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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节：厚黑教主自传（6）
我父尝说：读过三个人的治家格言，都是主张早起，朱柏庐云：“黎明即起。”唐翼修云：“早眠早起，勤理家务。”韩魏公云：“治家早起，百务自然舒展，纵乐夜归，凡事恐有疏虞。”（我曾查韩魏公及唐翼修所云，系出“人生必读”书内，“刿心要览”中无之）故我父每日鸡鸣即起，我自有知识以来，见他无一日不如此。虽大雪亦然。其时无有泽火，起来用火钟敲火石，将灯点燃，用木炭在火笼中生火烤之，用一小土罐温酒独酌，口含药芋，坐到天明，将本日工人应作的活路，及自己应办的事详细规画定。父常说：“一年之计在于春，一日之计在于寅。”盖实行此语也。我与父亲同床睡，有时叫我醒，同我讲书，谈人情物理，有时喊我，我装做睡着，也就算了。可知他独坐时，都在研究书理。但他在灯下，从不看书。我母亲引着小兄弟，在隔壁一间屋睡，有时把我母喊醒，用广东话，谈家务，及族亲的事。此等情景，至今如在目前。我父亲早起，我见惯了，所以我每日起来颇早。曾国藩把早起二字，说得那么郑重，自我看之，毫不算事，我父曰：“以身教，不以言教”，真名言哉！
我父起居饮食，有一定的，每晨，命家人于米锅开时，用米汤冲一蛋花调糖吃。人言米锅内煮鸡蛋吃，最益人，我父不能食白蛋，故改而食此。半少午，吃几杯酒，睡一觉，无一日不然，不肯在亲友家宿，必不得已留宿，这鸡鸣时之酒与火笼，早晨之蛋花，主人必须与之预备，即在韫山公家宿，韫山公也要准备。我祖母姓曾，是亲戚，父往贺留宿，与雷铁崖同一间屋，我父鸡鸣起来，独坐酌酒，把铁崖呼醒谈天。后铁崖向我说道：“你们老太爷，是个疯子，天未明，即闹起。”一般人呼我为疯子，我这疯病，想是我父遗传下来的。后来铁崖留学日本，倒真正疯了。（事见拙著厚黑丛话。）
我父常对我说：“凡与人交涉，必须将他如何来，我如何应，四面八方都想过，临到交涉时，任他从那面来，我都可以应付。”所以我父生平与人交涉，无一次失败，处理家务，事事妥当。工人做工时间，无片刻浪费，这都是得力于早起独坐。我父怕工人晏起了，耽搁工作，而每晨呼之起，又觉得讨厌，他把堂屋门作得很坚实，见窗上现白色，再开歇房小门一看，天果然亮了，即把堂屋门，砰一声打开，工人即惊醒。
我父见我手中常拿一本书，问我道：“这章书怎么讲？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颜回朝日读书，不理家务，犹幸有一瓢饮，如果长此下去，连箪食瓢饮都莫得，岂不饿死？”一连问了几问。后来我把握，想起，他再问，我说道：“这个道理很明白，颜回有他父亲颜路在。颜路极善理财，于何征之呢？论语载：“颜渊死，颜路请子之车，以为之椁。”你想：孔子那么穷，家中只有一个车儿，颜渊是孔子的徒弟，他都忍心要卖他的，叫孔子出门走路，可见颜路平日找钱之法，无微不至。颜渊有了这种好父亲，自然可以安心读书，不然像颜渊这种迂酸酸的人，叫他经理家务，不惟不能积钱，恐怕还会把家务出脱。”我父听了大笑。从此以后，再不叫我讲这章书了。近日颇有人称我为思想家，我闭目冥思，在家庭中讨论这些问题，也是渊源之一。
我父购的基业，在离汇柴口数里张家山附近，由张家山前进数里，有位王翰林，名阴槐，字植青，与宋芸子同榜，王得编修，宋得检讨。王之父名瑞堂，与我父同当仓酋，植青妹，嫁与杨姓，与我家边界相连，我往杨家，见植青书有一联云：“观书当自出见解，处世要善体人情。”这二句，我常常讽诵，于我思想上很有影响。
我所引以为憾者：家庭中常常讨论书理，及人情物理，而进了学堂，老师初则只教背读，继则只讲八股，讲诗赋，有些甚至连诗赋都不讲，只讲八股，像我父所说：“书即世事，世事即书”一类话，从未说过。“孺子入井”，及“尧舜禹汤”这类问题也从未讨论过。叫我看书，只看四书备旨，及四书味根录，这类庸俗不堪之书，其高者，不过叫我读四史，读古文而已。其他周秦诸子，及说文经解等等，提都未提过。迄今思之，幸而未叫我研究说文经解，不然我这厚黑教主，是当不成的。所谓“塞翁失马，安知非福”，我当日因为八股试帖，不能满我之意，而其他学问，又无人指示门径，朝日只拿些道理，东想西想。我读书既是跑马观花，故任何书所说的道理，都不能范围我，而其书中要紧之点，我却记得，马越跑得快，观的花越多，等于蜂之采花酿蜜，故能贯通众说，而独成一说，而厚黑学三字，于是出现于世。要想当厚黑教主第二者，不妨用这种方法干去。
第27节：厚黑教主自传（7）
八股文规律极严密，四书备旨，及味根录等书，虽是庸俗，而却字字推敲，细如藕丝牛毛。我思想上是受过这种训练的。朋辈中推我善做截搭题，凡是两不相关之事，我都可把他联合来成为一片。故我著书谈理，带得有八股义法。因此我在迂老随笔中，曾说：“道家者流，出于史官，儒家者流，出于司徒之官，厚黑学，则出于八股之官。”
八股时代，有所谓考课，是用以津贴士子的，自井分县，有四季课，富顺县城，有月课，（自井离县九十里，专人下去，得题飞跑回井，把文作起，连夜送进城）自井文武庙鸿文书院，及贡井旭川书院，不时也有课，我读书，米是家中挑，靠考课得奖金，作零用及购书之费。文字非翻新立异，不能夺阅者之目，故每一题到手，我即另出一说，不遵朱注，也把众人应说之话不说，力求新异，兹举两个如后：
（一）有一次，月课题，“彼恶敢当我哉”，我即用曹操伐吴，孙权拔刀斫案，起兵拒之，那个意思，把彼字指秦楚燕赵韩魏六国，其间我也买些战国策这类书来看，大旨言：“彼秦国如何，而我齐国则如何……彼秦恶敢当我。”“彼楚国如何，而我齐国则如何……彼楚恶敢当我。”“……彼魏恶敢当我。”
（二）又一次，月课题，“子曰，直哉史鱼，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卷而怀之。”我作了两卷，（甲）第一卷说：此章书，是孔子在陈绝粮时所说，因为“卫灵公问阵于孔子，孔子对曰：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明日遂行，在陈绝粮，从者病，莫能兴，子路愠见……”众人有怪孔子所对，不该那么直率的，有怪不该立即走的。于是孔子就举卫国二人为证，说道：“你们怪我不该那么对答，你看卫国的史鱼，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我若不直对，岂不为史鱼所笑？你们怪我不该立即就走，你看卫国的蘧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卷而怀之，我若不走，岂不为蘧伯玉所笑？”（乙）第二卷：因为“直哉史鱼”，和“君子哉蘧伯玉”的文法，与“孝哉闵子骞”是一样的。聊斋上王玉斋一段，不是会说“孝哉即是人言”吗？因此我说“直哉史鱼”，和“君子哉蘧伯玉”，都是世俗之言，而孔门家法，与世俗不同，子为父隐，父为子隐为直，证父攘羊不直。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逊，故孔子对于史鱼，深有不满，意若曰：“你们说：‘直哉史鱼’，他不过‘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罢了，真正的直，岂是这样吗？春秋之世，正可谓无道之世了，而孔子志在救民，栖栖不已，见蘧伯玉卷怀而退，也是深所不满，意若曰：“你们说：‘君子哉蘧伯玉’请问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卷而怀之，‘可’乎哉！”重谈可字。朱注，明明说伯玉出处合于圣人之道，我这种说法，显与朱注违背。
这三本卷子，都被取录，我未读过古注，不知昔人有无此种说法，即使有之，也是暗合。我凡考课，都取这种方式，八比文本是对偶，我喜欢作散行文，题目到手，每一本立一个意思，意思写完，即算完事。又另换一本。这个方法，又不费力，又易夺阅者之目。至于作策论，那更可由我乱说了。我生平作此等文字，已经成了习惯，无有新异的文字，我是不喜欢写的。不过昔年是作八股，作策论，今则改作经济、政治、外交等题目罢了。张君默生信来，称我为大思想家，误矣！误矣！
我与雷铁崖（名昭性）雷民心（名昭仁）弟兄同学，大家作文，都爱翻新立异，铁崖读书很苦，他家中本来命民心读书，命他在家作工，他常对我说：“家中命我割青草，挑在涌井去，每挑在一百斤以上，硬把我压够了，看见民心挑行李进学堂，有如登仙。”他请求读书，经家中许可，免去作工，但一切费用，家中不能担任，因彼时其家实在无力担负二人读书之费，故铁崖攻课，每次至少都要作两本，而民心则可做不可做，使彼时无所谓月课，则铁崖将在家中作工修老矣。其留学日本，则系岳家出银五十两作路费，到日本纯以卖文为活。民心天资较铁崖为高，铁崖则用死功，作文“语不惊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