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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三岁孩，亦知其诈！尽管洪秀全本人，当年科举落第病中梦上帝召见后，可能一直相信自己真是天父第二子、耶稣之弟，可你杨秀清怎么会是天父附身呢？当年承认你代言天父，实在只是形势所迫啊！再说即使天父借你身传过话，也不会老这么絮絮叨叨颠三倒四不给自己儿子留面子啊！你小子看来是真昏了头了，还想和我平起平坐？甚至，你竟敢想……
天父天兄什么的，更多时候仅仅只是手段。后来李秀成在供状里说得很清楚：“天王号为天父天兄天王之国，此是天王之计，云天上有此事，瞒及世人……我等为其臣，不敢与驳，任其称也……”聪明人彼此心照。
这点杨秀清应该最清楚，可他送命正是因为玩手段过了火。
宣扬神鬼附身，在古老的中国，特别是愚昧的偏远乡村，自古以来就是一种很有效的聚众手段。号称神灵下凡领头造反，也不是从洪秀全开始，历朝历代农民起义背后，多多少少都有些神道的影子。从摩尼教弥勒教到白莲教，源远流长，时不时喊出“弥勒降生明王出世”的口号兴他一阵子。衍生的小帮派纷纷纭纭数不胜数，后来的义和团，更是发展到了极端，满天神佛统统下界，连小说里的齐天大圣鸿钧老祖都上了身。
不管洪秀全自己是不是坚信那一套，从客观效果看，利用天父天兄聚集大量民众，他是成功了。经过五年组织发动，到1851年，以紫荆、金田为中心的拜上帝会势力已扩展到10个州、县，起事时会集金田的男女老少多达2万之众。
有了这个基础就好办了，从此队伍骤兴，迅速壮大。天父天兄还是一样宣扬，有此大众，更易于裹胁。队伍所至，如李秀成供状云：“凡拜上帝之人不必畏逃，同家食饭”，那么不信教的呢？太平军屯扎一处，便“将里内之粮食衣物逢村即取”。转拜一个神便可吃别人，不信则被人吃，有几个憨头转不过弯来呢？可是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啊，太平军还有一招，供状中还有：“临行营之时，凡是拜上帝之家，房屋俱要放火烧了，寒家无食，故而从他”，断了你的后路。
“乡下之人，不知远路，行百十里外，不悉回头，而后又有追兵”——
从此死心塌地，随着天王打天下去了。
1853年3月19日，太平军攻克南京，在此建都，称天京。
鸦片战争后，内外的压迫，经济的破产，使得教门会党满天下，什么白莲、天理、八卦、天地会、捻党、青帮，有案可查的据说在百种以上。然而大都只是局部小打小闹，能在短短两年时间转战半个中国，攻克除北京外第一重城的，却只有洪秀全的太平军。
能有如此战果，正是因为他们通过了那个绝大多数帮派过不去的瓶颈：聚众之后，怎么办？是啸聚山林劫富济贫、痛痛快快地大碗喝酒大块吃肉；还是转战天涯，四海为家，打哪算哪？还是……
一开始，洪秀全目标就很明确，此举不做山贼也不做流寇，而是“奉上帝圣旨、天兄耶稣圣旨下凡，作天下万国独一真主！”1852年，太平天国发布《奉天讨胡檄》，斥责清廷：“凡有水旱，略不怜恤，坐视其饿莩流离，暴露如莽……又纵贪官污吏布满天下，使剥民脂膏，士女皆哭泣道路……官以贿得，刑以钱免，富儿当权，豪杰绝望”。——眼光没有丝毫游离，你我誓不两立：剑指紫禁城！他的使命，就是率太平天军，扫荡这“阎罗妖”的世界，建立一个“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天下男子尽是兄弟，天下女子尽是姐妹”的人间天堂。
撇开天父天兄，仅仅是“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于水深火热中的贫民，便已是巨大的诱惑。太平军迅速壮大，绝不仅仅是因为宗教和裹胁。
有政治目标，只是第一步。难得的是，天国在短短时间内，创建了一套详细的官制军制。王、侯、六官丞相、殿前检点、殿前指挥、将军、总制、监军、直至两司马，共十六等。军队则依《周礼》组织，以军为基本单位，编13156人：军设军帅，辖5个师；师设师帅，辖5个旅；旅设旅帅，辖5个卒；卒设卒长，辖4个两；两设两司马，辖5个伍；伍设伍长，统4个圣兵。如此将不久前还握着锄头在地里刨食的农民严密地组织成规范的军队，军纪严明，训练有素。
能聚众，有组织，有顺应民心的目标，更有天父天兄，从此兵锋势不可挡。
立都之后洪秀全很快颁布了实现想象中大同世界的纲领：《天朝田亩制度》，号召天下一家，有田同耕，有饭同食；同时禁缠足、禁娼妓、禁鸦片、禁买卖奴婢；又忙着北伐西征——
一时大做起来。
怒吼声里，暮气沉沉的中华大地在血泊中种下了一粒天堂的种子。
咸丰再坐不住，满头的冷汗。清军精锐几乎倾国而来，在南京东郊和扬州外围建立江南、江北大营，将个天京钳得严严实实的。
然而清廷别说八旗军，连后起的绿营都早已软弱不堪——当时最有名的将军向荣简直是率他的绿营兵从广西一路把太平军送到了南京。现在更是节节失利，一时间心惊胆战，只能坐视太平军进进出出，束手无策。消息传来京师大震，据时人记载：“官眷出城者约有四百家，崇文、宣武两门外官宅十空六七……西客收账，商贾歇业。”（《漱六山房全集》卷九）
危急时刻，曾国藩的湘军兵勇一万七千余人水陆并进，大举东征天京。
胜胜负负，十几年厮杀，天国到底还是让曾国藩给绞杀了。
洪秀全起事之初便堂堂正正地打出了种族革命的旗号，号召天下驱逐满清异族。《奉天讨胡檄》辟头就是：“天下者，中国之天下，非胡虏之天下也”；接着血淋淋地揭开了汉人的伤疤：“慨自有明失政，满洲乘衅混乱中国，盗中国之天下，夺中国之衣食，淫虐中国之子女民人……满洲之众不过十数万，而我中国之众不下五千余万。以五千余万之众受制于十万，亦孔之丑矣！”最后大声疾呼：“顺逆有大体，华夷有定名”，大伙奉天讨胡去也！
曾国藩是汉人，饱读诗书，被称为一代理学名儒。而千百年来，圣贤经书最大的原则之一就是谨守华夷之大防：前朝亡国之痛、薙发之辱在众多士人心灵深处日夜抽搐；反清复明的斗争伴随整个清朝始终从未有过片刻停歇。
清廷对汉人也是不改初衷地猜忌，兵权政权牢牢捏在满人手里一刻不放松。即使是全赖曾国藩死命镇压太平军时，也始终不能打消疑心，仅给空衔不予实权。一次曾国藩为了调军筹饷方便请求朝廷授予巡抚头衔，咸丰还是拒绝了。尽管后来曾国藩终究登上了高位，但重兵在握的汉人，永远是清廷的心腹之患——这点曾也很清楚，天京一下，立即筹算着解散湘军。
既违圣人大义，异族朝廷又是如此猜忌，为何曾国藩还是如此卖命，竭力镇压自己的同胞呢？
是不是，曾国藩认为，洪秀全走的路子比爱新觉罗的统治还危险呢？
曾国藩率军东征之时，发布《讨粤匪檄》，沿途张贴。檄文金刚怒目须髯戟张，谓洪秀全之乱“荼毒生灵百万，蹂躏州县五千余里”，欲使“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如此千钧一发之际，“凡读书识字者，又焉能袖手坐视、不思一为之所也？”
按理奉命讨贼，理应先说皇命正统，但曾国藩只是在檄文最后，才象征性地说了几句皇帝的好话：“今天子忧勤惕厉，敬天恤民，田不加赋，户不抽丁”云云，而前文却早已垫过，此举“不特纾君父宵旰之勤劳，而且慰孔孟人伦之隐痛；不特为百万生灵报枉杀之仇，而且为上下神祇雪被辱之憾”——不仅于君，于义于民，皆应讨粤匪。据说有人建议他行文中加入“大举义旗，以申天讨”，但曾国藩没有采纳。
很明显，曾国藩刻意淡化了敏感的民族问题，而是明明白白诏告天下，勤王护国倒也罢了，更重要的，我曾某人此举，正是为了捍卫数千年的礼义人伦、孔孟名教！与其说湘军是支勤王之师，倒不如说是一支卫道之师、护教之师！
太平天国对数千年一直高高在上的孔孟名教实在也糟蹋得够了。
大旗方举，宗教的排他性和科举不第的怨恨相结合，天王便下诏宣布四书五经为“妖书邪说”，下令“凡一切妖物妖文书一概毁化，如有私留者，搜出斩首不留”，斩钉截铁，不留丝毫余地。一路征战，逢庙便焚，见像便捣，对儒典儒经，“非付之一炬，即用以熏蚊烧茶，甚至遗矢后用字纸擦之”——数千年来，孔孟大道几时遭此大辱？
即便是当年凶悍如李自成张献忠，也不敢如此冒犯圣教。
没有一种文明是永恒长生的，孔孟之说也不是万世真言，永远得受人顶礼膜拜。尤其是国门被洋人轰开之后，一连串的失败屈辱，更是激起一些醒得早的人回头看看自身来路，检讨自己依据的道理是否已经过时。然而，对于根深蒂固几千年的中华传统儒家文化，不是简简单单说过时了就可以重新转换的，何况，洪秀全等的态度是不分青红皂白一棍子打死：什么孔孟圣道，统统都是妖孽！
要让世世代代浸溺在儒教中的中国人，硬生生扭转头来，皈依一个陌生的所谓天父上帝，这简直是痴人说梦。
也许在社会底层，会有一些人能毫不费力地做到：民间原本很多人是见神便拜的，管你是仙是妖是佛是道，多烧香多磕头总不会错。可他是命你烧尽其余只拜一个呢！懦弱善良的百姓，有几人敢为了一个面生的不知法力如何的洋菩萨而得罪尽满天神佛呢？而对一生出息都得从故纸堆里讨的读书人来说，这简直更�