“有半个月了,下午我跟警察都说了。”
广东人一脸焦急地撮着手,偶尔两个人还很无奈地相互对望一眼。“他们好象还有个住的地方,你们去找找看。”笔者说。
“已经找过啦。”广东人长叹一声。
“到底怎么了?”笔者问。
岁数大相当广东人仰面望天没再说话,另一个则气哼哼地说:“他们卖了我们四十多万的货,现在已经跑掉啦。”
笔者联系起刘九他们的一惯谈吐终于明白了,看来他们以前肯定也骗过一个贵州人,这回又把广东人骗了。“你们为什么早不跟他要钱?好象已经干很久了吧?”
年轻的广东人可能有些激动:“一开始都是给钱的,生意也做很久啦。后来他们说资金紧张,暂时缓一缓。大家做生意都有信誉啦,我们就把货发出来啦。”他突然指着同伴恼怒地大声说:“我早就和你说过,不要和北方人做生意,他们没有信誉,都是骗子。你不听呀!你不听呀!现在怎么样?”
“话不能这么说。”笔者有些不爱听。“你只能说,不应该和东北人做生意。”
“不说啦,不说啦。麻烦您啦。”广东人没兴趣与笔者争执,他们摆摆手便躲到一旁商量什么去了。
刘九的海鲜批发站就像南美的玛雅文化,一夜间就从地球上消失了,此后笔者再没见过刘九、刘十,没再没听说过关于他们的消息。看来这哥俩一半是商人一半是骗子,计划周详,方法得当。做商人的时候像模象样,当骗子的时候干净利落。也许这种人还能在北京混一段儿,也许还会有不少人受他们的骗,但笔者相信他们最终是不会有好结果的。
《外地人在北京》 第四部分默默无闻的征服者(1)
(温州人天下无敌)
所谓生意,从字面上理解应该就是生存的意义,后来竟成了商业贸易的同义词,生活就是得挣钱,如此解释倒也不算荒谬。
有人说广东人会做生意,有人说上海人天生是来的生意人,更有人说回民的老祖宗阿拉伯人就是经商来的,他们才是最出色的买卖人。其实上海更多是外力作用的结果,广东靠的是优惠政策和毗邻香港,至于回民祖上的事就不要提了,作为国民主体的汉族一样有自己光荣的祖宗,现在不还是发展中国家吗?实际上中国最执着的生意人应该是浙江温州人。他们没有港澳的经验可以借鉴,不靠国家的优惠政策,更没有广阔的市场腹地可以利用以至不依靠外来资本的介入。他们有的是从小就要做生意人的信念,是对利润和市场出色而敏感的洞察,是关山万里、不畏险阻商人的气魂。
其实也就是近十几年的样子,温州人成了商人的另一种称谓,有些无聊之徒竟把他们称为中国的以色列人。报纸杂志上连篇累牍地报道温州人经商是如何如何精明,温州人脑子是多么多么灵活。全国各地都有人在惊呼:温州人是怪物,他们掏空了我们的口袋。
的确在全国最偏僻的地方都可以见到温州人的身影,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有温州人的足迹,甚至有人在南美安第斯山脚下都见过温州人开的杂货铺。一位温州朋友说:“有蓝天的地方就有中国人,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温州人开的买卖。”一些颇有点形而上的学问家,竟撰文道:温州是中国告别内陆黄土文明,走向蓝色海洋文明的希望。学者们可以坐在书斋里,摇头晃脑地杜撰些自以为骇俗而精辟的文字。其实如果真正走进温州人的生活,就会发现什么蓝色文明、黄土文明对他们来说都是荒谬可笑,甚至是幼稚的。
笔者一直对所所谓的文化决定论嗤之以鼻,因为那都是些华丽而无用的废话。在逆境中求生才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如果失去了这个动力,那么任何一个民族、社会都会走向消亡。历史上有很多民族消亡了,而也有不少民族在历尽磨难后凤凰涅重生了,就是这个道理。也正因为这个原因,温州人才会在一个传统农业社会中独树一帜地搞起了贸易。
温州地处浙南,临海靠山,人口众多,土地稀少,贫瘠的山地几乎占温州面积的百分之九十以上,除了海产温州只有人口是富余的。如果去温州旅游会发现这里山青水秀、碧海蓝天,可要想在这里生活则是另一码事了。从中国传统农业经济的角度看,温州几乎是片不毛之地。精明勤劳的温州人在漫长的岁月里发现只有走出去才可以生存,于是他们练成了在夹缝中求生的本事,他们发疯似的干起贸易,一干就是几百年。
据说当年明太祖朱元璋搞海禁而不许片板小海,可聪明的温州人便用竹筏运输货物。在文革期间一切商业活动都成了投机倒把,而倔强的温州人却不理会这套,求生意识和经商传统使他们在温州自发干起了中国第一个贸易市场,一九七五年时这个贸易市场每天的流动资金数额已经高达一亿元人民币。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温州自然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典型,据说取缔这个市场时还发生了流血事件。
今天温州不仅是浙南最大的商品集散地,还是商业人才的最大输出地。温州人走向全国,走向世界,实际上他们已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