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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腐败吗？
的确，北魏王朝一日日走向穷奢极欲。有人连马槽也要用纯银的；帐篷早就不知丢到什么地方去了；现在，他们的园宅“飞馆生风，重楼起雾，高台芳榭，家家而筑，花林曲池，园园而有”（《洛阳伽蓝记》），使见多识广的南朝豪贵看了都瞠目结舌；王室代表，河间王元琛，有一大遗憾：恨不能与当年晋朝首富石崇比比谁更阔气。
像任何一个王朝一样，腐败当然是北魏覆亡的一个重要原因。
但是，元宏的汉化在其中有没有责任呢？
且不说汉化在北魏不肖王孙的堕落过程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汉家的享受可真是远远超过了这个曾经淳朴的北方游牧民族呢。事实上，每个强行闯入汉家天地的民族，都有刘姥姥进大观园的惶恐和自惭形秽。直到如今，中国的饮食文化还是世界第一，中国餐馆更是遍布了地球的每个角落。
元宏视为纶音圣语的儒家理论，在其中又起了什么作用呢？
“仁”是儒家的核心。和平博爱的大同世界是儒家最终的理想。他们世世代代有个美好的梦：用君子善良的德行感化所有的人，就像一阵风轻轻吹过，把杂乱的野草梳得整整齐齐，如此不用打打杀杀就能把天下治理得井井有条（“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把自己国家治好了，四方自然就会翕然归化（“苟行王政，四海之内皆举首而望之欲以为君”——《孟子》）。
尽管必要时也不得不吊民伐罪，但儒家毕竟最反感战争。卫灵公曾向孔子请教军事上的学问，孔子一口咬定实在没学过军旅之事。于是宾主不欢，第二天就离开了卫国。
儒家各位大师穷一生之力孜孜以求的终极目标：致中和，就是希望能使苍生、使天下，达到一个和谐平稳的美好境界。
然而和谐的取得常常不是强化弱的一面，而是削弱强的那方。
“过犹不及”、“中庸”、“质胜文则野”、“好勇疾贫，乱也”、“胜残去杀”……儒家先贤们不厌其烦地在各个场合，一次次教训着、提醒着平衡和克制的必要，一次次警告着失去约束的力量肆意放任将会是多么危险——而且这种力量越是强大就越是可怕。
这种观念在我们的国粹中医上有微妙的反映：对于过剩的精力或者过强的身体机能，他们都视之为病症，用了一个不祥的字来形容：“亢”。要想健康，一定得想法子，用“镇”、“平”、“滋”等手段，使之降至正常，归于协调。
这套理论虽然看起来十分迂阔，但潜移默化的力量是巨大的。不管你曾经是多么野蛮的民族，只要开始把儒家思想作为统治的理论基础，无论真心也好，借用也好，天长日久，渐渐就会不知不觉受其影响。
仁义和中庸的儒家思想就像一张柔软而坚韧的砂纸，轻轻地、温柔地、慢慢地，磨钝了你的尖刺，磨平了你的锋刃，磨滑了你的毛糙。
也许哪天早上起来，出现在镜子里的已不再是那位筋肉暴起满面虬髯、一身腥膻的粗豪大汉，而是一位峨冠博带大袖飘飘、低眉顺眼文质彬彬的白净书生。
放马南山铸剑为犁，一代代和平的梦里，一位位武士卸下了铁甲。当年弯弓射雕的豪迈，变成了酒席间的游戏：“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论语》）”。看啊，他们即使是争斗也是那么的温文尔雅。
孔子肯定没想到，如此发展下去，两千多年后，以身处礼仪之邦而沾沾自喜的君子们会为辞上座、后进门之类琐碎的所谓礼节展开一场场滑稽的争斗。但尽管如此迂腐可笑，荒唐背后蕴藏的谦让，却也的确让人看到了实现终极和平的“大同世界”的可能。我崇敬创建了这套思想的孔子等大师，他们确实是圣人——他们指的方向，正是人类不懈追求的和平之路。
他们代表着文明，代表着希望。
尽管他们的目标高高挂在天上。
就在这浓浓的儒学氛围里，北魏王朝从马背上翻身下来，如沉醉于熏风那样，从心底慢慢褪去野性，慢慢消磨桀骜，慢慢滋生温柔。
一双双弯弓握剑的毛茸茸大手渐渐低垂，皲裂而宽大的手掌渐渐脱去老茧，渐渐白嫩光滑，小指不知不觉挑起……昔日让敌人闻风丧胆的北魏军团，翱翔在北方的无敌雄鹰，就这么在儒学的熏陶下变得温和慵懒，骨软筋柔。
当然不可避免的，在肉体和精神上都变得软弱！
而背后，正像开疆拓土时的北魏那么矫健的柔然、突厥，血红的瞳子死死地盯牢了这片变得温情脉脉的大地。他们才不念叨什么仁义道德呢，只是一下又一下用力地磨砺着刀箭，在大漠、在草原无日无夜地操练着武功。刚饮过马血的嘴角对着北魏巍峨的宫阙流露出讥讽而残酷的冷笑。
甚至轮不到他们发难：即使是北魏内部，那些在汉化中遭受冷遇，见到方块字就咬牙切齿的武将早就不耐烦了，日日夜夜地在阴森森的密室里用鲜卑语重新召唤着野性。
就算是同样的健壮，同样的敏捷，同样的训练有素，交战双方中如果有谁对人生、对文化、对命运有了感悟，并常常为此深思，那他必定会败给全部精力集中于武器和目标的对手——
他的动作将会因为他的思想而迟缓沉重，他的锋刃也会为此而游离钝软。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期里，儒学可以说是四海一家时创建太平盛世的纲领，是削平天下后王朝长治久安的维系。
但在兵连祸结的乱世，在惨烈的厮杀争夺中，却简直无异于一剂药效强大的麻醉剂。
元宏最大的错误就是他看得太远了：他在天下未定，最需武力的时候用汉家的儒学削弱了自己原本强壮的身体——他的汉化实在是太早了、太急了一些。
就像一只急剧生长的龙虾，再需要换壳，也先得战胜身边的敌人，扫清四周之后。否则为了那个更舒展更宽裕、可以进一步壮大的新壳，而早早在危机四伏的战场上蜕下旧壳，露出毫无抵抗能力的诱人嫩肉，结果必定是成为仍旧披着坚硬老壳的对手的一顿美餐。
何况元宏的族人也太不理解他们主上的良苦用心了，他们实在无法跟上元宏的思路和步伐。因此这个危险的换壳过程不得不进行得分外的漫长、艰苦，成果也不得不更加的丑陋，乃至畸形。
但总得有人走这第一步，做这第一个牺牲。
元宏之后，汉化，明里暗里继续进行。加入的民族越来越多，等到基本上把整个战场的斗士都引向了璀璨的华夏文明，等到大家的野性一起慢慢弱化、慢慢消失，儒学的作用这才渐渐凸显……
乱世最需要的首先是武力，这道理其实很早就有人明白。
战国时赵武灵王就是其中最成功的代表。
他走的正好是和元宏相反的路：也是顶着举国反对的压力，他命令臣民脱下象征华夏文明的上衣下裳，换上小袖短衣，扎紧腰带，下了战车，拿上弓箭踩着皮靴跨上骏马，用当时被所有人认为落后可笑的胡服训练出一支强悍的骑兵。成果是小小赵国的战斗力从此在众国中数一数二。如果不是后来君王昏庸，用了只会纸上谈兵的赵括，以至长平惨败元气大伤，秦国的统一进程还得大大拖延。
孝文帝、赵武灵王，这两个谥号真正是贴切极了：一文一武，两个字轻轻涵盖了两位雄君的一生的探求。
在西方，对于文明与武力在统治中作用的孰轻孰重，也是一代代哲人苦苦思索的一大命题。
早在古希腊，斯巴达和雅典就进行了多年的实践尝试。
斯巴达走的是偏武的路子，孩子七岁就得进入军营，光头赤脚，布衣草席，严格军事训练，定期鞭抽棒打以练耐受力，直到60岁。他们十分排斥文艺，只要求人们能读会写，讨厌夸夸其谈。而雅典却盛行文学哲学，人人言辞华丽，谈吐侃侃，出了大量的诗人、哲学家，创造了辉煌的文明。
当他们的轨道不可避免地碰撞时，文输给了武：伯罗奔尼撒战争打了几十年，最终在公元前404年以雅典的投降落下了帏幕。
但偏文或是偏武都不是最后的胜利者，有人说他们是两败俱伤：
也是仅仅过了几十年，一支迅速崛起的军队，马其顿，征服了整个希腊。
造化总是无情的，它总在蛮荒源源不断地创造着一批批新的可怕力量。
那些新力量的代表们，所有的智慧都在血与火中，直接、干脆。他们用兽皮包裹着如铜块般撞击的肌肉，腰间系着战败者滴血的人头，从荒寒苍凉的远方呐喊着咆哮着，挥舞着冰冷锋利的大刀，向经过无数代先行者含辛茹苦建设起来的文明世界驰骋而来。
也许，他们在征服了先进却柔弱的文明后也将被这文明同化，但血迹未干，更远的远方，一支鸣镝嘶叫着破空而来，又响起了惊心动魄的马蹄声……
文明就像一朵朵娇嫩而又鲜艳的小花，在尸横遍野的战场上艰难而顽强地开放着，吸引着一拨又一拨剽悍的武士争夺，同时也不知不觉吸引着他们下马……
往事越千年。
当世界发展到计算机时代，也许，像有些人说的，已经看到了真正的全球和平希望。还有人说，现代即使是战争，也不过是几个高级头脑坐在电脑边，手指间的较量。似乎近身搏杀、刀光剑影即将永远地离我们而去。
似乎从此我们可以不顾忌来自背后，来自落后的威胁，可以像孝文帝那样，在先进的文明中追寻着和平、稳定、富足之路了。
发生在上个世纪的那场把整个星球蹂躏得遍体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