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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上英明，不理你，你就安分吧。从头学点圣人踏踏实实的学问，修心养性，倒也能成个汉子。可你养了十来年，到头来憋不住，换了个名，又是直接上书！
对皇帝你总得客气点吧，不过是八天没有理你，你陈亮就耐不住了，再上！上就上吧，可看你怎么说的：“我陈亮上书是陈国家立国之本末，开大有为之略；论天下形势之消长，决大有为之机。上书后待命八天未有丝毫动静，如此之事发生于承平之世尚且不可，何况如此紧急之时？君王如此，我担心天下豪杰都寒了心啊！”
到第三封书时，陈亮简直是要挟的口气了：“此书上奏，如果三天还未有答复，我陈亮立即渡江回家，终老田园！”意思是再不管你赵家天下烂摊子了。
对皇帝如此，在大臣面前，陈亮的倨傲狂妄可想而知。
当年虞允文看得起他，准备想办法给他搞个官做做，陈亮当众谢绝：“等虞丞相进取中原，我再来应试廷对，到时定夺一个汴京状元！”也不回头瞧瞧自己：你可连个会试都没中呢。会中才怪——会试你就老老实实按规矩写些程文吧，可看你写的什么？一篇篇都是谈论时事的策略——你真把考卷当成奏折了吗？
对虞允文，陈亮还算客气的。第二次上书后孝宗有所动心，安排了一次专门的都堂审查，相当于录用前的面试，领衔审查的是丞相级别的大臣，显见对他的期待。审查详情今天已经不得而知，反正很不愉快，个中原由在陈亮之后的上书中透露了一二：他称他有重开百年太平的计策，烂熟于胸，只是这关乎国之根本，是国家最高机密，只能对皇上面谈，所以会审时只是略微提到一点；可饶是如此，“二三大臣已相顾骇然”——言下之意，这干庸人哪里配听我陈亮胸中谋略！
对奸邪之辈，他更是毫不掩饰的鄙夷。入了《宋史·佞幸传》的大臣曾觌，猜测陈亮可能要被录用，连夜前来拜访卖好。陈亮做得很绝——竟然翻墙跑了。
这种人注定是没有好果子吃的。
那些被陈亮一次次刺痛，恨陈亮恨得牙痒痒的人，一有机会就捏他的事，拆他的台，好几次生生坏了孝宗要试着用用陈亮的念头。再说陈亮也太不检点了，总是有那么多的把柄给别人抓——也可能是他实在太不拘小节了吧。不过说来也不是什么大事，应该说简直和陈亮无关，不过是同席的乡人暴病身亡之类。可陈亮就是因为这些事一次又一次地被关到大狱里，一次次累得朋友门人四处托关系救命——他们知道吗，最想灭了陈亮的往往正是上层那些正人君子呢。
君子们见了陈亮实在是不顺眼极了。以那个太常少卿詹体仁来说吧，不要说无论什么场合，每回见了陈亮就扭头拍屁股走人，绝对不和他说一句话，就是平常见了陈亮的书信文章都会怒发冲冠，破口大骂邪说异端。
别说那些上层人物，就是乡里，那些颟顸的乡巴佬背后也对着这位陈秀才的脊梁骨指指点点，鼻孔时不时嗤几声。
连他学生辈的后生都写信来教训讥讽一番：“别人不来请问，你硬拉着人家衣角喋喋不休；不来请教，你硬上门高谈阔论。正如千钧之弩为了一只小老鼠而发动泄了气——就算真有一天你能出山，你到时还能剩下多少本事呢？”
时人后人笔记里，更是常常把陈亮描述成一个褊急、粗俗、鲁莽、官欲醺心、挑拨生事的人物（好在已有邓广铭等先贤辩得清楚，还了陈亮一个清白）。
在又一次被诬陷入狱，蹲了一年零三个月牢，多方营救终于获释后，陈亮的好友，永嘉学派学者陈傅良来了封信。他语重心长地劝陈亮：
“从此该把这些秦汉士大夫气收起，低头合眼杜门宴坐，享和平之福。”
陈傅良确是个博学的大家。“秦汉士大夫”这几个字，说到了陈亮的骨子里。
且不说秦汉时的任侠、气节吧。这个秦汉，他说的是不是指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前的秦汉？百家杂陈时的秦汉？
他是不是在怀疑，陈亮，还能不能算是一个儒家学人？
对于儒生视若神明的《论语》，陈亮说：
“《论语》不过是普通的学问罢了！学者想学些透彻通达的东西但是得不到，只好取些似乎是微妙的言论研习，觉得有点感悟了便下了定论：‘只有这才是精妙的东西啊！’如此即便终身苦读，也找不到方向而会深陷荆棘丛中不可自拔。”
对于已经列为亚圣的孟子，陈亮对他几乎已成定论的性善论也有异议：
“亮以为：才有人心，便有许多不净洁！”
他高卷起裤管，一脚踩入了千百年无人敢涉的禁区，为受尽儒家压迫歧视的商业平反：
“亮以为：农商一事也！商借农而立，农借商而行，求以互补而非求以相隔！”
他甚至还敢为当年被圣人周公诛杀的纣王之子武庚翻案：在自己编著的史书《忠臣传》里第一个收入，说武庚是纣王的孝子，殷商的忠臣！
……
这么多“亮以为”，如一道道带火的鸣镝，呼啸着向高高在上的一个个法相庄严的偶像疾射而去。
如果说以上那些狂论不过是像孝宗皇帝说的，“秀才醉后妄言”之类，只是些不知天高地厚的奇谈怪论的话，那么，他对《孟子》开宗明义第一篇，君子应该只言仁义不言功利的说法进行的大胆辩驳，惊动了理学宗师朱熹。
对这被董仲舒提炼归纳为“正其宜（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正气凛然的定语，他的“亮以为”是：“功到成处，便是有德；事到济处，便是有理。”凡事做得成功了必定自合天理；若是做得糟糕了，肯定是你的道理有问题——哪里来空洞无用的理；更哪里来只要正襟危坐，便能救天下于水深火热的事！
那些只讲动机不干实事的腐儒，自以为得了圣人正心诚意之学，实际不过尽是些风痹不知痛痒的蠢材！
朱熹，这位智者敏锐地嗅出了陈亮身上那一股越来越刺鼻的硝石硫磺之气。
他担忧了，为了作为他曾经很赏识的，曾经誉为“奇伟不常”的朋友陈亮，也为了圣教，他都有必要拉这位歧途中的奇才一把。
早在认识陈亮之前，朱熹就看到了传承千百年的儒学正面临着绝大的危机。
儒学其实在东汉末年就已经发生问题了。连年残酷征战，谁还顾得上那些酸溜溜的仁义道德？曹操不计德行唯才是举，更是当头重重地给了儒学一棒。尽管后来儒学以其强大的生命力汉化了胡族，重开了大唐盛世。可谁不清楚多年的苦难令得慈悲的佛教在中华大地上牢牢地站住了脚，开枝散叶，隐然成为儒学一大强敌？安禄山后持续的动乱割据，不就是儒家忠孝学说失去效力结出的恶果吗？
本朝太祖太宗圣明，重视文事，大批的学者喷涌而出。可谁有谁的说法，谁也不服谁。洛学、关学、蜀学、新学……人言言殊，反倒搞得天下学子无所适从，也必然乱了政纲——谁说大宋靖康之难尽是因为武臣窝囊？
朱熹觉得从孔孟传下来，经过二程先生，交给他的圣教——起码他自己这样认为，目前面临的无序凌乱，正等待着他去重新整理。他得斥尽伪学，还圣教一个光明正大的威信尊严，再一次让在争吵纷乱中式微的儒学成为天下唯一大道。
他苦思几十年，终于自信完全领会了圣人的微言大义。他更透彻地体会到了二程先生说的，那个一直隐藏在万事背后，宇宙间至高无上的根本：“理”。
只要学子通过研究万物自己印证出这个“理”，依理去做，自然堂堂正正，中规中举。凡事只要讲个理，有了理，效果如何，完全不必考虑。功利和道义完全是两回事。这便是孟子说的：即使只要杀了一个无辜的人就能得到整个天下，能有利于整个天下，真正的儒者也是绝不会做的。
而陈亮却凡事定要讲个结果，硬说要是结果不对肯定是其中的理有问题。他还一口咬定，义、利、王、霸通通是个不可分割的一体。
用双鞋来比喻吧。如果说儒学是一双从董仲舒时就被套上的鞋，在漫长的路途中，穿鞋的人慢慢长大了，越来越觉得鞋子不合脚，勒得难受。朱熹的方法是：竭力催眠自己，使自己相信，天下只有这双鞋是唯一可以穿的，绝不能脱下——而且他还要为这双越来越紧的鞋牢牢地再裹上一层布。疼痛只能怪你自己的脚长得不合鞋，忍吧，久了你自会发觉这双鞋的妙用了：穿惯此鞋，从此定然规规矩矩，不会走斜了路。再说鞋和走路本来就是两回事嘛。而陈亮却认定不舒服的鞋就不是好鞋，使劲在鞋里挣扎着脚趾头，想搞出个破洞透透气——甚至还想脱了这双鞋四处看看，能不能再造一双合适的呢？
朱熹认为陈亮学习的第一天就已经错了：怎么能轻视圣人的经书，从那些琐碎凌乱的史学下手呢？心中没有一个正确的根本，如何理得清世间万事？
但朱熹很清楚陈亮的学说如果盛行开来会有多大的危险：从儒家肚里打将出来的学说最是可怕。外来的打击最多是皮肉伤，但事功学派流传却会引起人们对儒学的根本——道德——产生怀疑。而他一生最终的目标就是修补强化这个已经有些松动了的最高道德：理。他甚至把陈亮学说看得比那个粗疏空洞，他喻为“禅”的陆九渊的“心学”还害人：“陆九渊的禅学，学者摸索久了，无可再进，自然会掉转头来学习正道。而陈亮的功利学说，学者一学便有成效，太令人担忧了。”
就像金庸《笑傲江湖》里写的，修心多年的气宗，遇到无拘无束、睁大眼一心寻找对手招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