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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西方那为了自由民主而战的炮响。直至蛛网凌乱锈迹斑驳的大门被坚船利炮狠狠地撞开。
又是血与火，又是哀叫，又是屈辱，又是混乱……
又是无边的黑暗……
长乐老——最坦然的“贰臣”
自从读了冯道的传记，一直希望能见一见这位长乐老人的墓碑。不仅是想看看上面是否留下了千百年来数不胜数的卫道士火气十足的批判文字，就像顽童在墙上“某某人是大乌龟”之类的即兴创作，或者像一篇冒天下之大不韪的文章后唾沫横飞的跟帖；主要是觉得好奇：小小墓碑，如何篆得下这位不倒翁赫赫一长串连通五代的官名？——他的碑上，到底刻的是哪朝哪代，哪个职位？
中国历史上，对尚识廉耻的士人，最大的侮辱是什么呢？
乱臣奸臣？一般角色好像还修不到这个地步，等有了这样的实力时，这几个字就很可能得嘀嘀咕咕吞到那些敢怒不敢言的人肚子里去了。贪官赃官？遍地皆是，说不定骂别人的同时也就骂了自己。庸官？尸位素餐？不学无术？有本事你也来尸位一回？咱家才学不好，独你就是太白转世子建重生？
“贰臣”！
这两个字出来，立时不知有多少人涔涔汗下，湿透了楚楚的衣冠。
改朝换代大是大非之前，太平时代无论多么令人切齿的恶行丑态：狠毒贪婪也好、刁钻阴险也好、无能虚伪也好，统统成了滔天浊浪里微不足道的烂草浮沫。
作为臣子，忠贞不二，是我们这个以忠孝治国的古老国家最后也是最基本的道德底线。几千年来，作为立身纲领的三纲，第一纲赫然便是“君为臣纲”！好女不事二夫，大难临头，大臣岂能背弃君主？
失节女子尚得承受千夫所指，你个朝秦暮楚的反复小人如何有颜活在世上？
于是不知有多少人，在暗夜里咬着被角低声抽泣，为了当时一步已不可挽回的失足痛不欲生，狠狠地扇着自己憔悴的老脸。
泪眼矇眬里，身边的金碧辉煌锦衣玉食都成了最刻骨最残酷的讽刺。
“所愿者下不欺于地，中不欺于人，上不欺于天，以三不欺为素。贱如是，贵如是，长如是，老如是。”
字里行间的得意和欣慰，几乎能使后人看到，作者微笑着别袖于身后，傲然地俯视着天下苍生。而这几句话，却是出于历史上一个可能是最大的贰臣，末年对自己一生总结性的自叙中。
哦，准确地应该说，是“四臣”。他就是“历任四朝，三入中书，在相位二十余年”，奉事八姓、十帝，五代时中原几乎所有王朝的首辅重臣：冯道。
自叙里，冯道为自己取了一个号：“长乐老。”
“礼义，治人之大法；廉耻，立人之大节……予读冯道《长乐老叙》，见其自述以为荣，其可谓无廉耻者矣！”（欧阳修）
“朝为仇敌，暮为君臣，易面变辞，曾无愧怍，大节如此，虽有小善庸足称乎？”（司马光）
“位极人臣，国亡不能死，视其君如路人，何足重哉！”（胡三省）
“（冯）道之恶浮于纣，祸烈于（盗）跖矣。”（王夫之）
……
这就是后人对这位长乐老的评价。
好像能闻到文字背后的火药味，甚至听到了从一个个鼻孔里发出的或响或轻的“嗤”声。
他们的愤慨可以理解，然而，如果历史能够换个时空，让他们处于冯道的位置上，这些慷慨激昂的忠臣义士，又会如何表现呢？
最大的可能，是多了一批远走高飞的逸民，多了一批牢骚满腹的隐士，情况如果急了，应该也会出现一个两个如几百年后方孝儒那样的铁骨烈士。
来自他们所处时代对道德越来越严格的约束，他们是会为了气节，为了身后铮铮的英名，牺牲其他所有一切的。然而，沧海横流的时代，这种逸民隐士或者忠臣烈士，除了在历史上留下贞烈不屈的遗迹以激励后人，替后人的朝代在思想的稳固性方面添一块砖，加一根血淋淋光闪闪的梁，对于当时水深火热中的黎民，又能有多大的意义呢？
自从读了冯道的传记，我一直有个小小的愿望，希望能见一见这位长乐老人的墓碑。不仅是想看看上面是否留下了千百年来数不胜数的卫道士火气十足的批判文字，就像顽童在墙上“某某人是大乌龟”之类的即兴创作，或者像一篇冒天下之大不韪的文章后唾沫横飞的跟帖；主要是觉得好奇：小小墓碑，如何篆得下这位不倒翁赫赫一长串连通五代的官名？——
他的碑上，到底刻的是哪朝哪代，哪个职位？
后周显德元年初夏，公元954年，七十三岁的冯道终于走完了他那连自己也不敢想象后人将如何评价的一生（他在自叙里，也留下了一句无奈而不祥的哀叹：“知之者，罪之者，未知众寡矣！”），走入了那块神秘的墓碑背后。
也许是修史人对冯道的厌恶，正史没有留下多少冯道死时朝野的反应，不过是例行的辍朝、封赠、追谥。但还是留下了一些无法掩饰的痕迹：据说他出殡那天，纸钱撒得让路旁的树都成了白色的；欧阳修的《新五代史》更是不得不记下了这么一笔：“时人皆共称叹，以谓与孔子同寿”。
纸钱没说定是百姓自发撒的，但对于一个如后人所讥，是个朝秦暮楚、反复无常的小人贰臣，是谁也不会想到拿他的寿数与孔子相提并论的——那岂不是大大亵渎了至圣先师吗？如此敢与孔圣类比的，后世好像只有魏忠贤，而冯道却是出了名的谦恭宽容，全无那种毒辣狂妄的手段。
对于鄙夷冯道的人来说，有场对话是他们津津乐道的。双方是冯道和辽主耶律德光。辽主问他：“天下百姓如何救得？”他答道：“这个时代，佛祖出世也救不得——只有大皇帝您救得”。听啊，多么的奴颜婢膝，多么的恶心肉麻！按后世那些直臣君子的做法，这个时候应该是昂首挺胸须眉倒立，给这些不知天高地厚的胡夷好好上一堂圣人如何胜残去杀兼济天下的中华大义之课——堂堂一国宰辅，岂能如此卑微丢脸？
多年后，同样处于是非旋涡中心的王安石，却以实干家的胸襟，深深敬佩冯道这一席话的良苦用心，简直是“诸佛菩萨行”。说这是“屈身以安人”，为了安定天下百姓，一身之荣辱早已置之度外了。
欧阳修毕竟是合格的历史学家，他还是在《新五代史》上记下了这么一笔：“人皆以谓契丹不夷灭中国之人者，赖道一言之善也。”
这次谈话，只是冯道一生中，尽自己所能，以安定乱世百姓的无数次努力中的一件。
史书还记下了他的其他一些即使是放入《良臣传》《循吏传》也毫不愧色的事迹：
小心而又巧妙地进谏暴躁的后唐明宗李嗣源，有机会便为这位行伍出身不识文字的皇帝宣讲儒家经书，希望他能收敛性子，兢兢业业体贴下民；
以自责为手段劝刘知远改正错误的律条以救护百姓；
在满朝文武对出使残暴无信的契丹心惊胆战时坦然领命，甚至领命后直接启程而不曾回宅咐嘱家事；
将契丹人掠夺而来的汉人子女赎身送还；
奖掖孤寒学子，大力提倡文教；
连天战火里，花大力气刻印《九经》，竭力保存文化；
每逢荒年就用自己的俸禄赈灾；
……
板荡的人世间，冯道使出浑身解数，力求使在他所能影响的土地上苦苦挣扎的百姓们，尽可能活得好一些。应该说一定程度上也做到了：起码后唐明宗时，史书上记载着“粗为小康”。
把目光稍微离开一下冯道，让我们看看那短短八十多年里，一茬一茬地在大唐帝国的废墟上来来往往的枭雄们吧。
有意思的是，无论他们用什么办法得到这个残缺的政权，也无论他们姓什么、属于什么族，只要他们的屁股下了战马，在坐上那把血迹斑斑的龙椅的同时，首先几乎都要做同一件事：
恭迎或者征召冯道。
发生过这么一件事。乾祐三年（公元950年），后汉隐帝刘承祐猜忌大将郭威并想杀了他，结果激起兵变。郭威率军进攻开封，刘承祐为乱兵所杀，皇位空出来了。羽翼已丰的郭威一心以为后汉大臣将拥自己为帝，可是见了冯道之后，居然发觉他一点表示也没有。他试探着向冯道行了礼，冯道竟然大咧咧地受了，郭威由此意识到夺位时机未到，只得暂且推别人为帝了。
冯道拥戴与否，差不多成了政权是否合法的象征。
仔细想来，这个现象其实合情合理。
政权，原本就得由皇帝和大臣共同组成。在皇位如野菇般朝生夕灭缺少可靠性的时候，反而是较为固定的大臣们，对这个纷纭杂乱的天下能起多一些的震慑稳定作用。流水的皇帝铁打的臣，只要不在兴替的杀戮中卷得太深，大臣们就如同滔滔洪流中的舢板，继续漂流，继续载人——
而皇帝只是舵手：舵手可以常换，舢板要重打一艘却是麻烦。
冯道，这时就是小小舢板不可或缺的沉重的铁锚。
也许在那个时代，登基时，面对脚底万民，玉玺、龙案、兵马、冯道，四者俱全，新主刚放下刀枪戈矛的手才会觉得好像又抓住了什么，才会有沉甸甸的稳定感安全感，觉得自己这才是真正的坐稳了。只有老臣顺服听命了，在子民们看来你才像是真正继承了那副烂摊子，才会绝了对前朝的念想——连多年的老伙计都不是继续干上活了吗？
而齐崭崭一色新人新衣的朝廷怎么看都像是草寇的山寨或是暴发户的店堂。
后来明成祖和方孝儒之间，以千百条人命了结的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