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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看到的现实是：对外堵不住、对内禁不了这样令人绝望的局面。
禁烟，并不是从道光开始的。远在雍正年间，朝廷便敏锐地感到了这种神秘黑土的威胁，发布了禁烟律令。乾隆、嘉庆更是一朝严过一朝，道光更是几乎成了禁烟皇帝。然而一百多年的禁烟，效果如何呢？
雍正七年（1729），岁入鸦片200箱；
乾隆三十八年（1773），岁入鸦片1000箱；
……
到道光十四年（1834），这个数字到了21885箱！
不想对广州伶仃洋上繁忙公开的鸦片走私活动做令人愤懑的描写，只想说几个事实。当时谁都知道这行情：一箱鸦片400元，其中150元是打点上岸的通行费；林则徐之前，广州官员不收受鸦片银子的几乎一个也没有，连日后因全力协助林则徐禁烟而成为民族英雄的邓廷桢也不例外；林钦差禁烟的消息刚传到澳门时，鸦片贩子没人惊慌，只是根据多年与大清官员打交道得出的“风声越紧、胃口越大”的经验，开了个会讨论搞定林钦差“三十万两是不是够了”……
朱樽他们说得很简单，这不过是纲纪问题。没错，不过是纲纪，但只是广州的官员贪得无厌吗？谁不知道，万里外，京中的大人们恶狼似的眼睛狠狠地盯着这项来得容易的银子，一刻也舍不得离开呢？你广州官员谁敢不乖乖孝敬一份？除非你不想呆下去了——朝里随便给你下个绊子就足够让你掉了顶戴。
被鸦片染得漆黑的银子，通过广州官员四处编织的关系网，与鸦片的迷烟一道，迅速地流遍天朝的每个城市每个角落，甚至天子脚下。
其实烟毒发作前，大清帝国就已经被银子的毒迷入膏肓了。只用说一件事。道光想扭转风气，厉行节约，带头穿补过的衣服，结果导致市面上有补丁的衣服贵过新的——大臣们为了讨欢心谁都穿得破破烂烂的，使得金銮殿有时简直像丐帮总舵。一日，道光指着一位大臣的衣服问打这个补丁用了多少钱，得到回答后长叹一口气：“到底还是外面便宜啊——朕这个补丁，得花五两银子呢！”银子的诱惑使得人不顾性命，连皇上身上都敢肆无忌惮地刮钱了。
如此形势，谁有神通，能整顿被银子腐蚀得腰酥骨软的整个天朝的纲纪呢？
如此官场，再轰轰烈烈地禁烟，不过也只是为贪官污吏再立些名目巧取豪夺罢了。哦，不仅仅是贪官污吏，还包括所有靠鸦片银子获得或维持职位的官员。
还能寄希望他们禁人吸食吗——那岂不是自绝财路？
什么礼义廉耻、什么清正廉明，什么也敌不过白花花的银子！何况几句轻飘飘整顿纲纪的口号？——还不是越禁贿赂越多，越禁官场越坏，越禁鸦片越烈？
一位西方学者的记录不得不使人怀疑林则徐的禁烟，撇开道德因素，对当时整个中国的实际效果究竟有没有后世印象中那么巨大：广州严禁鸦片之时，“沿海各地非法运销鸦片的船只，大可以说，几乎与此前任何时代一样的多，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据说广州之外，很多官吏甚至趁着严禁后鸦片价格下跌大肆收购贩卖，利润比平日翻上了几番。
对现状越是了解，便越是失去禁烟的信心。横竖禁不了，为什么不干脆正视现实，大大方方管起来，起码可以有所控制呢？
二十多年后，一位一直冷峻地关注这种罪恶贸易的西方思想家，提到许乃济时，称这位小小的官员是“中国最有名的政治家之一”。
他就是马克思。
马克思称许乃济是当时“中国最有名的政治家之一”，应该是指他对当时清廷的腐败现实看得比大多数人都清楚。而郭嵩焘的感慨，却是痛惜道光君臣错过了一次避免这场颜面扫地的战争的机会。或许还有不少人也会这样想：是啊，当年若能用了许言，自己生产鸦片，外人无利可图，自然无趣，灰溜溜回老家，哪里来的纠缠、哪里来的争端？
而你看如今，当年多少有些遮遮掩掩的鸦片贩子，干脆大摇大摆地公然用军舰运送鸦片了！大清上下，谁敢说个不字？
能说林则徐禁烟不力吗？虎门销烟时，不是连不信清政府会烧掉一斤鸦片而特地来参观的几个美国人都心服口服了吗？回去更是在报纸上热烈赞扬：“除此之外，我们还能找到更好的证据，证明异教的正义战胜基督教的腐朽吗？”
当然，如前文提到，林则徐的力量只能作用于天国的一隅——是这天下林则徐太少了吗？多上几个又会如何？
只要上天再赐予三五个林则徐，必然能够把烟销得更加干净、更加痛快！
痛快自然痛快，代价呢？可怜只有一个林则徐，只在国门内销了一回烟，便因此燃起了战火，天朝立时由云端直坠入泥淖，任人无情地践踏！
然而，那时若是用了许言，果真会像郭嵩焘设想的那样，有可能避免这场战争吗？
这也只是个一厢情愿的假设。
当世界发展到资本主义时代，精力旺盛满地球发泄的大英帝国，绝不允许中国这么大的市场高高空悬在天上。就算日不落帝国有朝一日夕阳西下，新起的强国，也一样要把中国扯下来，狠狠从中国的口袋里压榨银子。
商人能走多远，就希望把买卖做到多远。当终年在波涛里飘泊的冒险家历经千辛万苦，终于踏上这个被马可波罗形容为遍地黄金的国度时，他们的激动可想而知——感谢上帝，居然为我们留下了这么一个广阔无边的发财宝地！听听他们打得震天响的如意算盘吧：
“如果四亿中国人的衬衫下摆都加长一英寸，我们的工厂能忙上几十年！”
“如果中国人每人用一顶睡帽，英格兰的工厂就来不及生产了……”
更有人乐观地估计，只要一部分中国人学会用刀叉吃饭，那么他将赚……
还有人认为中国再独特，音乐总无界限吧，于是天真地不远万里运去几百架钢琴……
我没找到有关的记录，以记载究竟有多少在生意场上滚打多年的西方商人在大清冷漠的国门前碰得头破血流，但我怀疑由此破产自杀也应该很正常，因为长袍大褂留辫子的中国人似乎什么也不需要——刀叉睡帽钢琴什么的统统都是废物：我们有自己舒适的土布、灵活简便的筷子，更有古韵悠扬的筝笛琵琶。
倒是遥远的西方，越来越离不开这片古老土地上出产的叫“茶”的神奇叶子、还有那早已如雷贯耳的丝绸。于是尴尬的局面出现了：这些万里迢迢抛家别子赶上门来的商人，居然是巴巴地给大清帝国送银子来了！
1792年到1807年间，英国从中国进口货值达2700多万镑，而输入中国却只有1600多万镑。英国的国库觉得有些空荡荡了，不能老做亏本生意啊。
扭转这局面的也是一种植物：罂粟。西洋商人终于找到了中国人最需要的东西：快乐。没错，是快乐。中国最缺少的就是快乐。尤其是在社会底层挣命的百姓，廉价的鸦片是他们所能消费的唯一快乐。昏暗的油灯下，用长长的竹管深吸一口，满室云雾顿时带着人间的苦力登上了极乐的天堂。当然，鸦片不仅仅能够忘忧，也一样能为整日无聊透顶的士大夫营造美妙的仙境。
毕竟，与那些蒸蒸日上的新兴帝国相比，老迈的中国太缺少安慰和刺激了。难道还不厌倦吗：兴，百姓苦，亡，百姓苦，一轮轮的循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一天天的重复；读不出头的经史子集，亲近不了的仁义道德，一辈辈改变不了的绝望！
于是这些貌不惊人的黑土，渐渐发挥出了可怕的威力：据估计，仅1800年到1838年，中国在鸦片走私上被掠走的银元便有三到四亿之巨！而鸦片贸易收入，一度占了英国整个财政预算的十分之一。
英国已经越来越依赖这项来自东方的黑色财富，难以想象，有朝一日中国如果断绝了这条源源输送黑色血液的粗大毒脉，将会给英国带来多大的困难。
酒足饭饱腰包丰盈，才会有彬彬有礼的绅士；饿极的汉子是什么事都做得出来的。我们的祖先有句老话：“匹夫无罪，怀璧其罪”，对于靠商业为生的国家，你有这么多的财富，不与我做生意，不让我发财，便是罪过！有罪，便得惩罚！
英国人底气十足，还因为他们早发现了所谓的天朝不过是只纸糊的巨大狮子。1794年，当肩负与中华帝国商谈互派使节、平等贸易的使命，却被不由分说插上“朝贡”大旗的马戛尔尼黯然回国时，在日记里写到：“中国军队似乎未必可用”；他的后任，驻华贸易首席监督律劳卑勋爵，在被清政府驱逐后致信外交大臣巴麦尊：“三四艘快速帆船和双桅船，加上一些可靠的英国士兵，就可以取胜，容易程度甚至超过了对西印度洋群岛中一个无名小岛的占领”；一位传教士说：“英国一艘护卫舰就可以击溃中国海军的一千艘兵船”；更有人讥笑，与其说中国的枪炮是武器，更不如说是“烟花”……
够了！巨大财富的所有者如果被人看穿其实孱弱无力的话，早晚要引来强者争夺。这种争夺发生于两个国家之间，就是战争！
许乃济提议的做法，也许能暂时缓和矛盾，延迟冲突，但绝不能避免这场注定的战争。最有力的证据就是当广州禁烟的消息传到伦敦时，在报纸上林则徐被描述成了一个“拥有几千亩罂粟种植园”的大鸦片贩子。因此很多人义正词严地催促政府对中国动武以打击这种不正当竞争。由此可以推测，如果清廷真按许乃济的做法，这些“夷人”绝不会甘心因鸦片“之利日减，迨至无利可牟”，从而老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