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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先都必须向我们报告，获得许可后方可施行。三、从现在起，不准互相交谈，打暗号。
不准唱歌、哼戏、怪叫。上述三条纪律，必须严格执行，如有违反，将按照押解规定予
以制裁，直至执行枪决！都听明白了吗？”
金国安、李白波、费磊、王慧珍、陈冬芳都以连连点头表示，只有傅索安张嘴应了
一声：“明白了！”
这时，看守所的大门打开了，从外面开进来两辆警车，车上有几名天津方面的警察，
其中有一个是女的，他们跳到地下，跟内蒙古同行说了几句话，双方就把犯人往警车上
押，傅索安、王慧珍、陈冬芳一辆，金国安、李白波、费磊一辆。
警车一驶出看守所大门，尽管马路上空旷无人，但还是鸣响了警报器，尖厉的警报
声刺破了黎明的寂静，马路两侧的不少住家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都爬起来开门开窗探
看。警车很快就驶抵天津火车站，傅索安六人被押下车，被命令待在一间空行李房内，
天津、内蒙古的十几名警察如临大敌一般地守在行李房周围。
行李房里，费磊正好坐在博索安旁边，这个初中二年级的学生侧着脸，用稚气未脱
的眼睛望着傅索安，小声道：“傅姐，难道我们就这样完了？”
傅索安冷冷一笑，悄声道：“没准吧！”
这时，那个女民警推门而进，对着傅索安喝道：“不许说话！”她拉了张椅于，在
傅索安面前坐下。这个举动使傅索安被迫取消了和费磊说几句话的意图，她没有料到，
这是她和费磊在人世间的最后一次对话。
傅索安一行的这次特殊旅行，是先从天津去哈尔滨，然后从哈尔滨那边进入内蒙古。
天津市公安局已经和铁路方面取得联系，让在徐州开往哈尔滨的17O次直快列车上留出
两个硬卧席厢（12个铺位），供内蒙古警方押解犯人用。清晨4点39分，170次直快准点
直驶抵天津站，在站台边缓缓停下。警察把傅索安六人押上最后一节车厢，分别在最末
两个席厢里安顿下来。六名犯人，每人一张卧铺，松开手铐的一个箍套，铐在床铺铁架
上。额尔古纳左旗公安处的五个追捕人员和天津警方借援给内蒙古同行的那个女警察，
三个一组待在席厢里，严密监视着犯人。
4时52分，170次直快列车汽笛长鸣，驶离天津车站。王慧玲、陈冬芳禁不住泪如雨
下，抽泣不已。
170次直快抵达哈尔滨后，按照押解计划，他们是在四小时后上开往海拉尔的列车。
这四小时，当然不能押着犯人出站，追捕人员就把傅索安六人押往车站派出所在站内的
治安值班室，关在里间，等列车来了好上路。
这六人中，也许是傅索安最早动脱逃念头，但是毫不犹豫付诸实施最早的却是费磊。
这费磊出身工人家庭，自幼就是顽劣小子，长得又瘦又小，在学校里人都称他“瘦猴”。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经过将近两年无法无天的造反生活，他更是自由自在惯了，想
干什么就干什么。现在冷不防被一副铐子扣住了双手，丢失了自由，对于他来说，真是
比死还难过。所以，费磊打定主意，认定一个“逃”字。他不像博索安那样，做事会动
脑筋，前三后四反复考虑后方才实施，他是不由分说，逮住机会就上。列车行驶途中，
费磊想逃，但因为看得紧，只得罢休。现在，被关在治安值班室里，便认为时机已到，
决定开始实施脱逃。
费磊瞅准追捕人员都去吃饭，外面只留下那个天津女民警的机会，走到门口提出要
上厕所。那个女民警让他等一会儿，他不肯，摆出一副准备大吵大闹的架式。车站派出
所的一个民警见了，便带费磊去。到了厕所门口，那个民警用钥匙给费磊开手铐。刚刚
打开一个箍套，费磊突然蓄足劲道把一大口口水吐向对方脸部，随后拔腿便跑。
那个民警被口水蒙住了眼睛，伸手乱抓了一把，没揪住费磊。
待到擦去口水，定睛一看，费磊已经逃出十几米开外，马上紧追不舍。费磊接连蹿
过几条横道线，来到一列停着的货车前，这是最后一条铁路了，过了这条铁路翻过不高
的围墙，就算逃出车站了。费磊毫不犹豫，低下身子往车底下钻，想钻过列车，攀墙而
逃。后面追赶的那个民警看见列车前方已经亮出了开车信号，不禁大惊，连忙扯开嗓子
发出警告：“别跑！危险！”
但是已经迟了，费磊整个身子此刻早已钻进货车底下，就在这时，列车启动了。于
是，悲剧发生了！
费磊之死对于博索安五人来说，是一个严重的刺激，他们在接下来的旅途中，几乎
没吃一点东西，每个人都呆呆地坐着，神情木讷，形如木偶。追捕人员从人道主义出发，
自己掏钱买了烧鸡，分给五个犯人吃，免得他们饿出病来。
1968年5月6日下午，傅索安一行被押到了额尔古纳左旗公安处所在地根河，囚于公
安处看守所。傅索安作为首犯，仍是单独关押。当天晚上，看守所把他们五人开出去，
带到了一间会议室样的屋子里，由公安处一位干部对他们进行教育。原来，工作组知道
傅索安一行已经押解来后，决定在5月8日、5月9日两天举行现场批斗会。公安处方面担
心在押解途中出事故，所以派干部对傅索安五人进行教育。干部在教育中宣布费磊已经
自绝于人民，警告其余五人不要走费磊之路，还说这是边境地区，军警民的革命警惕性
极高，要想逃脱那无异于是白日做梦，痴心梦想！
这次教育对于傅索安来说，是一个提醒，但并未打消她脱逃的念头，而是提醒她应
当谨慎行事。当天晚上，她开始盘算如何利用这次难得的机会实施脱逃，以及脱逃成功
后的去向，她决定游过额尔古纳河，逃往苏联。至于逃过去之后的事，傅索安不去考虑
了，她认为自己如若不逃也是死路一条，逃过去最坏的打算也是死，扯平。如果不死，
则是她的福分了。
次日一早，傅索安、金国安、陈冬芳、王慧珍、李白波五人仍被扣上手铐，押上警
车。经过长途行驶，于当夜押抵奇玛村。押解民警从安全角度考虑，停车后没让押解对
象下车，就在车上待到天明。
1968年5月8日，工作组在鲍家庄召开批斗会，对傅索安等六个“黑手”的罪行进行
揭发、批斗。鲍家庄的社员对“黑手”恨之入骨，除了口诛，有少数人还跳上批斗台以
暴力教训这五人，就像当年对付地主恶霸一样，要不是押解民警尽力阻止，五人没准都
是直着上台，横着下台。五人中傅索安因是首犯，接受的教训最为深刻，等到批斗会结
束时，她的半边脸面肿得像发面，一只眼睛呈青紫色，鼻子淌血，头发也被拉掉了一束。
批斗会结束后，傅索安五人被押回奇玛村，这天晚上他们被关押在原先他们所居住
的集体户里。
奇玛村的社员对“黑手”的看法和鲍家庄不同。他们认为傅索安等人如此作为是为
了奇玛村，并非为他们自己。因此，尽管他们一方面出于无奈接受工作组的命令安排5
月9日将在奇玛村召开的批斗会，另一方面则尽可能给傅索安几人以照顾。傅索安五人
刚被押回集体户，已撤去生产队长职务的李能达和妻子郭菊花，以及其他一些社员就拿
着鸡蛋、鸡汤、肉包子、饺子等来到集体户。
郭菊花见傅索安被打成这副模样，马上让人叫来生产队卫生员，给干女儿治疗。
公安人员对于奇玛村社员和犯人的接触采取眼开眼闭的态度，这倒不是他们同情傅
索安等人，而是怕困阻止这种接触而和奇玛村社员发生矛盾，惹出些什么事情来。但是，
这种宽容是有限度的，一小时后，公安人员就相当坚决地劝社员离开集体户，并且不许
在外面停留。接着，公安人员开始安排警戒措施。
本来，公安人员是有设想请奇玛村方面派人协助值夜看守的，但是，先前这一幕使
他们对这个想法产生了动摇，生怕协助看守的社员制造机会让犯人脱逃。这样，全部看
守任务便由他们自己担任。集体户一共有三间屋子，东、西两间是卧室，中间一间是客
堂，公安人员把傅索安单独关押在西屋，扣上了手铐。其余四人关在东屋，两人一副手
铐，全部和衣而卧，因此也不分男女。他们自己没地方睡觉，就坐在客堂里。
就在这天晚上，傅索安脱逃了。事后公安人员总结会时分析，造成这个女犯人脱逃
的原因，是他们监管措施不严，没有明确的责任分工，并且喝了酒，致使下半夜警戒出
现失误。原来，执行这次公务的六名公安人员中，有三人是蒙古族。他们出门时，往行
装里塞了酒壶，因为他们基本上每天都须喝酒。这天晚上，他们不能睡党，坐着聊天，
无事正好喝酒。好在客堂里有现成的锅灶，他们事先向社员买了三只鸡和一些腌野味，
合在一起煮了一大锅，六个人一起吃喝。起先，他们还保持着警惕性，过一小会儿就有
一个人起身离座去两个卧室门口，打开房门往里观察。由于每次都见犯人睡得好好的，
渐渐也就大意了。喝完酒，已经是9点多钟了，六个人中的那位负责者张科长亲自去两
个卧室检查了犯人，一直仔细到查看手铐是否完好，确认不会发生什么情况后才退回客
堂，作了安排：从现在到天亮还有9小时，轮流看守，每个人一个半小时，他以身作则
第一个。
安排妥当后，其余五人马上或靠墙或倚桌休息，张科长则在客堂里踱步，隔一会儿
就推门检查犯人情况。一个半小时后，张科长唤醒了第二位值勤人，待对方检查犯人人
数后，坐下休息了。
等到第二位开始执行勤务时，一直在装睡的傅索安开始行动了。早在天津开往哈尔
滨的列车上，她已经在研究不用钥匙打开手铐的法子了。作为高中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