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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费先是时断时续，最后变成了断线的风筝，徐悲鸿和蒋碧薇无奈之下，只好去打工，奔走好久才找到两份临时工，徐给书店出版的小说画插图，蒋给罗浮百货公司做绣工，报酬都很菲薄，要赖以谋生很难。他们终于发现，在巴黎已走到了山穷水尽处。
陈丹青在南京师大艺术学院的徐悲鸿艺术研讨会上发言，感叹徐之所以成为一代大师乃是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其中说到他留学欧洲那一段，充满羡慕——“徐先生在法国，区区留学生，竟然买各种艺术品，钱花光了，就打电话给军阀时期驻法国公使要学费，公使马上给他寄过去——今天满世界哪里去找这样的事？”这与我在蒋碧薇回忆录看到的有所出入。
“你们把遗嘱写下来”
面对请愿的学生代表，教育总长刘哲大喊：“我要把你们统统枪毙，你们把遗嘱写下来，好叫家属来领尸。”
1927年，张作霖统治北京的时代，以刘哲为教育总长，将北京原来8个国立大学合并为一个京师大学，刘自兼校长。8校师生反对合并，学生会派代表向刘哲请愿。刘在教育部召见，先是一一问代表姓名，家在何处，北京有无亲属，而且办公桌前摆好了8副纸笔。当代表们感到莫名其妙时，刘一拍桌子，大喊：“我要把你们统统枪毙，你们把遗嘱写下来，好叫家属来领尸。”旁边的教育次长说：“总长发脾气了，你们快下去吧，不要自讨苦吃。”其时，刘哲在京城真是炙手可热，随便下个纸条，就能把人抓起来。当然，他的一个条子，也可以把亲戚朋友的子女送进大学里。
已改称京师大学文科的北大第一院，有一次发生考试风波，刘哲召见学生代表，经济系的千家驹是其中之一，他们鱼贯而入，向刘行鞠躬礼，当时北京学生多穿蓝布大褂，两边有插兜，手可以放在里面取暖，时值冬天，千家驹在鞠躬时没有把手拿出来，被刘哲发现了，先是问姓名，接着拍桌子大骂，说：“你不要说见我教育总长，就是见我京师大学校长也不应该把手放在插兜里行礼啊！见我教育总长又是京师大学校长尚且如此傲慢无理，对其他师长更可想而知了。你进来时把手放在兜里，吓了我一大跳，我还以为你拿个炸弹来炸我呢！”又说：“你们这些当代表的没有一个好东西，平素不用功，醉心‘平等’、‘自由’之说，所以最害怕考试。你们迷信胡适、蒋梦麟之流，他们都是‘赤化分子’，我叫你们用功读书，你们就骂我‘老牛’，真是岂有此理。”“你们只要好好读书，将来自有你们的好处。你们看我，我以前在京师大学堂读文科，整天在家里圈圈点点的，所以能有今天，做了教育总长，又是京师大学校长，不用功行吗？”
千家驹说刘哲是“沐猴而冠”，只知道升官发财这一套，在刘的眼里，包括胡适、蒋梦麟在内都成了“赤化分子”，另一方面，只要他一句话，阿猫、阿狗都能当教授。在他治下，王世杰、燕树裳等教授纷纷南下，离开北大。这大概也是北大历史上最黑暗的日子之一。
钱昌照遍访各路军阀
张宗昌一见面就拍着胸脯对钱昌照说：“如果你想当官，绝对没有问题，任何方面我都可以介绍。”
1924年，自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牛津大学学成归国的钱昌照，怀抱着“工业救国”之志，那年他只有二十五岁，因为父辈与张謇有交情，凭张謇的介绍信，他在一年多时间里，走北穿南，遍访各路军阀。他最先到了东北，张作霖没有给他留下什么深刻的印象，对少年英俊、大清早就出外练兵的张学良，他倒是颇有好感，认为此人很有希望。他住在姜登选家，遇到的人当中包括了粗鲁的军阀张宗昌，一见面，张就拍着胸脯对他说：“如果你想当官，绝对没有问题，任何方面我都可以介绍。”从沈阳到张家口，冯玉祥招待他吃午饭，两菜一汤，这比后来冯请蒋介石吃的白菜炖肉待遇还高，他说冯滔滔不绝地讲了一番救国救民的大道理。
从张家口到太原，阎锡山说先要把山西建设成模范省，做其他省的榜样，他注意到阎讲话时，眼睛忽开忽闭，是个城府深、花样多的人。太原到开封，他见到胡景翼，感到胡虽是军人，却有一些见解，只是身体不大好，虚胖到难以行动的地步。开封到洛阳，正是秀才吴佩孚“八方风雨会中州”之地，吴的秘书长杨云史和他同乡，兼有亲戚关系，和吴见面时，在座的还有白坚武、蒋百里，穿着棉袍、白薯屑落了一身的吴招呼他一起吃烤白薯，大谈自己的做人哲学，对外国人不叩头，不躲进租界，还有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等。他从吴的谈吐感到此人有些迂，不是有希望的人。最后他到了南京，去见据有长江三角洲的“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当孙从内室出来时，满嘴喷出的都是鸦片烟味，孙的谈话和阎锡山很相似，说是要把苏、浙、赣、皖、闽五省建设成全国的模范区，那时上海也属于江苏管辖。不过他感到孙说话吞吞吐吐，令人难以捉摸。
回到常熟家中，钱昌照觉得没有一个军阀可以依靠来实现他“工业救国”的抱负，有些失望。不久，他收到孙传芳的来信，邀请他当秘书处处长，还附了聘书。他把这件事告诉张謇，还有家里的亲人，他们都主张他应聘，认为孙重用地质学家丁文江，是个有作为的人，和他的看法不一样。他扬言自己选择吴佩孚，实际是到上海江湾找个房子躲起来，读中国通史，一读就是一年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